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丨应对系列挑战，开展外交斗争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摘 要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发展处在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在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开展得丰富多彩，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中国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与重大国家利益突出的时点，实施“建设性介入”。“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风险与收益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深入发展，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不断推进，各国彼此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新兴市场大国群体性崛起使得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料难逆转。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信息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动荡与危机频繁发生，局部战争与“颜色革命”阴魂不散，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为中国的安全发展与民族复兴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不懈地外交斗争。

一、独立自主，统筹安全与发展战略

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自新中国成立那天起，独立自主思想就始终如一地贯穿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1949年，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①]而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即使是在“一边倒”的外交选择下，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形下，新中国毅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平等合作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苏关系从友好同盟到交恶敌对，一个关键的原因，苏联共产党动辄以“父子党”而不是“兄弟党”对待中国共产党，并且把党际分歧纷争上升扩大到国家之间的分歧与纷争，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横加干涉与指责。为了维护独立自主，为坚持真理，中国不惜巨大利益损失而与苏联决裂。在此后的“两条线”“两个拳头打人”的时期，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原则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与尊严，在“三个世界”的理论指导下，积极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美苏两极的中间地带赢得广泛的国际舞台。在苏攻美守的冷战巅峰时代，中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是美国努力借重以图扭转战略被动的关键筹码。中国领导人运筹帷幄，如此才有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出现了“一条线”进而“一大片”格局，开启了中国外交斗争的新征程。

正是有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对外新格局，中国才能顺利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下，中国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同志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奉行“不结盟”(不依附任何强国，不约束自己的手脚)，“不打牌”(中国不打美苏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与“不当头”(永不称霸，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的外交政策。“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②]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发展处在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在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开展得丰富多彩，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中国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与重大国家利益突出的时点，实施“建设性介入”。“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③]

学界一般认为，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上了“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烙印，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全，以及出于意识形态划线的需要。笔者认为，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贯战略策略，既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也是出于国家发展利益的需要。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上，近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近代工业，作为现代工业的基础的钢铁，其产量中国人均只相当于一把菜刀，而美国人均相当于半部汽车。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关键，是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有鉴于此，新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进而现代化道路，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艰难抉择。

当时的世界，拥有体系性工业化能力的只有美苏两国。美国是绝无可能帮助共产党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长期对美国摇尾乞怜、百依百顺，美国可以远道运输，甚至无偿援助各类军需物资，也要限制甚至禁止在中国进行重要军工装备生产。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虽然对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表示出极大热忱，给予诸多重要帮助，但是尚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决心，让自己身边崛起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然而，美国出兵朝鲜，给新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独具慧眼的毛泽东果断抓住了这个机会，正是“抗美援朝”将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牢牢绑定在一起。社会主义在朝鲜战场上“只能胜，不能败”使得毛泽东与斯大林成为事实的战友，中国与苏联成为真正的同盟。救朝鲜、挺中国就是救社会主义、就是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以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世界的领袖地位。

因此，没有“抗美援朝”，中国就不能取得苏联的充分信任与慷慨帮助，就没有东北的系列军事装备工程，也不会有后来的156项重大工业项目，从而也不可能顺利而快速地步入工业化轨道。“抗美援朝”既是保家卫国、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战略，也是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毛泽东灵活地把握着战与和、打与谈、大打与小打、进攻与防御的节奏，调动美国与西方资本主义这一敌对阵营之杠杆，与斯大林及苏共之间展开了充分的合作博弈。深入研究与细致推敲，这个在冷战刚刚开启时的热战，两个领袖、两个大党、两个大国，在无产阶级兄弟与各自国家利益之间，讲情说理，一面精诚合作，一面斗智斗勇，堪称博弈论的经典。正是这一伟大的博弈，为中国工业化赢得了必要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没有独立自主，没有“抗美援朝”，就没有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没有中国后来长期和平的地区与国际环境。独立自主是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的战略选择。

二、反霸权，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

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和敌我关系的变化，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就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但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始终如一：其一，独立自主原则;其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其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四项原则中，独立自主是首要的根本的原则，其他三项原则都要包含也要服从独立自主原则。

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尽管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实现民富国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中国的最大安全，也是中国的最大利益。“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还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④]

当今世界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搞霸权主义，都是历史的必然。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当今世界战争与动乱的主要根源，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发展，威胁中国的发展环境。因此，中国历来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⑤]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以及政治、安全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欧洲等陷入重重危机、捉襟见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对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产生重大冲击，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引发苏东剧变以来最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变局，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并日益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力量。这个大变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大变局下，各种国际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围绕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斗争十分激烈，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世界依然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⑥]

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中国以自己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即可充分证明自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并不刻意与某个国家或某一类国家为敌，但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发展，威胁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国际环境，因此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我们应该提倡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国家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⑦]“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⑧]

