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丨对“一带一路”实践的理论思考
“一带一路”是一个伟大构想，相关参与者建设者们正在通过一个个成功的实践，努力把伟大构想变成现实。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与有效的政策，要形成更加科学的理论与更加有效的政策，则需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考和总结，获得更多更好的规律性认识。本文就“一带一路”实践中遇到的全球化、路以载道、伊斯兰现代化、科技与生产力领先、发展安全相统筹等比较宏观的战略问题，以及提升国际话语权力、地缘政治影响力、应对非政府组织能力、货币金融能力、情报军事能力等相对具体的战术问题，进行初步的理论思考，这些思考对于形成有关“一带一路”更科学的理论与更有效的政策可能有所助益。
一、关于全球化方向与性质的问题
二、关于路以载道或走路扛旗的问题
三、关于帮助伊斯兰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四、关于科技与生产力领先的问题
五、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问题
六、关于国际话语权力的问题
七、关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问题
八、关于有效应对非政府组织的问题
九、关于提高货币金融能力的问题
十、关于增强境外情报军事能力的问题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脱颖而出。中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一马当先，迅即调整“走出去”的步伐，踏上“一带一路”的节拍。自那时起，“一带一路”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有声有色，有模有样，成形成势，如此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然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于很多“走出去”的企业，对于那些参与“一带一路”的企业，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因此，阶段性地总结好“一带一路”实践的得与失，一起分享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一带一路”中问题认知与应对能力，以便将这个新时期的“中国故事”写得更精彩，讲得更动听。
邓小平同志说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①]“一带一路”是典型的“干中学”，边干边学，一旦认定战略方向，便朝着既定方向奋勇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使前进的步伐更加稳健。2017年11月15日，由国家开发银行组织的“一带一路”相关实践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众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派出各自代表，介绍了他们在境外投资的经验和问题。本文正是在这些经验尤其是问题的基础上的初步思考。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实践出真知，同时又指出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一带一路”参与者建设者们，正在通过一个个成功的实践，把伟大的构想变成现实。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与有效的政策，要形成更加科学的理论与更加有效的政策，则需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考和总结，从而得到更多更好的规律性认识。
一、关于全球化方向与性质的问题
“一带一路”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谋划与施行的，因此全球化大势不可不察。
今天的全球化业已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在多种舆论与评论看来，中国正在高举全球化的大旗。但是，中国主流知识界对全球化的认知有个基本倾向，即将全球化当作一种趋势。在趋势之下，在世界大势之下，也只有顺势而为。是谓“全球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且，一些专家学者依据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认定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跟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体系、加入国际分工紧密相关，认定中国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甚至还是最大受益者，如此云云。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有见地的专家学者都认同全球化是趋势性的。读过贡德·弗兰克著作《白银资本》的人，想必会被作者对全球化是一种周期性的翔实论证所吸引。作者批评，“西方”历史学往往不把生活和历史看作是周期性的，而是依据一种“进步观”把历史看作是有方向的、直线发展的。[②]在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涓涓细流汇聚的全球化滚滚洪流中，人是最关键因素。然而，人的流动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要比现在高得多。一战二战以来，西方用严格的海关制度、签证制度，限制了人流与物流。因此，类似弗兰克这样的学者认为，一战二战之前，世界的流动性亦即全球化的特征，比今天还要明显。
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崛起，以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中断过此前的全球化进程。类似朱格拉周期(约10年)、库兹列茨周期(约2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约50年)等比较成熟的周期理论，以及卡梅隆(1973)提出的200年逻辑曲线、斯努克斯(1996)提出的300年周期、吉登斯和弗兰克(1992，1993)提出的500年周期等大历史周期理论，从多种视角给予全球化周期性以一定力量的支撑。有鉴于此，全球化是趋势性还是周期性，世界学界没有共识。断言全球化就是趋势性的历史证据并不确凿，全球化规律有待深入研究探讨。问题在于，倘若全球化果真并非就是一种历史趋势，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抑或兼具趋势性与周期性，那么中国的一些学者给予中国的相关战略与策略——包括对“一带一路”的理论解释——的立论基础并不牢靠。英国脱欧、美国保守主义再现、西方右翼势力抬头是历史的偶然?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是否有合理之处?如果有，那么合理之处在哪?中国在一直向前走的同时，要不要向两边看一看?等等相关重要议题，值得研究。
