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芯”痛，痛醒国人，“造不如买”的逻辑必须要倒过来！
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因其内在的缺陷和为先发国家资本服务的本质，无法科学地解释国际贸易利益在国家间的分配差异。遵循该原则而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必然受到掠夺与剥削，实践的结果会导致本国产业陷入产业的低端或低端产业的锁定。马克思的国别价值—国际价值—国际市场价值—国际生产价格逻辑的国际价值转形理论则科学地阐明了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差别，得出国际交换的结果是价值财富从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因此，中国要摆脱和避免在国际上受剥削地位，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根本出路在于坚持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原则，加快实现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察网编者按：中美贸易战再升温。2018年4月17日，美国企业被禁在未来七年内向中兴通讯销售元器件。这对在芯片、元器件领域仍然较为弱势的中国中兴等企业而言无疑是封喉一剑。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受制于人，在国际竞争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隐患由此暴露无疑。
毫无疑问，对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弱势地位，与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一段时间内鼓吹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及其事实形成的一定舆论影响有很大关系。中兴“芯”痛，正是这种买办逻辑所造成的恶果。中兴之痛，国产芯片之痛，应当痛醒国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买办逻辑必须要得到遏止与扭转！
对芯片等核心技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重视，明确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我们要掌握我国互联网发展主动权，保障互联网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
习总书记还直接批评过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逻辑。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上海考察“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时指出，“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
为此，察网特刊发吉林财经大学魏旭教授的论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为什么要倒过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该论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梳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论的历史渊源，着重指出了这一理论在当代的变种即所谓的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指出遵循该原则而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必然受到掠夺与剥削，实践的结果会导致本国产业陷入产业的低端或低端产业的锁定。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原则。在中美贸易战正热之际，从理论高度重温这篇论文，无疑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把握本质。
本论文原刊载于《理论月刊》2015年第5期，诚挚感谢魏旭教授授权察网网络发布！】
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上海考察“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时指出，
【“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
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讲话，旗帜鲜明地倡导了我们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同志倡导的这一精神，原本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秉承的优良传统。但这一优良传统在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由于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受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在这一理论下所形成的“以市场换技术”逻辑的误导，在实践中逐渐被忽视甚至在不自觉中被抛弃，导致我国在参与全球国际分工的过程中，逐渐被锁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低端，出现了“链—网”的双重锁定，甚至陷入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为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运用马克思的国家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理论角度，在价值转形的理论框架下解读习近平同志这一讲话背后所蕴含的理论背景。
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是西方比较优势理论误导的结果
长期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国际贸易及其利益分配理论是由大卫李嘉图开创的比较优势理论。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李嘉图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简单国际贸易模型阐述了他的比较优势原理。在该模型中，李嘉图假定英国和葡萄牙各自都只生产毛呢和葡萄酒。首先从英国方面来看，英国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需要用10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如果要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则需要用12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其次从葡萄牙方面来看，葡萄牙生产葡萄酒需要8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如果生产毛呢却需要用9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李嘉图认为，对英国来说，生产毛呢并把它输出国外以换取葡萄酒更为有利。而对葡萄牙来说，输出葡萄酒以交换毛呢是有利的。李嘉图特别强调，即使生产毛呢所用的劳动时间也绝对低于英国，葡萄牙也应该专业化于生产葡萄酒，而把毛呢的生产留给英国。李嘉图的理由是，
【“对葡萄牙说来，与其挪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织造毛呢，还不如用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由此可以从英国换得更多的毛呢。”[①]】
李嘉图的结论：在国际分工中英国应专业化为生产毛呢，而葡萄牙则应专业化为生产葡萄酒。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李嘉图对比较优势原理的论证。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往往都避开李嘉图而用机会成本等去谈论国际贸易理论的利益问题。事实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恰恰是大卫·李嘉图才真正科学地揭示了国际贸易中不同的贸易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对于上述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国际贸易的例子，李嘉图曾经十分肯定地断言：“英国将以一百个人的劳动产品交换葡萄牙八十个人的劳动产品。”在这里李嘉图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在英国和葡萄牙的国际商品交换中，有20个工人的一年的劳动从英国转移到葡萄牙。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李嘉图写道：
