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币、借贷、银行崛起：一文读懂西方货币演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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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戴维·欧瑞尔
来源 | 人类货币史
编辑 | 扑克投资家，转载请注明出处
人们往往会因为渴望金钱或者对金钱的热爱胜过任何其他事物而受到谴责。然而，人对金钱的热爱是再自然不过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金钱就像不知疲倦的海神普罗休斯（Proteus）一样，随时准备将自己变作能够满足我们变化无常的欲望和各色各样需求的东西……货币本身绝对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不仅满足我们具体的需求，还能满足我们观念上的需求。
——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生活的智慧》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管理货币供应。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金银瞬间供应紧张。但是货币仍然可以充当记账工具，数字的一个优势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本文将探究货币作为抽象债务标记和稀缺的独立实物对象的双重作用，也将展现在中世纪货币两方面之间的平衡是如何在数学家的帮助之下转换的。其实，早在我们之前，人们就试图弄清楚虚拟货币的概念。
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货币同时代表债务和财富。债务以负数表示，财富以正数表示。将政府债务货币化就创造了现代钞票，所以现代钞票类似政府给其他人打的欠条（或许钞票上应当印上负号）。同时，虽然纸本身没有价值，纸钞仍然是一个可以占有的实物，一个具有价值的货币对象，因为纸钞可以用来购买其他任何事物。拥有钞票无疑是一种优势，这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货币。但是在轴心时代，货币的双重属性不是那么明显，原因有二。其一，因为铸币的原材料是开采得到的贵金属，所以铸币当然代表财富（尽管国家负责分发铸币，并以税收的形式收回铸币，其中暗含着债务的概念）。其二，当时负数还没有发明出来。但是到了中世纪，这两个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因为货币虚拟属性的根源被重新发现。
罗马帝国的瓦解结束了对金银矿的疯狂开采，在此之前，罗马军队往往驻扎在矿区和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沿途。城市的规模缩小。公元2世纪，罗马的人口约100万，达到峰值，而到了公元550年，罗马人口仅有30 000左右。罗马的市场也难逃萎缩的命运 。与此同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加强，早期用于支付军饷的贵金属如今被教堂、修道院或其他宗教机构收入囊中。大量贵金属在熔化之后被囤积起来，或被制成宗教标志。宗教权威还对经济加强了管制。类似的趋势还出现在印度和中国，时间甚至更早。
这一转变的一个结果就是货币越来越虚拟化，货币成了一种抽象的记账工具，而非先前可以在手中掂量的金属。货币最主要的用途是记账。贷款的形式往往不是暂时转移实物，而是在账簿上作为符号。这一做法最早出现在伊斯兰国家，主要集中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如今，伊斯兰国家的金融禁止高利贷，但是允许各种收费，所以放债者还可以赚钱。市场因此而繁荣起来，但不是基于现金交易，而是信贷工具，包括一种称作sakk（即支票）的本票。由于交易仅有签字作为后盾，不属于政府背书的货币，所以一个人的名声，即其信誉，在生意当中和他的财富一样重要。
在古希腊，这些金融发展和数学的进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最重要的数学进步莫过于负数的发明了。当毕达哥拉斯学派进行数字思考时，会把石子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例如，数字“4”“9”和“16”被称作“平方数”，因为这些数字可以用边长分别为“2”“3”和“4”的石子表示。由于不存在负石子，所以没有负数。几世纪之后，即便人们用负数解方程，仍然觉得负数非常古怪。
