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爆中东炸弹的导火索在白宫：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正成为动荡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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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ID：knowfa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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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复无常的特朗普
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Trump）总统曾表示，要建立一届貌似混乱而令人无从预测的政府。迄今为止，他仿佛正在逐步实现自己的“诺言”。其中，他针对中东地区的表述、政策与行动也毫不例外。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尽管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允诺美国不会参与叙利亚内战（除了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打击行为），而事实上，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特朗普上台后的首次军事打击行动正是直接针对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领导下的军队，号称“为了报复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的行为”。
那么，特朗普为何要下此决心呢？滑稽的是，特朗普竟然是被电视上因遭受攻击而死的孩童们的照片而“触动”的。如果没有那些影像资料，生性多疑的特朗普总统则可能轻易地将此类事件描述为“假新闻”。这对美国的潜在敌人而言，能够得到什么教训呢？——那就是一定要尽力控制影像资料和媒体。这当然非常滑稽。
以前，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像特朗普那样，在刚刚入住白宫不久便连续发表如此多自相矛盾而又触犯众怒的地缘政治问题声明。同时，特朗普总统及其僚属还口口声声称，这些声明将作为未来美国行动的指南。
就美国军队军事行动而言，不仅反映了特朗普本人总是凭一时兴致的精神特质（从其对待叙利亚问题的策略上可窥一斑），而且体现出其战区指挥员在战术上的侵略性（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上投下恐怖的“炸弹之母”）（译注：“炸弹之母”指美军GBU-43大型空爆炸弹，是美军研制的新型大型燃烧空气炸弹，重约9.5吨，是迄今为止美军研制的最大的非核炸弹。
2017年4月13日，美军在阿富汗首次使用这种炸弹。）——目前尚不知这些前方指挥员是否与白宫奉行和坚持同一安全战略。由于特朗普政府为军队赋予新的作战自由，那么美国的敌人与盟友将很难辨识某次军事行动是由白宫那一级别策动的。另一方面，在这种混乱的官僚体制环境下，美国内部势必会发生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
此外，正如发布禁止某些穆斯林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一样，特朗普总统的多项举措都是令人厌恶而且徒劳无功的——如果他认为这有助于维持其在国内选民心目中的威望，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也许特朗普怀有强烈的权力渴求欲，但这往往恰好被聪明的敌人与朋友加以利用——正如这次出访中东，沙特阿拉伯方面之所以过分热情而高规格地予以接待，并非真正处于对特朗普的虔诚与敬仰（译注：沙特阿拉伯在此次会晤中获得巨额军售订单。）。
由于特朗普一贯坚持“瓦解分化是壮大自己、打压敌人的重要手段”的理念，那么他在中东问题上也体现为明显的孤立主义手法。特朗普仅仅注重结果，而忽略了手段的重要性。这完全不利于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的“大棒”战略（译注：主要指打压地区大国）不同的是，特朗普总统似乎更愿意挑起中东地区各国激烈的双边、多边关系，以增加其谈判的筹码并从中渔利。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有关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分析都显得非常艰难。2017年5月，特朗普总统认为，将以色列与逊尼派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伊朗，是实现一系列地区目标（包括巴以和平、叙利亚与伊拉克安全稳定、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叫停或延缓伊朗核项目等）的最佳途径。然而，他可能在未来数周或数月内轻易地改变其想法。可以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认为背叛某个盟国可以给他带领的政府“加分”或者有利于实现其它目标，那么他通常一定会这样做。
二、多极政府酿就一套自相矛盾的地区战略
许多人都知道，特朗普鼓励在其治下的政府内部出现多个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无论在白宫内，还是在其政府内阁中，这一点都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白宫，存在两大集团相互掣肘：一派是由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译注：美国总统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号称“国师”。）领导的民粹主义者；另一派是由加里·科恩（Gary Cohn）（译注：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主席）和贾瑞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译注：新泽西州地产大亨查理斯·库斯纳的儿子，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大女婿，现为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的核心智囊人物之一。）领导的全球化主义者。
