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网络渗透左右舆论，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作为互联网的起源地，美国利用其拥有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话语权等优势，对华输出“网络自由”理念，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 扶植亲美网络舆论代理人，左右我国网络舆论导向; 研发“网络自由技术”，突破我国网络关防; 把“网络自由”与我国网络审查制度挂钩，或与中美经贸合作捆绑销售; 结成价值观同盟，形成威胁我国网络安全的国际氛围。美国“网络自由”渗透形式多样化，导致我国国民信仰危机或信仰转移，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力受到冲击，网络意识形态争论频率加大并呈现网上与网下并行的态势，以及网络舆论管控难度加大。因此，应对美国“网络自由”及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揭穿美国“网络自由”的虚伪性、欺骗性，增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保障能力，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与预警体系，坚持一手抓“技防力量”、一手抓“心防力量”。
网络不受国别、地域、时空限制的特性决定其成为各国思想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平台，成为各国文化宣传、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阵地。美国利用其拥有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话语权等绝对优势，打着“网络自由”的旗号，向中国肆无忌惮地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对我国网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诋毁、攻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严重威胁着我国网络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一、美国对华“网络自由”渗透形式多样化
( 一) 对华输出“网络自由”理念，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
美国认为互联网同太空、海洋一样，没有边界，没有疆界，是“全球公域”，主张世界连接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动。众所周知，美国之所以推行“网络自由”，根本原因在于其利用掌控的互联网核心技术和信息霸权主义政策进行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
自从中国接入互联网的第一天起，美国就开始利用网络霸权对华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控制和干涉。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网民数量第一大国，美国更是进一步对华输出“网络自由”渗透理念，通过网络承载、传播的西方价值观影响以青年为主的广大网民，大力宣传推销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大肆传播和灌输色情、暴力、犯罪等腐朽文化思想，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企图诋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削弱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罗斯科普夫所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仅存的信息霸权国家，应该利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工具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1]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则直截了当地提出，对华施加影响和意识形态输出，要依靠诸如对中国青年和企业家阶层的信息传播等途径，以求对中国社会产生更强烈影响。[2]
( 二) 扶植亲美网络舆论代理人，左右我国网络舆论导向
美国不仅赤裸裸地对华推行“网络自由”渗透战略，还通过秘密利诱、收买等手段诱使我国国内网络所谓的“大V”“公知”“意见领袖”，成为网络舆论代理人，从而左右我国舆论导向。
网络“大V”“公知”“意见领袖”依靠其拥有的庞大的受众群成为网络舆论的中心节点，他们发布的言论或转载的信息往往迅速得到关注，设置的议题往往能够改变网 37 39782 37 14988 0 0 2666 0 0:00:14 0:00:05 0:00:09 2893舆论走向。美国雇佣造谣抹黑中国的网络“大V”“公知”“意见领袖”，就是借助这些人达到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张扬西方意识形态，左右我国舆论导向，进而影响我国政府决策。
随着我国政府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和反策反能力的加强，许多网络“大V”“公知”“意见领袖”的“表演”开始逐渐演砸，网民纷纷醒悟，美国民主价值观输出变得声名狼藉。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奥巴马和希拉里搞的民主输出和颠覆中国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不仅是极其错误的，而且会招来全世界对美国的仇恨，将正式终止“一切联邦财政开支里的民主款项”。[3]特朗普的发言人桑加利坦言，俄罗斯和中国在民主党这种美元收买网络“大V”的政治谎言下，愈发有更多人拥护执政党，这种做法只会损害美国的形象。[3]但特朗普并不是说搞舆论战没有意义，只不过他有一套自己的做法。同样，也不能说明: “狗粮”断炊了，那些极力造谣抹黑中国的网络“大V”“公知”“意见领袖”就会轻易消停。只有痛打“落水狗”，让其从此不敢在中国土地上卖国求荣。
(三) 研发“网络自由技术”，突破我国网络关防
加大“网络自由技术”研发力度，突破他国网络关防，是美国推行“网络自由”渗透的重要形式之一。例如，美国针对我国专门研发的“破网”( 又称“翻墙”) 技术，旨在突破我国网络关防，进行美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所谓“破网”，是指通过绕过相应的IP 封锁、内容过滤、域名挟持、流量限制等技术手段，突破网络监管所屏蔽的网站浏览境外网站，实现对网络内容的访问。