【“这种交换在同一国家中的不同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用一百个英国人的劳动交换八十个英国人的劳动，但却可能用一百个英国人的劳动产品去交换八十个葡萄牙人、六十个俄国人或一百二十个东印度人的劳动产品。”[②]】
可见，李嘉图已经在理论层面上得出了结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国际贸易中，必然有价值财富从不发达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取得了发展中国家所得不到的贸易利益。李嘉图的这一认识，在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上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野所能达到的最高界限。
虽然李嘉图在阐述比较优势原理时在事实上已经揭示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关系，但是，李嘉图对自己的这个结论却不能够坚持始终，而是发生了动摇。李嘉图及其学派由于不能科学地揭开价值转形之谜，不能科学揭开劳动和资本之间交换之谜，而导致其理论破产。[③]因此，李嘉图在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理论的矛盾和困惑。前面我们看到李嘉图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已经认识到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然而，李嘉图并不能够对这一经验上的事实给予正确的说明。李嘉图由于他的劳动价值上的缺陷，他没有科学的价值转化理论，因而也就谈不上运用价值转化理论来分析国际贸易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利益关系。李嘉图转而错误地认为，这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交换领域作用的“失灵”。他说“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的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相互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④]此后，李嘉图又回到了他的粗造的劳动价值论。他写道：
【“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的所费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牙在英国所能换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如果贸易是纯粹的物物交换，那只有当英国能够使毛呢十分便宜，以致用一定量劳动制造制造毛呢比之栽种葡萄能获得更多的葡萄酒时或当葡萄牙的工业出现相反的结果时，它才能继续下去”[⑤]】
这里用“一定量劳动”衡量两个国家的商品交换，表明李嘉图又回到了运用价值规律说明商品交换的立场上来。按照这一思路，李嘉图又得出了国际贸易不能增加一国的交换价值的结论。对此马克思批评道： “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国际贸易只产生使用价值他称为财富，不产生交换价值”，“ 因此，在李嘉图那里就出现了价值和财富之间的绝对对立。”
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之后，约翰·穆勒又从需求和交换比率方面对比较优势理论加以补充，形成了相互需求论。相互需求论从供求决定价值出发来解释国际间商品交换的比率，认为供求规律决定国际间商品流转的水平和对外贸易中的商品价格，并将这一规律称为“国际价值法则”。这样，穆勒就把国际价值的决定归于供求关系，彻底抛弃了劳动价值论。
随着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的拓展，国家间技术扩散变得容易，由此导致国家间生产技术日益接近。然而，在实际的生产和贸易中，却仍然存在着国家间的较大成本差异，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无法给出有力的解释。由此，赫克希尔、俄林在彻底抛弃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继承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思想，利用马歇尔的提供曲线方法，构建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即H—O模型。新古典贸易模型将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联系起来，把决定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的因素归于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密集度和各国的要素禀赋。此后，萨缪尔森进一步用数学形式表达了H—O模型的所有内容，并认为产品贸易实际上是对要素贸易的替代。这样，就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解释工业革命后贸易产生原因的主要理论。然而，这一理论在现实的实证检验面前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即所谓的“列昂剔夫之谜”。[⑥]
“列昂剔夫之谜”的提出，大大动摇了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各种新的贸易理论不断出现，先后形成了新要素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如果说传统贸易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不变基础上来解释产业间贸易的话，新贸易理论则是用规模经济效应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来解释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现象。在此基础上，又先后形成了以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为代表的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理论、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以分工、交易效率为核心，运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成因及利益分配的国际贸易理论。
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来看，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就是一个逐步背离劳动价值论的过程。如果说李嘉图是在不自觉中放弃劳动价值论的话，现代西方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则是有意地背离劳动价值论。所以，现代西方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不过是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基础上对已有理论的技术缺陷进行不断的修补，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新发展。正因为如此，李嘉图以后的国际贸易理论不但没有使这一理论朝科学化的方向向前推进，反倒是利用供求论、效用论和要素论等庸俗化的理论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加以改良，使现代西方主流国际贸易理论沦为庸俗化。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大卫·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论出发阐述了比较优势原理，并且初步揭示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优势的发达国家和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利益分配规律。但是由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没有能够科学地解决价值转形问题，因此他所坚持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缺陷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理论缺陷，使他不能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运用国际价值和国际价值的转化形式说明国际交换的现实关系，因此，在分析国际贸易的贸易利益分配问题时出现了认识曲折。后来的各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采取了逐步放弃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国际贸易问题进而误入歧途，他们自然得不出科学的结论。
二、马克思国际价值转形理论对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说明