在中东问题上，民粹主义者是坚决反穆斯林并力挺以色列的；相比而言，全球化主义者则强调要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加以有效管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恩和库什纳都是犹太人）。目前看来，全球化主义者占得上风。
在政府内阁，全球化主义者的势力相对较弱，主要安插在国务院和商务部——其中，由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任美国国务卿，商务部由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任美国商务部部长。然而，民粹主义者主要集中在国内立法监管部门，如环境保护署。从近期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中，正折射出民粹主义在特朗普内阁中蕴藏的力量。
如果考虑国家安全领域，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又出现第三大力量中心：包括以退役上将约翰·凯利（John Kelly）为代表的国土安全部（译注：凯利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40多年，2012年升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主要负责应对中南美洲毒品犯罪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威胁。
作为特朗普政府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肩负计划与实施在美墨边境造墙以及遣返非法移民的重要任务。）、以退役上将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为代表的国防部以及以退役中将H·R·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为代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译注：麦克马斯特为特朗普政府的新任国家安全顾问，以接替因“通俄门”事件而辞职的弗林。
此前，麦克马斯特为现役军人，美国陆军能力集成中心主任。）。再加上当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Joseph Dunford）上将，他们都曾支持与实施（可能处于勉强与政治压力）前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所谓的“增兵计划”，以对当时伊拉克境内日益严峻的叛乱形势进行镇压。所有这些人都认为，应当给予前线指挥员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和资源，支持他们完成作战目标，同时尽可能保持与当地、地区伙伴之间的协作。
这种基于军人背景的实用主义，再加上国防部长马蒂斯个人将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稳定的首要威胁的思维定势，以致于国家安全部门在民粹主义（注重以色列）与全球化主义（注重富含石油的海湾君主制国家）之间达成明显妥协。
在此背景下，重在控制伊朗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的以色列与逊尼派国家联盟在影响上力压特朗普打击伊斯兰国的意图。而事实上，在过去8年时间里，德黑兰在打击叙利亚与伊拉克境内逊尼派极端组织方面做的比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而沙特阿拉伯（与土耳其一道）却成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为一个破坏性强的反什叶派恐怖组织迅速崛起之帮凶。
可以说，特朗普之所以一改竞选前对沙特王室严厉的批评措辞（这些措辞大多是很客观的），正反映了特朗普总统：（a）顺从于强硬的军方领导（特别是国防部长马蒂斯）；（b）个人内心对极端财富与强硬领导的羡慕；（c）有些天真地认为，一个针对伊朗的联盟可以使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绕开巴勒斯坦问题——这一点与特朗普娴熟的谈判技能有关。然而，有理由相信，特朗普政府这种靠多个权力中心生硬地揉合在一起的地区战略是很难成功的。
三、特朗普的中东战略似乎与美国冷战本能有关
当前，特朗普政府有关组建以色列与逊尼派国家联盟对付伊朗的决策，与冷战期间美国将逊尼派专制国家联合起来的决策同出一辙——后者先是用于对付泛阿拉伯社会主义（又称“纳赛尔主义”）（译注：阿拉伯民族主义又称“泛阿拉伯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颂扬阿拉伯民族、语言及文学，并诉求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统一。纳赛尔是20世纪50年代埃及总统，被视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主张在阿拉伯世界开展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又用于抵制苏联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
无论是1957年首次提出将逊尼派专制国家联合起来对付泛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1980年转而提出要用这种联盟对付苏联英雄的卡特政府，都站在沙特阿拉伯一方。这有意无意地诱使利雅得（译注：沙特阿拉伯首都）在接下来几十年内持续不断地向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输出其极端瓦哈比教派（Wahhabism）（译注：瓦哈比派又称“伊斯兰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是兴起于18世纪的一股伊斯兰教逊尼派支脉，以首倡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的名字而得名，被沙特阿拉伯奉为国教。该派在教义上极度保守，信徒主要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神权论思想。
事实上，“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都是这种高度孤立的、反西方的极端思想的产物——要知道，在沙特阿拉伯的资助下，北非、巴尔干半岛、波斯湾地区、高加索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地区、南亚地区及东南亚地区（近期甚至在欧洲）曾涌现出大量宗教学校。