据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文档显示，美国极景公司研发的翻墙软件“无界浏览”( 简称“无界”) ，被指具有“FL功”背景。“无界”是在加密技术基础上，采用动态节点技术获取与境外网站联通的IP地址表，并通过该地址表与软件开发商“美国极景公司”的后台根服务器连接，从而达到访问境外网站的目的。“FL功”网站宣称，一些翻墙软件，如自由门和无界网络，是两家由“FL功”成员建立的公司开发的。[4]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0 年5月12 日报道，美国务院向“FL功”设立的软件公司拨款150 万美元，协助其研发“翻墙”软件。[4]
总之，美国与我国境内的FL功等反动势力内外勾结，遥相呼应，千方百计地研究“破网”技术，突破我国网络关防，通过捏造事实、造谣中伤、恶意攻击等手段诋毁我国的意识形态，企图达到弱化、消解我党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
(四) 把“网络自由”与我国网络审查制度挂钩，或与中美经贸合作捆绑销售
把“网络自由”与我国网络审查制度挂钩，是美国对华“网络自由”渗透的惯用伎俩。现实社会中没有绝对的自由，虚拟社会中也没有绝对的网络自由。网络自由的边界是法律，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没有不受法律监管约束、完全放任自由的网络。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国境内的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在享有网络自由的同时，也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依法对网络进行审查是国际通行做法，中国对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的网络内容进行审查是合理合法的。但美国往往把“网络自由”与我国网络审查制度挂钩，对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如，有美国官方支持背景的互联网巨头谷歌打着“网络自由”招牌，以遭到黑客攻击为由栽赃中国政府“幕后操纵”，进而攻击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并以此为由退出中国市场。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就“互联网自由”问题发表演讲，指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影射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公开支持谷歌玩政治把戏，干涉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
把“网络自由”与中美经贸合作捆绑销售，是美国对华“网络自由”渗透的又一重要形式。美中分别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的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两国经济相互合作，两国贸易互利共赢，不仅对于各自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全球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意义。但美国常常把“网络自由”与中美经贸合作捆绑销售，在对华贸易和投资中夹带“网络自由”私货，中国无疑正成为这种捆绑销售的一个主要受害者，中美关系无疑也将会受到重大影响。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进行限制，就是以阻碍“网络自由”“信息流动自由”为借口。美国财政部前执行秘书长泰娅·史密斯就对新华社记者坦言，美国把“网络自由”与中美经贸合作捆绑销售等某些贸易限制措施，“可能会使我们国内相关企业感到高兴，但长期来讲却会损害我们整个国家”。[5]
(五) 结成价值观同盟，形成威胁我国网络安全的国际氛围
美国不仅利用“网络自由”对华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还“维持在冷战时期形成的盟国体系”[6]，形成威胁我国网络安全的国际氛围。
随着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五战略空间”，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政治考量，结成价值观同盟，人为地夸大网络空间的整体、开放、无界和安全，鼓吹“互联网自由”“人权保障”，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依据本国法律对互联网的审查和管理加以指责，以争夺网络治理的主导权和绝对控制权。美国公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就是以西方集体利益为核心，体现价值观立场相近国家的网络“法治”观，如互联网使用应顾及“法治、人权、基本自由和保护知识产权”[7]等。美国和欧盟各国利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大会( Global Cyberspace Conference ) ———即伦敦进程( London Process) 召开之际积极开展“价值观外交”，鼓吹网络空间属于“全球公域”，反对网络空间属于“主权领域”; 鼓吹非政府行为体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反对政府主导的“多边治理”; 鼓吹西方主导的“一元治理文化”，反对平等协商的“多元治理文化”。为此，他们试图推动《欧盟网络安全战略》成为一项全球性的公约，并“另起炉灶”，企图在联合国框架外建立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体系，反对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主导作用。
二、美国“网络自由”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
( 一)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力受到冲击
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总体上出现向好趋势，但受美国“网络自由”渗透战略的影响，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力受到冲击。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力的掌控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意识形态安全的程度高低。虚拟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即时、自由、开放等特性，使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更趋激烈。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软件与硬件重叠交错，跨界影响，所有意识形态谱系都反映到网络上，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利益诉求的舆论场，成为国家之间、群体之间争夺的重要阵地。