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或争论还在于，全球化的性质问题。二战以后的全球化，普遍被称之为美国引领或主导的全球化，有的干脆就叫美国化，是一类典型的资本主义或美式资本主义全球化。美式全球化取代此前的英式全球化，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这类全球化在“9.11事件”之后，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大冲击、产生大萧条之后，全球化之路正越走越窄，美国也越来越没有自信与兴趣主导全球化，重启NAFTA谈判，淡化TTIP谈判，退出TPP谈判，退出多边组织与多边协商，祭出贸易保护、国货优先的大旗，等等迹象显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差不多就要寿终正寝了。
在很多外人看来，中国似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化的新旗手。果真如此，中那么中国引领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仍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化?既是“特色”又如何“全球”?如果两者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么是否可以立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引领的全球化之路能越走越宽?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通行美国标准与规则，美国从中赚取了巨大收益。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从事“中国建造”，销售“中国制造”，要有意识有步骤有策略地推出“中国标准”与“中国规则”，从而为中国引领的全球化铺平道路，但是根据企业从前线反馈的信息看，中国在“中国标准”与“中国规则”上尚没有比较积极考虑与主动作为。有鉴于此，需要一些比较明晰的理论，给中国引领的全球化一个更为合理的说明，给中国乃至全世界以更大的信心和力量。
二、关于路以载道或走路扛旗的问题
“一带一路”，我们一直以“构想”与“倡议”示之以世人，忌讳提“战略”一词。对于相关专家学者来说，这并不是关键的主要的，而且也不是重要的紧要的，关键的重要的是要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与古丝绸之路有何不同?与欧洲的老殖民主义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什么本质不同?我们旨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能不能与相关国家达成广泛共识，形成共振?为共同理想而共同奋斗?概言之，我们要向世界、向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阐述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大道小道?正道奇道抑或中道?
近些年来，中国一直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成为地区乃至国际一个重要的“增长极”，世界经济三到四成的增量由中国贡献，给相关国家带来了不少好处，世界经济国际社会因此出现一个新概念，叫“中国因素”或“中国景气”，新西兰等南太国家、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以及韩国等东亚国家的舆论，对中国都给予了很多的积极评价。对于近年推出的“一带一路”，中国在努力地做，相关国家在平静地看，而一些西方国家在一个劲地说，说中国搞新殖民主义，搞地区扩张主义，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机会主义。很少一如我们所宣传的那样，中国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和谐世界”，搞“共享发展”。当今世界，西方拥有近乎绝对的话语权，西方媒体说什么，西方国家的人们乃至世界的人们，甚至包括中国的一些人们，也都会相信西方媒体的信口雌黄。
对于“一带一路”的意义，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描述：一如，“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③]再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④]还如，“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多元的，是共赢的。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⑤]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本质是现实主义的，示之以利，切中要害。但是，“一带一路”肯定要超越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走什么路，扛什么旗，是引领地区乃至国际秩序、占据国际道义高点的关键。路以载道，中国学者要深入领会习近平主席的“阳光大道”精神实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在“互利共赢”之外之上，提炼出“一带一路”这一“阳光大道”应有的道理与道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西方一改欧洲的老殖民主义一味地剥削压迫的传统，通过多边、地区以及双边，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援助。《论语·卫灵公》有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当然，美西方言不及义，远离正义，更远离社会主义，而且还严密防范社会主义，实际的言行所及，对自己是垄断资本主义，对别人是新殖民主义，非常有限的医疗援助、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等“好行小惠”，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多是用于粉饰宣传，而且这些“小惠”还附加很多条件，包括政治条件，这让诸多奉行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无法接受，接受了也不会领情，不会说好，甚至埋下了抱怨与憎恨。
因此，中国要吸取充分吸取美西方“言不及义，好行小惠”的教训，吸取“输血”而不是“造血”的教训。不仅如此，为消除美西方对中国的所谓“新殖民主义”等抹黑与指责，我们要学会并善于“扛旗走路”，言要及义，正义道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⑥]中国对人类对发展中国家有比较大的贡献，不仅在于援助投资，输血造血，更在于给发展中国家营造一个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反对一切霸权主义，以及率先示范独立自主地走自己道路的能力与信心。
三、关于帮助伊斯兰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⑦]中国正在实现由富到强的跨越，努力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推己及人，试图让自己邻居、朋友、伙伴也富起来、强起来，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富起来、强起来，实现现代化。但是，现代化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征途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