如果我们怀疑历史上绝大多数反西方、反斯拉夫、反亚洲的恐怖主义都是逊尼派极端恐怖主义网络（相对于什叶派而言）所为，那么，迄今为止采取这种非对称手段的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莫过于沙特阿拉伯了。这相对于伊朗带来的威胁要大很多。不容忽视的另一个事实是，从内部看，由伊斯兰原教主义者发起的绝大多数恐怖主义都卷入逊尼派与什叶派民众之间无休止的宗教冲突。
从这个角度看，利雅得的首要攻击目标始终是德黑兰——这个穆斯林世界“老大”地位的最有力竞争者。更大的问题在于：西方国家一口咬定“阿富汗是‘基地’组织的温床”、“伊拉克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温床”，但却不知道这些恐怖组织的“种子”实际上是沙特阿拉伯王室刻意种植与资助的。而沙特的行为得到了美国的默许或纵容。
当前，由于听从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将伊朗看作中东地区安全稳定最大威胁的观点，特朗普总统在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方面表现出类似的战略“天真”。特朗普认为，逊尼派国家可以通过社会管控等手段，有效压制他们国家内部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殊不知，沙特阿拉伯将继续公开支持逊尼派跨国恐怖主义网络，并以此作为抑制伊朗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过去，有些西方专家曾讥讽道，“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总是善于同时资助战争双方。”他们的意思是，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曾将沙特阿拉伯看作“必要的魔鬼”。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上台后，一度谋求结束这种“伪善”，意图让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学会如何与对方合作分享地区影响力。
“阿拉伯之春”运动结束后不久，在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冲突中，奥巴马总统拒绝选边站队。相比而言，特朗普总统的行为更像是对历史的倒行逆施——他坚决站在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的一边，而站在什叶派伊朗的对立面。可以预料，在未来若干年内，特朗普的这项决策势必使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冲突更为恶化。
特朗普政府民粹主义阵营赞同这一战略选择。这是因为，他们从心底里并不打算为这些地区冲突“埋单”。相反，他们似乎更愿意将极端伊斯兰宗教问题这个“燙手山芋”交给欧洲、俄罗斯、印度甚至不断崛起的中国。
在“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口号下，当前世界上其它大国应当承担起打击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的重任，而特朗普政府却在追求“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与当年的布什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表现得更阴险：布什政府在中东打仗的同时，还支付战争所需的金钱；而特朗普政府只想在中东打仗，却意欲让其它国家为其埋单（通常通过购买巨额美国武器装备等途径）。
四、沙特阿拉伯、伊朗与土耳其之间的三角竞争关系
当前，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围绕伊斯兰世界影响力之争，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激烈。当逊尼派专制国家由于受“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影响而处于守势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得到一定扩张，而沙特阿拉伯的地区影响力明显被削弱。现在，利雅得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周边国家已经沦入德黑兰代理人的统治之下，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加沙地带。
近年来，沙特阿拉伯的动向值得关注：（a）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兴起，作为分裂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带”的重要手段；（b）在也门发起血腥而基本上无效的军事介入行动，旨在根除那里的胡塞反叛武装份子；（c）纠集有关穆斯林国家，组建“伊斯兰反恐军事同盟”——尽管该同盟声称致力于反恐活动，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以反恐作幌子的逊尼派反伊朗国家联盟。现在，在特朗普总统有关组建反伊朗联盟的公开声明的作用下，沙特阿拉伯主动担当向伊朗发起攻势的急先锋。
从历史的角度看，伊朗在核谈判后通常会做出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侵略性行为。毫无疑问，既然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伊朗是一个事实上（或潜在的）的核国家（尽管这可能是心照不宣的），那么这必然会对德黑兰称霸中东地区、染指地区外事务的野心起到一定促动作用——正如同第一版《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之于苏联一样。
事实上，这等同于美国承认：由于伊朗核威慑的出现，不动用军事手段是无法推翻伊朗现政府的。目前，尽管伊朗尚缺乏核武器化的能力，但是伊朗的核威慑效果已经初具成效：除动用核武器予以打击外，美国似乎没有其它方法能够阻止伊朗的“核步伐”。
另一方面，既然美国没有下定决定动用核武器予以打击，那么也就意味着伊朗已经拥有非对称却很管用的核威慑力量。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苏联类似，这种“核保护伞”使得伊朗更为从容地参与地区或全球地缘政治角逐，而不再担心会遭致西方国家直接常规军事入侵。基于以上考虑，在未来若干年内，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对抗可能更趋激烈。
在沙特阿拉伯、伊朗与土耳其的三角博弈关系中，土耳其扮演“摇摆人”的角色。受埃及与叙利亚后“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的影响，安卡拉迅速衰落，并逐渐被中东地区其它国家孤立起来。