中国不但要反对他国搞霸权主义，同时也会反对自己搞霸权主义。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刚刚踏上致富的轨道时，邓小平就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⑨]今天中国经济坐二望一，正由富向强迈进，“现在，国际上有人担心，中国发展起来后会不会也搞霸权主义、欺负别人。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中国已经多次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⑩]“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1]

今天，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观。今天，从站起来、富起来正迈向强起来的中国人民，越来越和各国人民休戚与共，中国人民的梦想和各国人民的梦想紧紧相连。一方面，中国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情，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为世界作贡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尽己所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所倡导的“共享发展”与“共同安全”。

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要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基础。要积极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提高合作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多做贡献。中国有句古话，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金砖五国来自四大洲，“为了构筑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宏伟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走到了一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和责任。”[12]

三、应对“修昔底德陷阱”，开展对美合作与斗争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将一切资源(人也成为人力资源)变成商品，都成了交易对象，霍布斯式的敌人与康德式的朋友，都会成为洛克式的竞争对手。既是竞争对手，就会既合作又斗争。合作，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可以从与对方交往中获得自己想要获得的利益，如此经贸往来可以不断拓展和深入;斗争，是因为有彼此的分歧，有彼此难以可调和的矛盾，抑或存在着要价太高的利益。正因如此，对于美国，这个曾经在对抗法西斯时的朋友、民族解放与“无硝烟”战场上的强劲敌人，改革开放后商场上的竞争对手，必须要充分评估，知己知彼，多做准备，做好准备，合作时有效合作，斗争时积极斗争，既合作又斗争，才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发展，才能确保中国的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也就是说，美国要是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我们就应当组成国际统一战线，同他作斗争，要是对中国搞“颜色革命”，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就坚决地不妥协地与他进行斗争;除此之外，为增进彼此乃至地区、国际的共同利益，我们可以积极地耐心地与美国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劝导美国更多地放弃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做一个平等的国际合作伙伴。

“美国位于西半球，虽然不是我们的邻国，但它是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争取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并有所改善和发展，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对美国，我们还是要坚持以两手对两手。在有共同点的问题上，要争取扩大同美国的合作;在涉及我国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要进行坚决斗争。”[13]以两手对两手，就是外交斗争中的辩证法。

西方的国际问题专家热衷讨论“修昔底德陷阱”，认为根据历史经验，新型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亦如古希腊时期的雅典与斯巴达一样。时间、地点、条件等诸多要素已经发生了全面转移，西方专家学者为了某种需要，无限放大发挥这一历史的“莫须有”，套用到现实国际关系包括中美关系上，把中美之间原本既合作又斗争、斗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斗争的复杂关系，竞争对手的关系，简化为仅仅存在着斗争关系，而且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必然要替代美国而使得斗争乃至战争不可避免，既不符合史实与现实，也缺乏应有的辩证思维与外交智慧。

问题是，中国的一些国际关系专家学者，缺乏独立的研究思考，习惯人云亦云，跟着美国西方学界舆论界的屁股后面跑，成了跟风族，追星族。用很多似是而非的西方概念、命题、论述，来框定中国的理论与政策。所谓“俢昔底德陷阱”就是很好的一例。习近平总书记清楚地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有鉴于此，“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14]

“修昔底德陷阱”一个至多是“莫须有”的历史假设，却被当作历史事实，进而演绎为很可能就发生在中美关系上的现实真实。因为有了“修昔底德陷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渲染“中国威胁论”。美国纠集盟国，“重返亚太”，把60%的海空军力部署在亚太，强化军事同盟，企图将中国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如今再拾“印太”，拉印度下水，一起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迟滞中国的复兴进程。对美国的底牌，中国一定要心中有数，决不能听信他的表面一套。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着眼于现实与未来，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规避“零和”竞争，以争取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外部环境。这需要有大智慧。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旨在从战略上给中美关系定好位，促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探索出一个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模式。

美国和中国都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数一数二，因此中美两国相斗恶斗，不仅伤及自身，而且还伤及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实际上，合作是中美两国实现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要合作就要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早在1979年，邓小平先生就指出：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今天，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而且，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双方更应该登高望远，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15]

经济全球化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出于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积极表示愿意同美国一道，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给地区及世界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经过中美两国和平人士的共同努力，两国迄今为止已经建立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等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既聚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大问题，也扎实做好每个合作项目，这对两国关系积极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双方要共同努力，把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打造成为中美增进互信的加速机、培育合作的孵化器、管控分歧的润滑剂，为中美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16]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始终认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双方应该加强对话，增信释疑，促进合作，确保中美关系始终不偏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17]