如何处理负数的规则，数字“0”最先出现在印度数学家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的著作《婆罗摩修正体系》（《宇宙的起源》，公元628年）当中。类似4x + 20 = 4这样的方程曾经困扰着希腊人，方程的解是x = -4。婆罗摩笈多从货币的角度思考，得出了看似无意义的解。婆罗摩笈多称正数为“财富”，负数为“债务”。婆罗摩笈多还是描写数字“0”的第一人，“0”是唯一一个与自身互为相反数的数字。
这些概念通过翻译婆罗摩笈多的著作迅速传入了伊斯兰世界，但是继续遭到大多数欧洲数学家的抵制。最先接受这些概念以及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源于印度）的是意大利数学家列昂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斐波那契因发现斐波那契数列（Fibonacci sequence）而闻名，小到向日葵的花瓣，大到股市的趋势（不够可靠）都可以用该数列进行描述。斐波那契是意大利商人的儿子，长在贝贾亚（Bugia，Béjaa）（今阿尔及利亚境内），斐波那契在此地最早接触了阿拉伯数字系统。在此之前，欧洲数学家一直用罗马数字系统进行运算。如果没有大量的训练，运用罗马数字进行乘除运算几乎是不可能的。
斐波那契在其著作《算经》（Liber abaci，成书于公元 1202年）中展示了阿拉伯数字系统在计算上对数学家和商人起到的巨大帮助作用，从而推广了阿拉伯数字系统。书中有很多涉及货币兑换、利率计算、记账等活动的例子。人们曾普遍认为阿拉伯系统不如罗马系统权威，这一偏见竟延续了数个世纪，直到17世纪末，情形才有了变化，此前大学都是教授后者的。然而即便在现在，重要建筑上的日期都还是用罗马数字表示的。
会计领域此类进步随着复式簿记（double-entry bookkeeping）的发展达到顶峰。复式簿记法由数学家、方济各会修士（Franciscan friar）、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拍档、兼职魔术师卢卡•巴其阿勒（Luca Pacioli）编纂成册，记录在其著作算术书（Summa de arithmetica，成书于1494年）当中。但是当时，复式簿记法已经使用一百多年了。之所以称之为复式簿记法是因为每笔交易都计入两个不同的账户，一为借记，一为贷记。因此，一个账户的资产在另一个账户是负债。这一方法有助于查找错误，因为所有账户的贷记之和应当和借记之和相等，正数和负数之和为零。复式簿记下的盈利能力一目了然，这对我们的世界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 （1849年）中的人物密考伯先生（Mr. Micawber）说道：“如果一个人每年有二十英镑的进款，而花去十九英镑十九先令半，他会是快乐的，可是如果花了二十英镑六便士，他就要苦恼了。”
狄更斯
符木记账
在中世纪早期，信仰基督教的欧洲遵循一种静止、僵化的等级制度，即封建主义。在封建主义制度下，货币不甚打紧，重要的是土地和权力，而二者的最终来源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王权。国王将土地分给贵族，贵族将小块土地分封给诸侯，而诸侯则为贵族效忠，为其提供军事服务，在贵族的领地上工作，并把土地上的一部分农作物上交给贵族。大面积的土地作为集体管理的公地而保留，用于放牧牲畜、采集柴火等。权力最大的地主是教会，主导了大部分有关货币和经济学的思想。高利贷被严格禁止（虽然存在种种漏洞），对财富本身的追求被认为是一种首要的原罪。这些限制进一步抑制了铸币的传播。封建地产因此相对封闭，货币在独立社区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货币只是作为记账工具，租金和税收通常以实物或劳动的形式支付，而不是现金。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是人们与土地之间的联系，而非货币。
中世纪的铸币是杂乱无章的：各个国王和贵族都想制作他们自己的铸币，这样一来就可以收“铸币税”（seigniorage） （源自古法语seigneur 一词，意为贵族）。铸币税是指铸币面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也就是铸币的数字价值（头）和实体价值（尾）之间的差别。不同于罗马时代，中世纪没有中央权威，一些领土只包括一个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英国是一个特例。在英国，国王有绝对的权威）。货币传播和统一的趋势因而受到了阻挠，其磁力线既分散又虚弱。