互联网时代，美国凭借其拥有的网络关键设施和核心技术，主张“先占者主权”，抛出“网络自由”论调，借机向我国大肆推行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就必然极力诋毁、攻击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力。“网络自由”说到底就是美国为实施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排除障碍而订制的概念，为美式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推行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同时，我国传统媒介单向度主导意识形态传播模式日渐式微，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媒介覆盖面仍显不足，这些相互叠加的因素使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力受到冲击。
( 二) 网络意识形态争论频率加大
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美国“网络自由”粉饰下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我国网络空间的传播和煽动，使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争论频率加大，撕裂了社会共识，消解了民族凝聚力。
国内外经验表明，要颠覆一个政权、搞乱一个社会，总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寻求突破口，搞乱人们的思想。国内一些网民随声附和美国兜售的“普世价值”，逢中必反，逢美必捧，推崇“网络自由”，把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演化成意识形态争论，大肆攻击和抹黑党和政府，极力散布悲观论调，鼓动消极情绪。西方敌对势力栽培和收买的个别专家、学者以及所谓的“公知”、“大V”、网络写手长期兴风作浪，试图搅浑网络舆论场，搞乱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一些网络媒体善于将一些社会突发事件扩大为热点、焦点事件，激起民众的愤恨和不满，进而上升为意识形态争论，不断冲击社会民众的心理。西方媒体更是以杜撰的“解密材料”，否定党的历史和中国道路的选择，丑化、贬损党的领袖，助推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网络上扩散，不断消解我国民众对意识形态的认知认同，严重威胁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 三) 网络意识形态争论呈现网上与网下并行的态势
美国“网络自由”渗透战略对我国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深层次的。除了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言论渗透外，还将意识形态争论发展到现实生活中，呈现线下与线上并行的态势。2014 年10 月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就是美国收买当地反对派及非政府组织通过网上罗织罪名、编造谣言，网下在香港上演“颜色革命”、挑战中央的严重社会政治事件。2015 年山东威海“7·22”文登事件，就是媚日反党的网络黑恶组织“纳吧”经过精心组织和预谋，对坚持发表爱国言论的青年进行网上攻击、谩骂、恐吓，网下围追堵截、精确打击、定点清除的网络暴力事件。
( 四) 网络舆论管控难度加大
网络舆情建设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当前，网络舆情生态风云变幻，为网络舆论管控工作带来诸多挑战，特别是美国“网络自由”渗透引发的网下网上舆论事件频发，使网络舆情管控更为严峻和复杂。从网络舆论的外部斗争看: 一是美国“网络自由”渗透是一项长期战略。“网络自由”从产生伊始，就把我国网络管控政策作为攻击和打压对象。二是以青年为主的广大网民日益成为美国“网络自由”渗透的主要对象。近年来，美国利用我国青年网民易受情绪化感染、认知水平和鉴别能力较弱、盲目跟风等短板，加大对青年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力度。三是美国“网络自由”渗透的形式日趋多样和隐蔽。如美国重视非政府组织、现代传播媒体、宗教、外交以及经济等途径的综合运用。从网络舆论的管理方式看: 尽管我国网络舆论监控力度不断加强、成效渐显，但部分相关负责单位“鸵鸟式”的消极应对姿态，依然成为化解网络舆论危机的主要掣肘。
三、应对美国“网络自由”及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 一) 揭穿美国“网络自由”的虚伪性、欺骗性
首先，美国“网络自由”的本质是网络霸权主义。在网络空间主权适应性问题上，一直存在“网络自由”和网络主权两种分歧。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巨大差异，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网络自由”，而中俄等其他国家则从维护自身网络安全的角度提出尊重网络主权。事实上，网络自由只是美国的自由，是美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向他国进行渗透的自由。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不承认网络主权，只不过是在网络主权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在关乎自身权益和网络霸权时，就高调宣称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屡次借口对中国进行指责和提出维权要求; 在无关自身权益和网络霸权时，就高调抛出“网络自由”论调。2013 年斯诺登出走爆料以来，美国监听他国的间谍行径暴露无遗，美国不仅不反思悔改，反而借机对他国进行指责。特别是2015 年上半年以来，美国屡次无端指责中国黑客攻击威胁美国网络安全，充分揭示了美国在网络安全上“贼喊捉贼”的把戏和在网络空间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权主义行径。可见，“网络自由”只是美国推行网络霸权主义的幌子。
其次，网络主权决定和限制“网络自由”的边界。现实社会中任何自由都不是无限制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网络社会亦是如此。网络主权是网络自由的前提，是限制网络自由边界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尊重各国网络主权，才能保障各国网络自由发展的同时不侵犯别国的权益。当前国际网络争端事件表明，没有网络主权，网络自由就是妄言。同时，美国的网络主张和网络行为自相矛盾。美国一方面主张“网络自由”，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筑牢网络国防和采取监听、网络制裁行为，其实正是承认网络主权对网络安全重要性的行为。因此，美国推崇“网络自由”的虚伪性、欺骗性不攻自破。
( 二) 增强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保障能力
