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只红包说起

9月末的一个工作日，我带着老妈去上海某知名大医院复诊。

年初我老妈做了手术，到了该复查的时候。那段时间我比较忙，最多只能抽出一天时间，而往返沪宁，路上至少耗费6～8小时，如果我像往常那样挂号排队，等医生叫号，痛苦指数少说七级，还不一定能当天返回。

显然，与医生约好时间，绕过常规就医流程，直接去他办公室---而非门诊室---求诊是最佳路径。当然，大多数病人不会这么做，他们或者无法准确get到医生的行踪，或者医生压根不会理他们。

我那天很顺利，中午抵达医院门口，简单用餐，下午一点准时出现在医生办公室。解释病人半年来的恢复情况，医生查看本地医院给出的磁共振影像报告，嘱咐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护理细节，甚至以后的饮食和康复建议，面面俱到，非常仔细。

两个小时后，我们就驶上了返程的高速公路。

如此顺利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们与医生建立了私人联络管道。但凡涉及较为复杂的病况，与医生打交道不得不超过两次的，我都采用这种方式。这样复诊的时候，就可以拨开围绕在医生身边的繁复流程，直接走到医生面前，省时省力。

唯一不能省的，是一个红包。如果愿意花些心思适当维护一下关系，比如节假日的问候等，无疑会锦上添花。

这看起来蛮像求医攻略，但我想讲点别的，顺便回应我的小伙伴。我的小伙伴说，你不排队，还送红包，都在破坏规则。

好吧，从规则说起。规则是正常流程，查询医生的门诊日期，预约，按时去门诊大厅排队等候。然后幸运的话，排在前面的人不那么麻烦，医生的心情不算太差，你可以分到五分钟甚至更久的诊疗时间。

接下来呢，验血摄片等取得每一个表达身体健康状态的数据都不容易，医疗设备的数量永远跟不上化验单的数量，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在普通地级市的三甲医院里，比如B超和核磁共振机器前的病人队伍，每天都很长，当天能轮到检验并拿到报告足以使人心情大好。

嗯，磨掉一层皮后，在自助区打印出来报告，一看墙上的时间，医生已经下班，他的下一次门诊，可能在几天之后。

好吧，这个模式虽然低效，但对小痛小病，时间又多得用不完的人来说，也许可以接受。对比较严重的病情，以及车舟劳顿路远迢迢赶来就医的外地病人而言，时间、费用和精神折磨一下子可能攀升到无法忍受的程度。

这样的规则，可不可以想办法打破？我的理解是，一个规则如果限制我们行动和选择的自由，就是用来打破的。只要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怎么做都是可以的。

公立医院对医疗市场的笼*断以一刀切的懒人方式，给形形色色不同需求的人只提供一种选项。这是很不人性的方式，效用不同，我们对同一件商品愿意付出的费用肯定不同。比如我在这个时候，就愿意花更多的钱缩短流程，提升方便程度。而一个红包，包括你平时付出的感情投入，其实是给了一种不同于门诊排队的选项。

换句话说，红包作为一种手段，其实在悄悄地调节和分流市场。曾经一票难求的名医挂号窗口出现的票贩子，现在比较流行的医疗中介，包括技艺精湛的医生走穴，都在扮演类似的市场分流角色。市场行为并非随着强制统一的手段消失，而是以别的方式默默存在。有些人把它解读为破坏规则，有些人则看清楚了它的真实样子。

说到这儿，也许应该花点时间，说说我们的选择为何如此有限，就医过程又何以如此痛苦。公立医院和医生资源一直以来非常紧缺，与这国庞大的医疗需求极不相称。2017年《The Lancet》公布的一项研究中，有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中国每1000人平均拥有的医生数量是区区1.4个，普通人不太可能得到满意的医疗服务。注意，只是普通平民，权势者不用花红包，也一样能获得便捷高端的医疗服务，不在被同情之列。

仅仅这样还不够，本身已经少得可怜的医生数量还在进一步流失中。《TheLancet》还分析了2005年至2015年这十年间的卫生年鉴，发现25-34岁的医生比例从31.3%降至22.6%，60岁以上医生比例则从2.5%增加至11.6%。

这说明什么呢？医生年龄结构的变化，意味着一些年富力强的，正处在个人职业上升期的医生---因为有更多选择机会----正在离开医院。而年老的医生则被迫延迟退休，在本该颐养天年的时候，不得不继续留任以弥补年轻医者的缺失。分析各项公开资料后不难得出结论，医生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工作强度大、晋升缓慢、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与此相对的是，医生收入低、行业尊荣程度差。

下面两张简图显示了医生在2017年的平均每周工作时数和薪酬水平，可以立即感受到有股冷冷的风在耳边吹过。---- 数据来源于《智研咨询发布》。

我有好几个同学是医生，有时候聊天说起，无一例外，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从事医生职业。你看，医生这个职业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受欢迎。

在自由的医疗市场里，供需比例决定医疗价格，如果没有外来强制力量的介入，供需的动态变化会自然调整就医价格的变化。价格高了，自由资本进入，竞争者增多，不但医疗成本可能下降，人们可以选择的范围必然增多。就像酒店有三星四星五星，医疗也会形成不同的供给层次，有时间的人用低廉的价格，去候诊厅慢慢等候，没时间的人则有机会多花一点钱，找到最符合自己诉求的医疗服务。

本来那么美好的现象，在那只强制之手的压缩之下，如限价、抬高自由资本的入行门槛，慢慢地，就让去公立医院排队，接受并不高明的医治技术，变成了唯一的选项。

而管制和压价的后果之一是，有能力的医生精英在逼仄的条件下选择离开，供给数量进一步减少。这些更少的资源要应付如此庞大的需求，对医患双方都是漫长而痛苦的煎熬。医生的工作量巨大，限价之下，医院运营成本降到最低，不可能开出与医生专业匹配的薪酬。所以呢，在候诊厅排起长队，医生看病简单粗糙，医疗事故层出不穷，几乎是一定的。

人们很喜欢喊平等的口号，不知有没有人想过，自由的选择是平等的另一种表达。对，人们需要的正是自由交易的权利。资本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市场，为了赢利的资本，在进入后需开足马力做好产品（服务）直面挑剔的消费者，这又恰恰符合所有消费者的利益。大家各找各妈，按照手中钱袋子的大小去匹配相对应的医院，不是很好吗？而免费医疗（其实不免费）那个鬼，就是将决定权交给少数几个人（而非自己），除了供应低效之外，决策者自己拿走了最优质的资源，能留给民众的必然数量少而乏味。

一句话，只有在平等的自由选择下，才可能产生自愿双赢的医疗市场。不要再说医疗市场不能开放这样的傻话。曾有个说法很流行，说民以食为天，既然连粮食油盐蔬菜鱼肉都可以放开竞争，还有什么行业不能放开竞争呢？说不能放开竞争的，除了是真傻，就是很坏喽。

啰嗦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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