“一带一路”沿线共65国，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超过总人口50%的国家占一半以上，因此“一带一路”又被诙谐地称为“伊带伊路”。依照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实现现代化要跨越世俗化、工业化与市场化这样几个关键阶段。世俗化，如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王权与教权分离，是欧洲摆脱黑暗中世纪，发起文艺复兴，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里所有的船，是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必要前提和坚实基础;对于那些“转型国家”来说，市场化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国内允许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在国际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然而，对于广大伊斯兰国家而言，走向现代化要跨越的三个阶段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是极其困难的。首先是伊斯兰社会世俗化。“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⑧]“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⑨]伊斯兰社会世俗化自然也可以用妇女的解放程度来衡量。然而，妇女在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地位只能说是“远不如人意”。世俗化的伊斯兰社会为数甚少，如土耳其、埃及等，即便如此，当国家社会遇到重大问题或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相关国家不是往前走，而是向后退，不是愈发开放，而是更加保守，寻求宗教力量庇护，如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有的甚至向原教旨主义靠近，伊斯兰极端势力由此兴盛。
工业化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格式化。“以利润为核心”的工业化生产组织与“以真主为中心”的伊斯兰宗教组织，犹如地上的凡夫与天空中的星辰，完全是两码事，用生产组织改造或取代宗教组织何其艰难。工业化需要大规模分工协作生产，其生产流水线甚至在24小时内不间断运行。然而，伊斯兰兄弟每天五次祷告，雷打不动依旧，天塌下来照样，如何保证流水线作业的正常进行。在巴基斯坦等国，伊斯兰学校盛行，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选择进入伊斯兰学校，那里没有数理化，与现代化有点关联的只有英语和计算机，国家工业化缺乏应有的人才基础。中国在实施BOT(建造--运营--移交)之后，如何让相关国家在一个个工业项目基础上发展壮大(亦如中国在156个重点项目基础上发展壮大)是一个问题。当然，在伊斯兰国家，伊朗和马来西亚的工业化可圈可点，伊朗的独特政治与波斯文化底蕴，马来西亚华人的积极参与，被诸多学者当成是这两个国家独立特行于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原因。
跨越市场化门槛，对于中国、俄罗斯、波兰等所谓“转型国家”，曾经都是异常艰难艰辛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近乎成为主流社会的一种共识，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代价，倘若还有什么疑问，那么请看看东北地区30年前后的状况。市场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一切资源(人也成为人力资源)都变成了交易对象，放任货币资本力量自由扩张，然而货币资本可以销蚀软化一切，可以把敌人变成对手，化干戈为玉帛，铸剑为犁，但是也会把朋友变成对手，兄弟之间锱铢必较，斤斤计较。学理化的解释是，经过市场的选择，霍布斯式的敌人与康德式的朋友，都成了洛克式的竞争对手。伊斯兰教主张穆斯林都是兄弟，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相互依赖与彼此帮助。市场化让兄弟变成对手，这恐怕是穆斯林兄弟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
也许“现代化”原本就是一盏由“欧洲中心论”演绎出的“欧洲路灯”，一些好心的中国人试图“借助一盏欧洲路灯的光亮来寻找‘资本主义发展’、‘西方兴起’或‘伊斯兰黄金时代’，只会使寻找者双眼昏花、误入歧途。”[⑩]在有体系性西方教育背景的学者看来，现代化近乎成为了保守的伊斯兰社会的共同敌人。由此可以想见，伊斯兰国家与社会，迈入现代化的征途有多长远，跨进现代化的门槛有多艰难。中国的理论家们应当深入研究与细致考虑，我们是否要为现代化赋予新的内涵?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与途径，让“伊带伊路”相关国家接受中国的方案与模式，实现中国好心好意、全心全意推送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这样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不是外在的、附着的，而是将外在化为内在，让巴基斯坦这样的伊斯兰国家具有更好的自身造血能力，即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关于科技与生产力领先的问题
牛顿力学揭示，物体总是倾向由高处向低处移动。距离产生美感，落差产生势能，利差吸引商旅。古丝绸之路千年间商旅不绝，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关键在于中国对沿线国家、对西方国家具有科技领先优势、生产力先进优势，“中国制造”具有不可替代优势。优势集中在丝绸、瓷器、茶叶等三大件，其中，中国丝绸因为价值高、便携带、易分割、质地轻柔、外表华美等特征，除了作为奢侈品外，还长期扮演着货币职能，中国长期垄断着这种精美货币的发行权。
中国三大件尤其是中国丝绸织造技术领先多少年，丝绸之路就维系多少年。张骞凿空西域后一千多年间，尽管在丝绸之路上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异常，阻隔了东西方贸易，但是因为东西方科技、生产力落差的势能依然存在，商品贩售有利可图，因此中断往往只是暂时的，一旦局势可控，贸易又恢复正常，大漠黄沙，孤雁落日，与商队驼铃交相辉映。然而，到了十五世纪初期，东西方商贸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这一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商队贩售的中国货物构成中，丝绸已经不再是中国向西方出售的主要物品，取而代之的是，药材与农产品，如大黄与小米。中国的科技不再领先，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国家都能织造，虽然不能与中国丝绸媲美，但是能够在数量与价值上加以替代;至于瓷器，中国之外的国家普遍可以生产，英国皇家生产的瓷器与中国景德镇的瓷器不相上下;茶叶，印度已经能够大规模种植加工，源源不断地供应西方。