当前，土耳其政府在许多重大事务上都追随利雅得。鉴于安卡拉支持利雅得建立的广泛的逊尼派反伊朗联盟，近期特朗普竟然公开表扬埃尔多安政权的国内治理能力（译注：在作者看来，埃尔多安政权是极不民主的。）。另一方面，利雅得也需要安卡拉能够承担起补充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由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退却而留下的安全“真空”——事实上，埃尔多安非常害怕这些安全真空由伊朗的代理人（国）来填充。
不过，安卡拉与德黑兰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会无限升级。很显然，强劲而富有成效的贸易关系，符合这两个在经济上艰难行进的国家的根本利益。事实上，土耳其经常利用其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在一些争议问题（包括叙利亚、伊拉克持续动荡问题）上充当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调解人”。
由于没有清除阿萨德（译注：叙利亚总统），当前埃尔多安寻求在逊尼派心脏地带维持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和平状况——这也是德黑兰所追求的，但却是利雅得所不可接受的（译注：如前所述，利雅得不希望形成有利于德黑兰的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带”）。美国支持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武装，这是问题更为复杂。
五、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重要地区关系
1. 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双边关系
近期特朗普访问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成果表明，美国新政府正在为利雅得在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世界推进其反什叶派、反伊朗进程提供最大的自由度以及空前的安全支持——这一点可以通过美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的巨额军售管窥一斑。
由此带来的战略矛盾是令人感到吃惊的：很显然，利雅得将继续为“伊斯兰国”（ISIS）恐怖组织以及“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提供秘密支持；而长期以来，这两个国际恐怖组织早已被美国情报机构列入会对美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黑名单”。结果，利雅得必将加大对华盛顿的游说力度，加强同华盛顿之间的公共关系，同时极力在美国公众面前掩藏其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
当然，这个潜在的严峻问题通常只有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或“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对美国资产（译注：包括美国本土、美国海外基地、美军部队或美国公民）成功实施直接的恐怖袭击后，才可能浮现到世人面前。不过，如果说当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利雅得仍能够与布什政府保持良好关系，那么很难想象，如果沙特王室遭受足够大的恐怖袭击，是否有利于沙特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升温呢?
2. 与以色列之间的双边关系
很显然，特朗普政府这种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最大威胁的说法与做法，得到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积极欢迎。自今年1月份特朗普宣誓就职以来，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忙于在已占巴勒斯坦领土上建造定居点。然而，当美国确定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大宗武器装备（特别是计划出售“萨德”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后，以色列许多政治家都感到很震惊。以色列大多数安全专家认为，这很可能削弱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确立的空中优势。
尽管巴勒斯坦立法者对特朗普总统有有关“促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永久和平”的表态感到乐观（很大程度是由于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结为反伊朗联盟），但从历史的视角看，要想在巴以问题上取得任何外交突破都非常艰难。特朗普的白宫已经向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发出信号——他们都可以在未得到美国授意的情况下追求本国的地区目标。从这一点看，未来特朗普不可能为实现巴以和平这么困难的目标而耗费任何政治资本，更不用说向以色列直接施压了。
3. 与伊朗之间的双边关系
特朗普政府可能寻求退出“P5+1”六国核集团（译注：P5+1 是指2006年针对伊朗核试验问题而尝试说服伊朗停止核计划的国际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国和德国六个国家。即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而其它参与方不可能效仿这样的做法。这就意味着，伊朗不会再次沦为国际经济制裁的重灾区。此外，鲁哈尼（Rouhani）的再次当选也表明，德黑兰将继续推动国内改革与全球经济扩张。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期望伊朗继续在地区冲突（译注：主要指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此背景下，特朗普近期关于“伊朗是主要的地区不稳定因素”的论调，不可能触发美国针对德黑兰的持续的外交活动。
4. 与俄罗斯之间的双边关系