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是从马克思的国别价值理论发展而来的。所谓国别价值就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对商品交换中起调节作用的商品价值，它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国别价值在形成过程中，不同劳动强度的劳动要进行平均化。而且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商品的价值(即国别价值)还要通过部门内部的竞争转化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还要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而进一步转化为生产价格。马克思关于国别价值的形成及其双重转形的思想，完全可以用于国际商品交换的价值理论分析。
首先，国别价值平均化为国际价值。在国际市场上，不同国家所生产的同种商品，将按照相同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行出售。然而，它们却是在不同的国家、以每个国家不同的平均劳动强度以及不同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相同的商品却有不同的国别价值。这些产品的国别价值形成一个阶梯。[⑦]在商品按相同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行交换时，这些产品的国别价值就以一定的梯度、以不同的国别价值依次平均化为相同的国际价值。这时，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国际价值，因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发达国家的国民劳动强度往往都大于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劳动强度，因此，发达国家的一定长度的劳动时间，在表现为国际价值时就会表现为一个比较大的量。相反，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相同长度的劳动时间，在表现为国际价值时就不能表现为一个比较大的量。例如，英国、法国和印度都生产小麦。假设英国的平均劳动强度较高用d1=1.5来表示；法国的平均劳动强度为中等用d2=1.0来表示；印度的平均劳动强度低用d3=0.5来表示。英国、法国和印度各自生产1吨小麦，他们使用的劳动时间分别是80个工作日、120个工作日和240个工作日。当这些小麦在国际市场上都安120个工作日出售时，作为发达国家的英国，就以一个较小的劳动时间(80个工作日)实现为一个较大的国际价值(120个工作日)，相反作为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印度，却以一个较大的劳动时间(240个工作日)，实现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国际价值(也为120个工作日)。
其次，当国际市场上，各国资本家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而展开部门内部竞争时，商品的国际价值就转化为国际市场价值。劳动生产率高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企业生产的商品，其个别国际价值较低，例如是6小时。相反劳动生产率低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企业生产的商品，其个别国际价值较高，例如是10小时。他们在竞争中都要按中等劳动生产率发展水平的企业生产商品的个别国际价值8小时来出售。也就是说，这个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单位产品的国际市场价值是8小时。在国际市场上，这个8小时的国际市场价值，相对于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产品的6小时国际个别价值来说，就表现为一个倍数的量或“自乘”的量；而相对于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产品的10小时国际个别价值来说，就表现为一个打折扣的量。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都是率先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其劳动生产率较高，因此，它的一定长度的劳动时间就会凝结在较大数量的商品上，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较低。但是，在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时，在国际市场上商品按统一的国际市场价格出售，这必然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以一个较小的国别个别价值实现一个较多的国际市场价值。例如上面所说的6小时的国别个别价值实现为8小时的国际市场价值，表现出多实现2小时的价值。相反，那个10小时的国别个别价值却有2小时不能得到完全实现。
再次，当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展开为追求平等占有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竞争时，商品的国际市场价值就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但每一个国家生产自己投入到国际市场上去的产品都有一个中等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部门。这个具有中等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部门，它所生产的产品的生产价格就是其国别生产价格。然而当不同国家将其产品投入到国际市场时，不同国家的资本又形成一个“社会总资本”。这个“社会总资本”的不同部分之间又会围绕利润率的高低而展开部门之间的竞争。总的原则是资本会从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和国家抽出转而投入到利润率高的部门和国家。这样竞争的结果是形成过即平均利润率，相应地便形成国际生产价格。一般说来，国际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不同国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而且还取决于不同国家和不同部门对世界市场商品生产所投入的资本数量。国际平均利润和国际生产价格形成以后，资本有机构成高于社会资本平均构成的国家或生产部门，其产品的国际生产价格高于其国际市场价值，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能够多占有一定的剩余价值，相反，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资本平均构成的国家或生产部门，其产品的国际生产价格低于其国际市场价值，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就有一部分剩余价值不能够为自己所占有。在我国经济学界曾经围绕着马克思到底有没有国际生产价格理论展开过讨论。有相当多的学者以国际范围内资本和劳动力不能够实现自由流动为理由否定马克思有国际生产价格理论。须知，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限制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将会不断地被清除。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力自由转移，只是加快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的条件，而不构成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的根本条件或原因。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资本追求平等占有剩余价值的倾向。马克思说：
【“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做商品来交换，而是当做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他的各自的两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⑧]】
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它揭示了在生产价格(包括一国国内的生产价格或国别生产价格和国际生产价格两种)这种交换价值形式上，实现了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为此，马克思曾经以提纲的形式写下了他关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问题重要观点：
【“利润可以低于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利润，然而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价值增殖，因此，不仅单个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不过这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⑨]】