四、应对“周边安全陷阱”，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

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黑龙江的黑河与云南的腾冲之间画了一条线，该线接近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是一条似乎带有点神秘色彩的线，该线比较科学合理地划分了中国的沿海与内地，在该线东边即沿海地带，集中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生产力与财富，是中国的关键发展区域也是重要安全区域。近代以来，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主要集中在该区域，由此导致中国任人欺凌与一穷二白的悲惨局面。近代以来，中国真正的重大威胁(影响复兴进程甚至亡国灭种)日益集中到海上。一段时期以来，威胁逐渐集中于美日同盟，逐渐形成东海、南海与台海“三海”联动，威胁中国沿海地区，妨碍中国实现统一，阻挠中国走向海洋。但是，美国不断实施地缘战略欺骗，一边执着地重返亚太，另一边鼓噪再拾“印太”，鼓动印度在中国西部边界制造摩擦，诱导中国把注意力、战略方位引向西部。

当然，论断中国的战略重心在沿海、在东南，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西北、忽视内地。中国虽大，但是没有一寸多余的土地;中国有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但是没有一公里的边界线可以失守;陆上有14个大小邻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低看一眼。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几千年来，东西南北中，浑然一体，缺一不可。司马迁曾经说过，“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8]“司马迁语”配上“胡焕庸线”，似乎更有谶语与玄学的意味。历史上，在中华大地上，确实有诸多“作于东南，收于西北”的重大事例，“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19]，所以“史圣”才能给出经验性结论。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证明“作于东南，收于西北”;大革命“作于东南”，但是没有“收于西北”，故半途而废;改革开放“作于东南”，要想取得彻底的胜利，必须也要“收于西北”;新时代，新核心，必然“作于东南，收于西北”。东南与西北统一于中国，周边安全是确保中国东西南北全方位安全的重要一环。

朋友可以选择，邻国却不能搬走。中国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通、文化相融，经济社会相伴，可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加强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稳定周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周边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依托。做好周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是确保边陲安宁、维护国内稳定的需要，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是外交斗争全局的需要。”[20]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力拼搏。但是，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21]中国努力和周边国家一道，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共同建设一个与周边国家共享的百花园。

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想发展，民族要复兴，然而，那些身体已进入21世纪但是头脑还在21世纪、处于冷战状态的西方专家们倾向认为，中国发展中华民族复兴会终结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终结西方近代以来领先的文明。因此，世界强权霸权不愿中国发展，不让中华民族复兴，为此不断在中国周边煽风点火搞破坏，阴谋阳谋一起来，什么便利有效就搞什么来什么。所以，塑造周边安全环境，也是对美西方战略博弈的重要方面。对此，决策者非常冷静明晰，所谓“周边安全陷阱”，其实是美西方设的套，是一种离间计，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针对周边打好安全牌，要坚持亚洲安全观，增强开拓和塑造意识，管控周边热点难点问题，建立安全合作机制，逐步增强对地区的掌控力，增进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主张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建设和谐周边，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这些理念，首先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22]

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3]

五、维护海外利益，安全保障跟进国家利益

过去，中国与世界是分离的，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中学课本中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与《世界地理》都是分开的，有些井水不犯河水的味道。那时，中国是世界的函数，中国近乎一直随着外部世界的改变而改变。然而，曾几何时，不仅是中国领导人举手投足、音容笑貌在影响着世界，就连“中国大妈”都在改变着世界。据报道，“中国大妈”蜂拥金店，撑起了世界黄金价格，让“做空”黄金的华尔街投机商损失惨重;“中国大妈”热衷的广场舞随着出境游而跳出了中国，舞向世界。中国领导说话，世界倾听;中国大妈跳舞，世界观看。当然，世界不仅在听、在看，也在说。但是，西方国家拥有话语权，所以他们说的，可以很方便很及时地传遍世界。他们竟然说，中国的“走出去”是在搞新殖民主义，搞霸权主义，煽动“中国威胁论”，完全将他们自己在世界的所作所为生搬硬套到中国人的头上。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殖民他国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所以，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事实胜于雄辩。几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24]曾经遭受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走出去”战略持续推进，中国的海外利益日成规模、日趋庞大，由此形成了一个“海外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内地出境累计28万人次，但是仅在2016年一年，中国内地出境就高达1.6亿人次，而且每年还以约1千万人次递增。随着中国积累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迅速成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投资大国，成为净资本流出国，近年来每年对外投资都以千亿美元规模递增。过去曾流传：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华人，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中国的利益。过去“下南洋”，基本上是背井离乡，实际是谋生存、去逃荒。一部近代海外华人史，说是一部心酸血泪史，一点也不过分。西洋、南洋一些国家，动辄掀起排华恶浪，往往不是一般的歧视、剥削、压迫，而是杀戮，是赶尽杀绝。今天，由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去”，远远不再是求生存，而更多的是谋发展，中国的海外存在与海外利益，不能再被视为“无主认领”而随意任人欺凌处置。