俄罗斯不愿意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持续的行动中给美国扮演“小伙伴”的角色；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特朗普政府在追求这种依附或顺从关系。尽管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矛盾，但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为对北约的统一带来很大负面影响。此外，特朗普白宫已经公开承认俄罗斯在其西部、南部边缘的影响力。
尽管美国国内各种政论及媒体文章继续对普京政府进行妖魔化，但莫斯科对特朗普政府却非常满意——后者承认俄罗斯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足可以匹敌的对手。莫斯科将利用与伊朗之间的良好关系，要求美国在叙利亚问题及在对俄制裁（与克里米亚问题有关）方面做出妥协；当然，德黑兰和莫斯科在关于叙利亚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上，尚难达成一致。不过，总的来看，普京政权很可能回归到俄罗斯在布什政府时期所担负的角色，即作为华盛顿与伊朗之间的调停人。而这正好给特朗普总统处理伊朗问题带来灵活性：将莫斯科当作“胡萝卜”，而将利雅得当作“大棒”。
5. 与欧洲之间的双边关系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已经降至二战以来历史最低点。近期特朗普的外交出访表明：他对阿拉伯专制国家没有什么“训诫”，但却非常乐于指责欧洲民选政府。不出所料的是，在特朗普完成他的欧洲、中东之旅后，多个欧洲大国（尤其是德国）已经开始重新思考欧洲大陆是否应当继续依靠与新任美国。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短短几周时间内已经向莫斯科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西方内部是非常不统一、非常不团结、相互之间非常不信任的。很显然，这正是俄罗斯在过去几十年来所梦寐以求的。
此外，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完全聚焦于伊朗，而对北非的关注度非常之少。这进一步将欧洲孤立开来。与处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事件类似，特朗普向北约发出信号称：中东地区难民危机以及欧洲大陆的恐怖袭击（主要由“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发起）问题，应当由欧洲人自己解决，华盛顿无法给予太多帮助。显然，这种做派实际上相当于鼓励俄罗斯普京政权在一系列国家安全问题上“更大胆一些”。
六、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更愿意施以大量军事打击，但战略问题考虑较少或考虑不周。目前，美军指挥员拥有发起决定性打击的前所未有的自由，而且他们将这么做。
特朗普宁可让其它国家打起来，然后卖军火给它们。目前来看，中国已经成为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重要的军事装备提供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不愿意向这些国家提供某些特殊的武器系统。而在特朗普治下，中国的这种优势将丧失——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近期特朗普在出访中东期间，已经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巨额军售订单。
美国军事行动将对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均产生影响。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可能继续走进，而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安全协作水平也将进一步提高。如前所述，土耳其作为一个“摇摆子”，可能倾向于美国、以色列与逊尼派国家联盟。
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是中东地区的“局外人”。然而，特朗普政府为北京提高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特别地，北京可以巩固与利雅得、德黑兰之间的关系。
过去超级大国的经验教训表明，北京不可能不在中东地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中选边站队——特别是考虑到逊尼派组织多次发誓要将伊斯兰圣战带入中国西部的情况下。
特朗普政府为中国扩大其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外交、贸易与安全影响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窗口，而不用害怕美国的反应。在可预见的未来，尽管美国的软、硬件实力在中东地区仍将继续超过中国，但在美国政治体制环境下，特朗普的“红旗”能够打多久值得怀疑。正如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案例一样，有预谋的控告、弹劾都可能使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易张。对此，中国应有所准备。
中国应当继续全力推进其宏伟的“一带一路”（OBOR）基础建设计划。其中，重点要聚焦于通过中亚进入欧洲的陆路。由于美国在西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逐步让位于俄罗斯，俄罗斯势必会被中东地区愈演愈烈的逊尼派-什叶派之争牵扯很大精力。与此同时，由于美军可能会继续重视与开发“印度洋-太平洋”的战略意义，便意味着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在海上推进将面临很大挑战，特别是来自美国、印度与日本的联合阻滞。
按照特朗普政府的思路，中东与北非将出现三种不同的势力范围：
（1） 逊尼派专制国家、埃及和以色列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2） 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3） 在美国无暇顾及的背景下，北非属于欧洲的势力范围。
可以发现，仅仅美国的势力范围可能继续保持稳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势力范围可能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最终将稳定下来，但必将藉以血的代价——正如车臣问题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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