中国科技停滞了，西方科技在产业革命过程中迅猛发展，迅速缩小与中国的差距，并且超出中国，东西方生产力落差缩小、拉平、反转。1626年，明朝将领袁崇焕正是使用葡萄牙制造的“红衣大炮”而暂时挡住了努尔哈赤的铁蹄，火药的故乡成他乡。约略推算，时值中国“康乾盛世”，中西方科技进而生产力落差出现了全面大逆转。古丝绸之路(文明繁荣之路)正是随着中国生产力优势的消逝而逐渐没落消失，成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11]，以至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都是西方人“发掘”出来的，有个叫李希霍芬的德国人1877年首次使用。
今天，“一带一路”新构想新倡议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科技生产力的相对领先，尤其是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而使得“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创造”在沿线国家成为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品与服务。以高铁、核电、航天等“新三样”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开始局部领先，而且展示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然而，中国的科技创新只是有了一番小气候，中国的专利标准仅仅“小荷才露尖尖角”，至于中国的规则秩序——在正在到来的区域乃至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重要——尚没有见到东方夜空中的鱼肚白。倘若没有持续的科技领先而且呈现体系性领先的优势，没有形成持续的生产力落差，那么“一带一路”势必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发展后劲。
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12]“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所以，我反复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13]习近平主席的话语字字珠玑，勉励鞭策的不只是“一带一路”的直接参与者建设者，更多的是关系到“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创造”背后的广大科技人员，是中国教育人才培养体制。
五、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当然也是攻坚克难的阶段，要克服重重阻力，攻取道道难关。“俢昔底德陷阱”、“周边安全陷阱”、“颜色革命陷阱”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陷阱都在等待着我们。发展与安全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14]，缺一不可。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所以“一带一路”既是发展带(路)，也是安全带(路)。
依照传统逻辑思维，当然更有西方发展的历史，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亦即世界老大与世界老二之间，是一种彼此替代、相互竞争、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战争是二者之间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这就是所谓“俢昔底德陷阱”，这种所谓结构性矛盾，是中美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周边国家经济因为“中国因素”而得到较快增长，人民生活因为“中国因素”而得到明显改善。赚钱靠中国，发展靠中国，早就成为周边国家的一类共识。但是，每当出现地区局势动荡，每当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不期而至降临到本地区的时候，从中国得到诸多经济发展好处的相关国家，纷纷倒向美国，倒向西方，在中国与美国之间“选边站”，这就是所谓“周边安全陷阱”。
中国是一个依陆向海的国家，有1.8万多公里的大陆岸线，有1.4万多公里的岛屿岸线，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重陆轻海，甚至恋陆惧海，导致陆权清晰而比较牢靠，海权模糊而相对劣势。近代以来，国家安全的境外威胁，越来越多、越来越集中于海上。西方豪强也看准了中国的这一软肋，不断在海上挤压欺压中国。“一带一路”正是利用发展优势弥补安全短板，利用陆权优势弥补海权劣势，扬长避短补短。这些大的战略谋划很好，但是在相关战役战术的时效度把握上，仍有待细致谋划研究、精心布局实施。
中国要对世界有所贡献，有较大贡献，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贡献”的期待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急迫。中国贡献不仅在发展上，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赚钱机会、发展机遇，同时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提供安全这一公共产品，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地区政治稳定，减少直至消除世界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与秩序，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殷切期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自主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坚定实践者。近年来，“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及亚太国家。”[15]与此同时，“着力深化安保合作，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携手打造‘和平丝绸之路’。”[16]解决“周边安全陷阱”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任务，我们的政府、机构、还有“走出去”的企业，奔走在“一带一路”上的企业，如何贯彻亚洲安全观、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既关注企业在境外的人员财产安全，又考虑到国家在本地区的安全布局，是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
六、关于国际话语权力的问题
话语权，盖言之，就是影响乃至控制舆论的权力。习近平主席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17]这些年来，我们做事挨骂，不做事更挨骂;事做好了挨骂，事做得不好更挨骂;动辄得咎，动辄挨骂。咒骂我们的，不仅有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国内异见反对力量，甚至还有体制内的人士、党内的同志也在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些都是我们失语、话语权不足的表现。