首先，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现实阐释力。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的起点，更是创新的源泉。任何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都是从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起步的，也都是在深入研究问题和科学回答问题中形成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要增强吸引力和说服力，也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出现的种种问题为中心，特别是在一些错误思潮和言论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强大冲击的情况下，确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据网络主阵地，需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阐释力，科学解答党员干部在思想和实践中普遍关心的各种疑难困惑。二是遵循规律指导，增强未来瞻望力。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要遵循其自身特定的发展规律，诸如意识形态是具体社会存在的产物，并随之不断发展变化;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具有阶级性; 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只有遵循规律指导，才能增强意识形态未来瞻望力。三是秉持开放态度，增强包容整合力。网络空间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应秉持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态度，处理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在及时澄清、有力批驳错误思潮的同时，广泛借鉴、积极汲取社会思潮的优秀成果，进而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促进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正面舆论力量不断壮大、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的网络生态。
其次，加强主旋律正能量的正面宣传。一是加强网军人才队伍建设。网络主旋律正能量的正面宣传，关键在于人才，基础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网军队伍。俗话云: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实践证明，正面宣传的成效如何，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大力培养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网络“大V”“意见领袖”，建好应急、网宣、网评、网管、网警、网研和技术等队伍，将这些人才汇集起来，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新型网军人才队伍。二是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正面发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逐步构建主流媒体权威声音和正能量占据主导的舆论引导新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二为一，尽快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同时，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把导向要求挺在前面; 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始终筑牢底线、亮明底色，着力提升议题设置和有效发声能力，提高网上正面宣传水平。三是创新网络正面宣传的话语方式。当前网络正面宣传的话语方式存在着居高临下、空洞说教、照搬照抄、模式化、套路化、语言生硬、形式刻板等问题。因此，要下大力气创新网络正面宣传的话语方式。在宣传内容上，把空洞的政治说教转变为体现人文关怀的情理交融式话语; 在宣传形式上，把生硬的教条式话语转变为生动鲜活的群众话语; 在宣传风格上，把居高临下的单一灌输方式转变为平等包容的双向对话方式; 在宣传主体上，把依靠专家学者授课的方式转变为群众自我教育、现身说法的方式; 在宣传模式上，把宣讲为主的模式转变为知行合一、群众参与模式。
最后，增进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增进认同是增强安全保障能力的前提条件。增进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要遵循认同规律和逻辑顺序: 由利益认同到制度认同，再到价值认同。一是利益认同。利益认同是增进认同的逻辑起点，政府绩效为利益认同的维持提供经验性基础。因此，要坚持网络为民原则，以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这就必然要求政府规范网络行政过程，细化流程、环节、步骤的实施要求，增强网络行政的透明度，以优质高效的网络服务赢得民心。二是制度认同。制度认同是增进认同的关键，制度的公正合法性是检验制度是否得到认同的唯一标准。因为制度认同是网民从内心深处产生的对制度的高度信任，必然要求其具有公正性和合法性。三是价值认同即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价值认同在增进认同中具有根本性，是增进认同的核心，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支撑。增进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不能仅仅从政府绩效和制度认同等层面来获取网民认同，而应更多地依靠网民的政治共识，依靠网民价值认同的支撑。
( 三) 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与预警体系
首先，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监测机制。关键在于科学设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形成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的监测合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监测一般分为日常监测和突发事件监测。日常监测主要是随时了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动态和方向，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决策提供支持。突发事件监测需要及时有效的网络意识形态信息汇集和分析。