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提示向我们表明：马克思很欣慰自己关于剩余价值和其转化形式利润(更应根据马克思这里讲话的情景理解为平均利润)相互关系的理论发现。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区别于以李嘉图为最高成就的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地方，就在于他发现并科学地阐述了价值转形理论即生产价格理论。马克思认为，把生产价格理论运用与国际贸易领域就可以科学地解释，为什么在有的国家没有把更多的人类劳动投入到生产领域去“在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价值增殖”，但这个国家却可以获得更多利润或平均利润。也就是说，国际商品交换如果以生产价格相等为基础进行，那么，国际社会的一个国家的资本就有可能不以自己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为界限实现利润。马克思所谓的“这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说的就是这时商品按生产价格相等，而不是按价值相等进行交换。按照国际生产价格理论，发达国家所提供给国际市场的产品一般都是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产品，因而在按照国际生产价格出售这些产品时，都能够占有比自己国内创造的剩余价值多。因而就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⑩]的交换结果。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人们曾经热议的“中国需要卖掉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国际贸易案例中的国际贸易利益问题。美国的飞机制造业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他的资本有机构成假设是90c+10v，在剩余价值率是100%的情况下，其产品的价值构成是90c+10v+10m；而中国纺织业虽然也在不断地改进技术，但是其科技进步速度还是没有那么快，因而决定了它的资本有机构成仍然处于较低的状态,例如可以假定它是50c+50v，同样在剩余价值率是100%的情况下，其产品的价值构成是50c+50v+50m；在国际市场上，中美两国资本展开部门之间的竞争，结果形成了国际平均利润率
按照这个国际平均利润率，中国纺织品的国际生产价格为50c+50v+30p；美国波音的的国际生产价格为90c+10v+30p.这样在等生产价格交换的情况下，就有中国人在生产衬衫时所创造的20m转移到美国。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即使排除贸易霸权主义的干扰，平等自由的国际贸易也会使发达国家得到利益。
三、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本质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有着致命缺陷的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按照这个原则，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化。然而，在世界市场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对资本的控制与技术垄断，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贸易互惠，反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因此，这种贸易互惠论的结果，不仅不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统一，反而使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其实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9]756。 从世界市场运行的现实看，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造成发展中国家普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所谓的“中心——外围关系”。特别是二战后，处于分工阶梯低端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在按照所谓的“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时，专注于生产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虽然剧增，但从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非常少。一些国家由于过于强调资源、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的发挥，造成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实现升级，并固化了原有的产业分工，从而使这些国家深陷“比较优势陷阱”而难以自拔，甚至造成了拉美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增长停滞，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近年来，在所谓的产品内分工及产品内贸易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大多被限定在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事“微笑曲线”中价值增值最少的加工制造环节，形成“俘获型”的产业链，绝大部分利益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甚至使发展中国家出现“贫困化”的增长。
对于这种不平衡，现代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要么有意回避其背后的真实原因，要么由于其纯粹的技术生产过程的分析方法而将这种不平衡归于各种外生变量。例如李嘉图模型将其归于外生的比较技术优势，H—O模型将其归于外生的资源优势，新贸易理论则将其归于规模经济优势。事实上，造成这种不平衡或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剥削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作用的结果。我们知道，在世界市场上，交换仍然遵循着等价交换原则。但是，在等价交换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国别差异，交换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产品实现更多的价值，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平等交换下实现较少的价值。因此，在等价交换条件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实现了对比较贫穷的国家剥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这种剥削，绝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不等价交换导致的，而恰恰是价值规律作用下等价交换的结果。在当代，尽管国际贸易和各国间的经贸往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市场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和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价值规律的优胜劣汰的功能依然未变。由于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功能的作用下，通过国际市场交易所实现的利润不断地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这也导致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南北差距不断拉大。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战后的日本，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分工，还会不会成为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与此同时，在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下，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往往以较低的工资受资本的雇佣，从而使全球的资本家实现了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和共同剥削劳动力的局面。因此，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这种主张，不外是为资本的掠夺性进行辩护，从而服务于西方跨国资本的利益需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单纯依靠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方式很难实现所谓的比较优势的升级。
四、马克思国际价值转形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