“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来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在做，相关国家在看，西方国家在说。吉布提总统盖莱对媒体说：西方人来了100多年，我们的国家还是这么穷，中国人来了才3年，就让我们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中国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18]这是当事国的客观评论，可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吉布提同样没有话语权，所以即便是总统的话也传不出去，传出去也没人听，听了也没人信。然而，西方利用他们在国际社会的主导甚至绝对控制话语权的优势，对中国品头论足，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时时出秽语，处处泼污水。对少数海外中资企业、个别旅外的中国人的一些不足不端不雅不普世的言行，不断乃至无限放大，鸡蛋里挑骨头，不断渲染成整个中资企业、整体中国人的问题。总而言之，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搞地区扩张主义，搞机会利己主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历史上自己殖民主义、扩张主义、机会利己主义的想法与行为，标贴中国。
话语权不足，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如宣传能力不足，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更好地宣传自己。例如对于瓜达尔港口，刚刚有点眉目，就大张旗鼓，不断战略拔高，什么终结新加坡和美国对马六甲海峡的垄断，解决了中国的心头大患;什么中巴合作改变地缘力量格局;等等。还有无限拔高宣传古丝绸之路的美好，史诗般的，天鹅绒似的，玫瑰色的，全然不顾相关一些国家的感受，要知道一些国家对于在历史上作为中国的藩属、向中国朝贡一直耿耿于怀。同样，由于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过多不太恰当的宣传，让巴基斯坦的精英与民众对中国有很多不太恰当的要求与期待，认定中巴经济走廊更有利于中国，中国出钱出物出力理所当然。一些国家或地方政府、相关社会组织，利用中国的急切急迫心情，甚至出现坐地涨价、漫天要价的状况，给中资企业造成不应有的困扰，付出额外的代价。
因此，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推介中国模式，贡献中国方案，是主义定向下的问题导向，是群众路线上的顶层设计，当中蕴藏着很多学问，恰当宣传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创造是一门艺术，包括斗争艺术，更是一项策略，当然也少不了斗争策略。
七、关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问题
近些年来，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纷纷搭乘中国经济快班车，形成“发展靠中国”的共识，但是每当出现地区局势动荡，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时，便纷纷倒向美国，出现“安全靠美国”的阵势，这种所谓的“周边安全陷阱”反映出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不足。中国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是经济实力还没有很好地转换为政治、军事、外交实力，世界尤其是周边似乎还没有真正感觉到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国。中国说话，世界倾听，然而听了以后，很多没有什么反应，依然我行我素，不拿村长当干部，不把中国当个数。
“一带一路”是发展带(路)也是安全带(路)，是中国撬动地缘政治的杠杆，是中国迈向参与引领国际政治与全球治理的舞台。在很多专家学者的眼中，这是中国的盘算。中国的专家学者应当清楚，作为竞争对手国家的专家学者也不糊涂，对冲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努力降解“一带一路”杠杆的作用，正成为相关域内大国与域外大国的政策选择，而且快速行动起来。中国的战线太长，软肋太多，而调动资源与应对能力有限，因此给在境外忙乎的中资企业挖个井、设个绊往往无需很多气力，事实证明，中国往往也干瞪眼。
中巴经济走廊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项目[19]，是中巴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抓手[20]。在一些国际问题专家眼中，中巴经济走廊是解决马六甲海峡这一中国心头大患的关键，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捷径，其重要战略意义，怎么渲染也不过分。正是因为中巴经济走廊具有改变地缘政治乃至国际政治格局的潜在力量，因此相关域内国家，如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提不起兴趣，对于中巴经济走廊，更是如鲠在喉，2014年莫迪政府提出“季风计划”及后续一系列动加以应对。相关域外国家，如美国，则芒刺在背，早在2011年为应对中国的“西进”与“走出去”战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就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如此，为了遏制快速崛起的中国这样一个共同战略目标，美国与印度在印太战略之下拧合到一起，势必尽其所能来阻止或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这样，在南亚次大陆，以美印为一方与以中巴为另一方的地区博弈已悄然拉开，想必未来会越演越烈。
“一带一路”绵延数万公里，中国在这头，西欧在那头，中间相隔的不只是千山万水，更有不同文化与利益的民族国家。历史上，影响丝绸之路上的正常商贸活动的，不是高山大川、沙漠风暴，而是横亘在商路上的地区强权，如东边的吐蕃，中间的波斯，西边的奥斯曼。主流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是，正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阻断了东西方正常经贸交往，如此终止了地中海的繁荣，以伊比利亚半岛为发轫的大西洋商贸兴盛。尽管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奥斯曼叫屈喊冤，但是“奥斯曼之墙”如同犹大出卖耶稣一样，被人们当作罪魁祸首而牢记。