其次，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流程一般包括发现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和预报警度四个环节，每个环节承担不同功能，缺一不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监测到的负面信息一般要建立红橙黄三级预警机制，每种预警级别设置要有相应的预警原则和方案，并及时传递沟通信息。
再次，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分析研判机制。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信息进行分析研判，找准炒作的焦点、把握关注的热点，是成功应对处理风险的前提。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分析研判机制，关键要落实到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硬件设施、信息员、评估系统和评估专家等要素，特别是要提高相关人员分析鉴别能力、前瞻能力、专业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分析能力，及时准确地把敏感信息、热点信息、危害大的信息挑选出来，并采取“定性+定量、及时+深度、局部+全面”[8]等方法，抓住黄金两小时提出应对策略。
最后，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沟通协调机制。沟通协调机制是防范各自为战甚至推诿扯皮的有效方式，是快速高效应对处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基础。建立政府、公安、宣传、网管等内部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制度，建立与网民大众的沟通协调制度，建立媒体会商制度，建立与草根意见领袖的沟通协商制度，为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应对打下基础。
( 四) 坚持一手抓“技防力量”，一手抓“心防力量”
首先，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建设网络强国。网信强，则国强。坚持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建设网络强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在大数据、VR，人工智能等网络核心技术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尤其在“量子互联网”领域已领跑欧美达到世界顶级水平，但是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不能自主可控，核心技术、重要网络系统严重受制于人，这也是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受制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抓“技防力量”，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形成自主可控的网络信息核心技术。只有坚持网络技术自主创新，才能打造网络强国，突破网络核心技术瓶颈，提高网络攻防能力，从而将美国对华“网络自由”渗透的思想和言论有效地拦截在我国网络疆域之外，维护我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其次，提高全社会网民的网络素养，培育网民对错误思潮的“免疫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仅仅依靠技术升级来抗衡美国等西方网络强国的入侵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抓“心防力量”，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网络攻势。我们应认识到，事物发生的任何变化，都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美式意识形态外部攻击和渗透要发挥作用，最终主要还是通过我国国内的网络媒体、自媒体以及网民来实现。为此，就需要网络媒体、自媒体和广大网民共同参与，提高全社会网民的网络素养，培育网民对错误思潮的“免疫力”，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网络意识形态阵地，自觉抵御错误思潮、不良言论的侵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与之作斗争，共筑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参考文献:
[1]刘恩东.新媒体意识形态对外传播运行机制与美国对华民主输出[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6( 5) : 86-94.
[2]曹菁.21 世纪初美国战时媒体的意识形态性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 9) : 50-51.
[3]痛打造谣抹黑中国的“断狗粮”网络大V[ED/OL]. 2017 - 01 - 31[2017 - 04 - 09] http: / /news. china. com/internationalgd /10000166 /20170131 /30221695html.
[4]美“无界”等翻墙软件含毒? 研发公司有“FL功”背景[ED/OL].2012-03-09[2017-04-10] http: / /www.chinadaily.com.cn /hqgj /jryw /2012-03-09 /content_5363508html.
[5]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ED/OL].2009-09-07[2017-04-10]http: / /world.people.com.cn /GB/10002774html.
[6]林宏宇.人民日报观察者说: 四处插手的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6-09-18( 5) .
[7]张影强.网络空间治理需把牢数据主权[N].光明日报，2016-10-12( 16) .
[8]徐强，孙帅，王杰，武曼华.微博环境下高校网络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N].中国教育报， 2013-05-06( 6) .
【本文由察网(www.cwzg.cn)摘自《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7年6月第19卷第2期，原标题：美国“网络自由”渗透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探究。作者: 夏自军，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哲学科社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