事实上，建立在比较优势原则基础之上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科学理论，因而基于此理论所谓的发展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因为，在世界市场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对资本的控制与技术垄断，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贸易互惠，反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因此，这种贸易互惠论的结果，不仅不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统一，反而进一步使国家与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甚至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其实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11]从世界市场运行的现实看，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造成发展中国家普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所谓的“中心——外围关系”。特别是二战后，处于分工阶梯低端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在按照所谓的“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时，专注于生产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虽然剧增，但从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非常少。一些国家由于过于强调资源、劳动力等静态单纯而初级的比较优势的发挥，造成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实现升级，并固化了原有的产业分工，从而使这些国家深陷“比较优势陷阱”而难以自拔，甚至造成了拉美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增长停滞，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在所谓的产品内分工及产品内贸易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大多被限定在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事“微笑曲线”中价值增值最少的加工制造环节，形成“俘获型”的产业链，绝大部分利益被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获得，甚至使发展中国家出现“贫困化”的增长。因此，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比较优势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按照马克思的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理论，经济发展必将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以至于出现过度依附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经济；
特别地，在国际资本积累体制金融化趋势在统治地位以后，全球的经济结构、权力基础的日益金融化，其核心特征是构筑了一个全球性的“美元体系”，并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该体系当中。在“美元霸权”体系下，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掠占性日益增强，从而导致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更加注重技术的垄断性，防止技术外溢，以维持其对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占有。因此那种希望通过招商引资来承接国际资本转移，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提高自身的资本有机构成，从而提高民族资本的劳动生产率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的想法，即使抛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是难以实现的。
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辩证转形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里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利益的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和相应的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如何提高一个社会劳动生产率。邓小平在谈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转化形式的理论研究国际贸易及贸易利益分配关系后，我们同样可以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国际贸易中，“落后就要受剥削”。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要摆脱和避免处于国际受剥削地位，要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根本出路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原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这是党中央高瞻远瞩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高度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战略规划和理论宣言，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习近平同志说：“过去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现在要倒过来”。我们坚信，在这一逻辑下，习近平同志重新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今后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实践中，必将结出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硕果。
【魏旭，吉林财经大学教授，《当代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本文原载于《理论月刊》2015年第5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①]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4页。
[②]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4页。
[③] 恩格斯说：“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有以下两点：第一，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但是，活劳动在和资本进行交换时，…第二，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么，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学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因此，这就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李嘉图学派已经发现了这一矛盾，但是他的学派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④]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2页。
[⑤]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2页。
[⑥] 1947年和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列昂剔夫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对外贸易进行投入产出分析，结果发现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形成了与H—O模型相悖的结论。
[⑦] 马克思说：“没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他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平均劳动单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40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01-402.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5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