今天在“一带一路”沿线上，人们也担心会出现新的“奥斯曼之墙”。这个奥斯曼不太可能是地跨欧亚的土耳其，而是另一个地跨欧亚的域内大国——俄罗斯。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非同一般，彼此倚重非同一般。但是，俄罗斯是一个有着非常个性、鲜明棱角的大国，与美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2014年美欧因乌克兰事变与克里米亚公投事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迅即反制，被俄罗斯列入反制清单的欧盟产品，不得进入或过境俄罗斯，如此过境独联体国家的中欧班列，不能运输欧盟的相关产品。中国就这样躺着中枪了。国际政治博弈给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自然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变数，而中国在地缘政治上要像美欧等大国那样老道干练，还需要狠下一番功夫。
八、关于有效应对非政府组织的问题
在西方，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政治民主的深入以及阶级分化利益固化，非政府组织(NGO)如雨后春笋般、成千上万地发展起来。由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形态各异的NGO，往往以某种特定的诉求为目标，以法律为依托，以财力为杠杆，以扩大能见度、取得发言权为导向，在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NGO与政府组织、NGO与各类经济组织(公司企业)以及各种NGO之间的竞争合作式博弈，构成西方社会政治光谱的一部分，维系着西方社会的正常运行。随着资本的扩张、全球化的推进、新殖民主义的拓展，西方NGO也走向世界，很多NGO成为维护西方利益甚至是强权政治的重要工具。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陷入经济困境，而不得不接受国际组织与美西方国家的有条件援助，其中的条件就包括社会开放，接受西方的NGO。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不能有效识别美西方国家新殖民主义的新手法及其危害，在“普世价值”这一塞壬歌声的诱惑下，把政治民主化当作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甚至是捷径，于是纷纷引进与发展NGO。然而，没有经过工业化(高度的有组织的社会分工)锻造锤炼的社会，在政治民主化的催化下，很快走向原子化碎片化，轻轻一击，即一盘散沙。社会在强国富民、发展道路等战略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如此也就很难实现利国利民的持续发展。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境内境外NGO数以万计，人权、环保、慈善、健康等等近乎无所不有，无所不在，有白富美、高大上，也有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彼此竞争，相互倾轧，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更有甚者，成为孵化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打击特定境外力量的遮羞布与搅屎棍。
长期以来，为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抑或为维系社会稳定，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中国一直管控与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尤其是西方NGO的渗透。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等一系列卓然不群的成就，清晰地显示，中国对民间组织的管控规范、对西方NGO渗透的防范是正确的、适宜的。但是，兴一利往往也会生一弊，随着中国参与国际分工、“走出去”的步伐日渐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快速推进，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着一个迥然不同于国内的投资经商环境，其中就包括遭遇到越来越多的NGO滋扰。在国内，企业很少或根本就不用与NGO打交道，因此也就没有相关的任何经验，所以面对一些东道国NGO的胡搅蛮缠，甚至穷追猛打，有的企业近乎束手无策，不甚其烦，不堪其扰。一些好端端项目，正是因为NGO的滋扰而陷于停顿或半停顿，让企业损失惨重。一些很好的投资目的地，因为担心NGO的滋扰，而踟蹰不前，令企业错失良机。
九、关于提高货币金融能力的问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是创新驱动的杠杆。海外投资没有相应的金融服务，近乎寸步难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上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需要巨额投资，年资金需求估算在8000亿美元左右，供需缺口巨大。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之中，资金融通非常关键。但是，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援助开发的资金更是有限。因此，在政策性金融之外，要大力发展商业性金融。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覆盖面不广，层次不深，难以满足商业性金融的多种融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领跑世界经济，可谓一枝独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引致大冲击，导致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然而中国及其所在的亚洲，经济依然热络，风景这边独好。由于缺乏金融话语权，标普、穆迪、惠誉所代表的国际评级机构，多年来一直压低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近年来，在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不满声浪中，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有所“关照”，但是也只是微调到适宜投资级别，而且不时给予负面展望。依照国际信用评级业的行规，一国机构企业的信用等级不能高于该国的主权信用等级，因此中国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怎么整也高不了，信用等级直接关联融资成本，高融资成本限制了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相关伊斯兰国家基本上都是“高风险国家”，这种风险的认定与界定，主要来自三大评级机构，所谓独立第三方的评级与评估，近乎没有不受三大评级机构的影响，要么是直接的评级结果，要么是相关评判标准。