但是，中国企业、中国公民“走出去”，无论是出境游、还是海外经商投资，都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甚至完全不同于在国内的风险，如政治风险、汇率风险、人身财产安全风险等等。境外风险给中国外交提出了新任务新课题。此外，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重大自然灾害等都有可能对中国的海外利益构成威胁，国际市场、海外能源资源和战略通道安全问题日趋凸显。海外利益保护已经成为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外交是政治的延伸，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是中国外交责无旁贷的责任。中国外交官与驻外人员与时俱进，根据近些年来，中国外交的新情况新特点与新经验，总结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做出新努力新尝试。但是，海外利益保护，外交部门不可能包打天下，一肩扛起，需要更多的部门、更多的机构、更多力量，在政府协调与彼此协同下，在尊重国际法与驻地法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到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中来。

有鉴于此，中国的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边界就应该拓展到哪里，中国的安全保障就跟进到哪里。国家安全战略应与“走出去”战略相契合，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契合。我们不觊觎任何国家的领土、主权与利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合法利益。为此，要注意科学界定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不能泛化，不能把一般利益上升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否则会造成资源和需求的错配，透支国力，反而影响对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的保护。海外利益保护，光靠外交照会与外交辞令不行，要有适当的行动能力与干预介入能力。因此，根据西方乃至世界经验，中国必须适当发展海外情报力量与军事力量，有步骤推动我国军事力量、执法力量以适当方式“走出去”，加强维护海外利益的“硬实力”。

中国企业在海外经商投资，一个普遍的头疼问题就是遭遇东道国或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滋扰，而不知如何恰当地、经济地与这些NGO打交道，从而造成经济损失、机会错失与时间流失。国际市场竞争，时间就是金钱。因此，要拓展理论，更新理念，放松政策，适度发展中国的民间组织，鼓励支持它们“走出去”，在境外，在国际社会，与各类NGO合作与竞争，从而为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投资，赢得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

六、应对全球性挑战，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全球性挑战越来越多。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增长动力不足，贸易和投资低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面临瓶颈，区域贸易安排丛生，国际经济规则越发碎片化，越来越多的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地区国际热点此起彼伏，动荡冲突战乱不断加剧;国际关系民主化一波三折，反全球化、反体制、反精英思潮暗流涌动;贫富分化、贫困问题、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可持续发展、金融能源粮食网络信息安全等等各类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扑面而来，乱象丛生。全球化之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与此同时，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正在开始形成，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共识。

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治理。解决日益增多的棘手的全球性挑战，需要世界各国人民齐心协力加以应对，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同舟共济、协调行动，尤其需要大国富国强国以负责任的精神努力担当。然而，国际社会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贫富苦乐严重不均。西方国家不到世界15%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约75%的资源，其中美国不到世界5%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约30%的资源。美西方国家为了一己私利，为了确保自己多吃多占，长期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尤其是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大搞“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亡也得乱，如此搞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国自危;美西方金融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弄得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相关企业被折腾得苦不堪言。过去，一个强大自信的美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美国从主导、领导全球治理中，获得积极的霸权收益;今天，一个走向衰落的不自信的美国，恰恰是他昔日建立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公共产品的损坏者，美国从世界动荡中浑水摸鱼，获得消极的霸权收益。

因此，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就需要与美西方国家做持续的、坚决的、有艺术的外交斗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体制也到了重要的变革关头。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深刻地改变着当今世界的国际力量格局。“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25]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26]中国在积极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争取全世界的共享发展，在努力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努力实现全世界的共同安全。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他说，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莫斯科到日内瓦的四年多的时间里，习近平同志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100多次谈及命运共同体，不断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阐述“中国方案”。

“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7]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积极倡议，得到世界广发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

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决议;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11月2日，第七十二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28]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一书评价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纲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对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也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动力。[29]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③]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④]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2013年1月28日)。

[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2012年12月26日)。

[⑦]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2014年7月16日)。

[⑧]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⑩]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2013年3月20日)。

[1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12]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2013年3月27日)。

[13]江泽民《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页。

[14]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

[15]习近平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并致辞( 2014年7月9日)。

[16]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2017年11月9日)。

[17]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 2014年7月9日)。

[18]《史记·六国年表》。

[19]《史记·六国年表》。

[20]江泽民《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2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22]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0月24日)。

[23]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0月24日)。

[24]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2014年3月28日)。

[2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善搞得讲话(2015年10月12日)，参见《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26]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27]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28]班威《人类命运中的中国担当》，新华每日电讯2017年3月3日第7版。

[29]班威《人类命运中的中国担当》，新华每日电讯2017年3月3日第7版。

【江涌，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国有资产管理》杂志2018年第1期，有删节。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