鮮卑時代（一）破曉

西元四世紀，從五胡亂華到蒙元一統，第一個鮮卑主導的邦國前燕到西夏亡國，鮮卑人建立了十餘個國家，隋唐皆繼承代國法統（西晉封拓跋氏於代），以後的遼宋夏也深受鮮卑影響，宋時的國際體系就是鮮卑體系的延續，遼夏繼承了鮮卑部落的傳統，而宋則繼承了隋唐帝國的法統（隋唐大一統帝國是雙核國家，一方面繼承了鮮卑法統，另一方面又是漢晉帝國的繼承者，有著深刻的南朝烙印）。

鮮卑人一直仰慕漢晉文明，從孝文帝改革到耶律阿保機用劉氏爲漢姓，可以看出鮮卑的這種仰慕並非作僞。鮮卑之所以如此迷戀漢晉文明，和鮮卑酋長出身、處境類似漢晉君主有很大關係。鮮卑本是大鮮卑山兩側牧馬射獵的部落，在北匈奴式微之後、南匈奴一息尚存之時稱霸草原，嚴格意義上不算是匈奴的繼承者，對匈奴的法統存續構成了挑戰（這一點從鮮卑及其後草原君主稱號由單于變爲可汗可以看出，突厥蒙古等行國並未繼承匈奴傳統）。鮮卑人由遊獵部族轉變爲草原部落不到百年，就佔據燕代，面臨從行國到定國的轉化，部落組織形式向封建貴族武士主從關係轉化，在短時間內連續轉型，必然會影響到鮮卑自身意識形態的建構。劉邦出身魏國，早年打算投奔信陵君，在秦末大亂之時投入項梁麾下，後受封漢中，成爲楚國的封臣，如同鮮卑酋長從深山到草原的遷徙過程，輾轉於淮泗、巴蜀，最後定都關中，完成邦國到帝國的轉型。鮮卑由遊獵土酋到封建君主，與劉邦從亭長下士到一國之君的歷程類似，鮮卑稱霸草原，正如同漢王雄踞關隴，都是異地爲王，漢王雖不是楚國出身，但是對義帝忠誠無須質疑，鮮卑初入中原時爲晉室藩屬拱衛邊疆也是有目共睹。齊楚士族內遷之後，面臨從原本道墨主流文化區進入儒法社會的文化差異，而鮮卑人進入中原，也意味著同時接受儒法、佛道思想，原有的薩滿文化將受到嚴重衝擊。正是由於鮮卑人的處境和漢室如此相像，再加上漢晉文明確實要遠比鮮卑來的發達，鮮卑人才如此仰慕漢晉文明。

西元四世紀漢晉文明衰退之時，恰是帝國上層完全儒化之後，原先內遷的齊楚貴族在西漢已經儒化，新來的吳越公族也是在不斷儒化。但是在吳越本土，儒化跡象不明顯，像是王充這種對儒學的反動，恰好證明吳越人在整個帝國結構裏是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後來孫策周處這些人就是這種儒化不到位的產物。這樣在五胡亂華的關口，上層的齊楚貴族的後代就退回齊楚偏東南的老根據地，定都在楚地和吳越交界的建康（這個定都也是有講究的，上層畢竟是楚人主導，不能太遠離楚地，同時也要汲取吳越的養分）。群雄並起之時，晉室採取了拉攏邊塞蠻族，打擊流寇與蠻族帝國的策略，鮮卑正是被拉攏，並逐漸得到朝廷對割據的承認，向封建邦國演變。當時對朝廷威脅最大的是匈奴建立的劉趙、胡夏之類小帝國與羯胡、成漢一類流民、流寇及其建立的政權。小帝國如匈奴殘餘胡夏及石趙，有取代晉室的野心，實行嚴刑峻法，翻版的暴秦軍國主義，同時威脅朝廷和諸侯。流寇四處流竄，不事生產，破壞經濟，是爲階級敵人，威脅土豪與門閥。而鮮卑所建的燕代諸國，地處偏遠，疆界穩固，加之野心不大，在初期與朝廷有共同利益，便是打擊流寇與身爲秩序挑戰者的新帝國。

鮮卑分爲三部：東部鮮卑，中部鮮卑，西部鮮卑。東部鮮卑的慕容部、段部是最早進入中原的，西部鮮卑的拓跋氏則緊隨其後。以慕容燕國爲例：慕容氏最初是朝廷的得力助手，幫助擊敗了割據遼東的公孫氏（鞏固了大一統），八王之亂以後割據薊遼，也是向邦國轉化，但是擊敗石趙，一統關東就成爲新的小帝國。特別是鮮卑政權得勢後，便忘乎所以，慕容氏效仿石趙稱帝，正是這一表現，與氐秦同時稱帝，進一步打破了原先北地脆弱的平衡，甚至造成北地短暫大一統局面，其後北魏稱帝也不是大驚小怪之事了。如果說劉趙、胡夏等胡漢分治的國家類似二元制的奧匈帝國，那麼慕容氏的燕國就是一個小號的莫臥兒帝國，尤其是早期並沒有執行胡漢分治，最爲接近原先的中央集權體制。可以講鮮卑進入中原對於中原的逆中央集權和封建化有利有弊，利是打擊了流寇和僭越的各蠻族帝國，弊是鮮卑也抵擋不住稱帝的誘惑，而且其完成了秦漢以後新的大一統，打破了北地戰國化的趨勢，郡縣制的陰影重新籠罩了北地。

如此，鮮卑諸部特別是慕容、拓跋部在遼、代等地逐步立足，登上東亞大陸的政治舞臺，從蠻荒開始追上了文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