巴基斯坦作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而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上具有支点作用的国家，为增进两国更为紧密的传统友好关系，中巴双方正“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四大重点，形成“1+4”合作布局，带动巴国各地区发展，让巴国广大民众得到实惠。”[21]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启动以来，遇到包括投融资在内一系列问题。巴国经济总体落后，能够用于出口挣汇的本国东西较少，而需要美元购买的他国商品很多，尤其是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于是形成国民对外国商品的大量需求与本国外汇严重不足的矛盾，物以稀为贵，如此对美元情有独钟。尽管“中国制造”在巴国很有市场，“中国建造”在巴国项目众多，但是巴国对人民币认知与接受程度依旧不高，被一些部门叫得震天响的“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的关键地点、核心地区、支点与示范国家，多年被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却遭遇十分尴尬的局面。矛盾总是双方面的，中方在巴国就“人民币国际化”具体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要不要认真总结一下?
多家评级机构认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中高风险国家，各类风险尤其是政局不稳以及恐怖袭击等风险莫测，成为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最大障碍。多年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相关企业涉及国家风险(战争、国有化、政府征收、外汇管制等)提供担保，而且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调整业务经营范围，例如为巴基斯坦政府按合同支付中资发电企业的电费进行担保，解决了不少涉外企业的后顾之忧。然而，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企业、更不是所有主要风险，都能进入中信保的雷达屏幕，都能得到中信保的青睐与惠顾。实际上，只有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大型央企才能及时便捷地得到中信保提供的商业保险。而众多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往往只能徘徊在中信保的大门之外，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与此同时，一大批实力显赫(钱实在太多，多到无处花)国内保险机构，因为拿不到涉外牌照，而对众多潜在顾客无能为力。很显然，中国涉外保险业的发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需要，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快速推进的需要。
十、关于增强境外情报军事能力的问题
近代以来，东方持续没落，西方异军突起，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相继主导称霸世界。主导称霸世界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发展拥有强大的军事。地球是个水的星球，海洋占据地球总面积的71%，西方热衷海外殖民与商贸，惟有强大的海军才能有效维护海外的“合法”利益。西方主导世界的通行规则是“强权即是真理”，海外利益的合法与非法、合理与不合理的标准，自然是由强者认定。英国殖民者从印度走私鸦片到中国，被中国查没，虎门销烟，英国认为它的“合法”利益受损，于是便用坚船利炮来讨回“公道”，维护英国的海外利益。持剑经商一直是西方的传统，商人与武士一体，宜商则商，能抢则抢，亦商亦盗(海盗)，东印度公司曾经被英国国王赋予交战与媾和的权力，在英国的殖民扩张中一马当先，实现了私人赚钱商业与国家殖民事业的高度统一。
海外利益以及与利益相对应的风险的识别，主要依仗一个庞大的高效的专业的情报系统。西方在情报系统的建设上又开辟了先河，早期的周游世界的传教士就扮演着收集情报的职能，亦教亦谍。适应殖民与治理世界的发展需要，西方情报工作逐渐走向专业化、体系化。今天，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之种族划线，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所组成的“五眼国家”，实施紧密情报合作，彼此分享情报。尤其是英美，殖民与治理世界经验丰富，通常的情形是，企业投资到哪里(形象地说英镑美元流到哪里)，情报力量与军事力量就跟进到哪里，英镑英军英谍、美元美军美谍三者协同推进，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在很多情形下，情报先行，敏感地发现、充分而准确地评估相关利益与风险，然后才有企业资本的跟进与军事力量的保护。
一段时期以来，中资企业在“世界是平的”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误导下，在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大市场的舆论鼓舞下，纷纷走了出去。因为不识境外大洋大海大河大湖的水性，平衡不了风险和收益，很多企业可谓“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赔了夫人又折兵”，损失惨重。有关国际投资的相关保护协定，如1958年“纽约公约”即《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公约》、1965年“华盛顿公约”即《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公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利比亚，这个北非富藏石油的国家都没有签署，而且中国和利比亚之间也没有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因此利比亚可谓是一个“三无”国家，对于中资企业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风险投资场所。但是，中资企业蜂拥而入，没有任何情报支持与军事保护，裸奔去投资，业界笑称为“裸投”。2011年美西方策动利比亚内战，内战使得利比亚天翻地覆，中国数百亿美元投资就此打了水漂。
综观一个时期以来的中国海外投资情况，但凡中资企业集中到哪里，中国利益集中到哪里，动荡往往如影随形，风险就集中到哪里，或动乱，或骚乱，或战乱，或霍乱(出现类似埃博拉等奇特病毒引发的恶性流行疾病)，迟早总会要出乱子，中资企业蒙受损失，中国形象遭受破坏。个中缘由复极其杂，但是中国缺乏有效情报支持能力，以及适当军事保护能力，应当是至关重要。国际竞争尤其是大国博弈，可谓是全方位的明争暗斗：明里竞争，各个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彼此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暗中斗争，少数大国总想谋求通吃独占，因此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是谓“发展靠竞争，安全靠斗争”[22]。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但是一些中国专家、中资企业依旧执迷“世界是平的”这一新自由主义的说教，乐于亲自花钱买教训，无语！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工作的导向。“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23]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直面问题是勇气，解决问题是水平。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难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攻克什么问题”。[24]“一带一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个性特殊性，也有共性普遍性，我们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知难而进的精神，通过充分地研究个性特殊性，准确地把握共性普遍性，从而使“一带一路”相关理论更加科学，政策更加有效，“一带一路”相关实践更加顺利更加成功。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2月26日)。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②]【德】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
[③]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14年6月5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4/06/05/ARTI1401956063432767.shtml,上网时间2014年6月5日。
[④]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重要演讲(2014年9月18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4/09/19/ARTI1411073528694447.shtml,上网时间2014年9月19日。
[⑤]习近平出席中英工商峰会上致辞(2015年10月21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5/10/22/ARTI1445457746993178.shtml，上网时间2015年10月22日。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⑦]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www.12371.cn/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上网时间2017年10月27日。
[⑧]卡尔·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0页。
[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社会主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7页。
[⑩]【德】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8页。
[11]唐·杜牧《赤壁》。
[12]习近平会见嫦娥三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2014年1月6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4/01/07/ARTI1389042945372417.shtml，上网时间2014年1月7日。
[1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6/05/10/ARTI1462820587609178.shtml，上网时间2016年5月10日。
[1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4月15日),共产党员网(www.12371.cn)，“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4/04/15/ARTI1397554451313399.shtml,上网时间2014年4月15日。
[15]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重要演讲（2014年11月17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4/11/17/ARTI1416229727435933.shtml，上网时间2014年11月17日。
[16]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2016年6月22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6/06/23/ARTI1466613999277104.shtml，上网时间2016年6月23日。
[17]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1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6/04/30/ARTI1461990454502104.shtml，上网时间2016年4月30日。
[18]李建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招商局集团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探索实践》，《求是》杂志2017年第9期。
[19]习近平在巴基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2015年4月19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5/04/19/ARTI1429431948871447.shtml，上网时间2015年4月19日。
[20]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2015年4月21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5/04/21/ARTI1429627139578890.shtml，上网时间2015年4月21日。
[21]习近平在巴基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2015年4月19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5/04/19/ARTI1429431948871447.shtml，上网时间2015年4月19日。
[22]江涌《以竞争促进发展，以斗争维护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国有资产管理》2017年第4期。
[2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2015年1月23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5/01/24/ARTI1422089386231547.shtml，上网时间2015年1月24日。
[24]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0月27日)，共产党员网“总书记讲话”专栏，
http://news.12371.cn/2016/12/31/ARTI1483185417638284.shtml，上网时间2016年12月31日。
【江涌，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发表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杂志2018年第2期，有删节。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