太阳和月亮
中世纪的欧洲，低价值的铸币被称作“黑钱”（black money），通常由铜制成，用于小型交易。更加宝贵而且也常见的铸币是德尼厄尔（denier）银币，以字母“d”为标志，其命名源于罗马时期的迪纳厄斯银币。12德尼厄尔为1苏（sou），20苏为1里弗（livre）。苏和里弗均为记账单位（没有铸造实际的里弗铸币），里弗［在意大利为里拉（lira）］名义上相当于1磅白银。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记账单位的价值变少了。里弗体系最初是由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在位期间（公元800~814年）建立的，德尼厄尔在中世纪由法国和意大利铸造。后来，该体系被数种欧洲货币竞相模仿。比如，便士就是英国版本的德尼厄尔，也是用字母“d”表示。12便士为1先令，20先令为1英镑。该体系一直沿用到1971年才改为十进制。
国际贸易、战争筹资或战败赔款等大型交易更加青睐银锭或金币［比如弗罗林（florin） 39 51886 39 20246 0 0 5606 0 0:00:09 0:00:03 0:00:06 5606达克特（ducat）］。佛罗伦萨的弗罗林最初于1252 年铸造，含3.5克黄金（以现在的金价计算，价值约150美元），其价值相当于1里拉。威尼斯的达克特（意为公爵的铸币）最先于1284年铸造。在其顶峰时期，佛罗伦萨的铸币厂每年能够生产400 000金弗罗林，而大部分黄金自非洲进口。上述两种铸币都印有本土语言的数字，达克特直到20世纪初期才退出使用。法国版本的达克特是金埃居（écu），于路易九世在位时最先铸造［金埃居和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或 ECU）没有关系，后者是在欧元诞生之前使用的记账单位］。为了防止金币遭到损毁，金币通常装在皮质小口袋中，加盖铸币厂的印章。这一做法又一次让人们不禁要问，货币的价值究竟是在于黄金还是印章本身？如果不拆开封口，你就不能确定黄金的价值。
金币、银币的相对价值需要保持平衡，反映出两种金属的价格。而在欧洲，金、银的价格比例一直保持在1∶13左右，自古如此。原因可能是人们长久以来一直把黄金和太阳联系起来，而把白银和月亮联系在一起。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写道，“Sol gold is and Luna silver we threpe” （黄金是太阳，白银是月亮）。还对应阳历一年当中阴历时段的个数。并且大致对应地壳当中两种金属的相对含量。不过，金、银的价格因地域而不同。比方说，在亚洲，银的价格比金更高，创造了诱人的套利机会，推动了东西贸易。
大约在公元1100年，英王亨利一世（King Henry I）建立了一种基于木棍的支付体系。这些木棍称作“符木”（tallies），约10英寸长。这些木棍用打磨过的榛木或柳木制成，上有标志其价值的精细刻痕，纵向劈开，借贷双方各执一半为凭。贷方所执的一半称作“股”（stock）［股市（stock market）便是源于此］，借方所执的另一半称作“存根”（stub）。12世纪著述《有关国库的对话》（The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Exchequer）中对切割符木的方式有如下描述：“符木的最顶端代表1000英镑，刻痕的厚度相当于一个手掌，100英镑的厚度相当于一根拇指，20英镑的厚度相当于一只耳朵，1英镑相当于1颗饱满的大麦粒，1先令的刻痕更窄一些。上述全部都要切去一块木头，留下一个浅浅的凹槽。但1便士的标记方法仅是划一道刻痕，而不需要切去一块木头。”偿还债务的时候，股和存根会匹配在一起，核实债务数量以防篡改，最后符木会被销毁掉。因此，符木体系和古代楔文体系有些相似，只不过楔文体系用陶土信封保证安全罢了。
历史学家迈克尔•克兰西（Michael Clanchy）指出，符木是“一种复杂、实用的数字记录。符木比羊皮纸更加容易保存，制作更加简单，更不容易伪造”。符木最初是作为税收的收据，后来很快变成了债务的普遍形式，并在流通当中充当货币对象。例如，国家可以用一半的符木支付供应商，供应商也可以用从债务人那里获得的符木缴纳税款或折价卖给金匠或讨债的掮客。在中国，在相应朝代时期的大部分账目也是用类似的技巧处理的，只不过中国的符木是用竹子制成的。
符木在英国的使用于17世纪下半叶达到顶峰，彼时符木不仅是税收凭证，还是贷款凭证，俨然成为筹集资金的主要手段，直到1826年才停止使用。然而，在货币史上，符木似乎注定只能待在阴影里。陈旧的符木不如贵重的铸币有光彩，而且容易毁坏。1834年，剩余的符木在英国上议院集中焚毁。但是，笑到最后的是货币之神。大火蔓延，火势无法控制，于是就有了史上著名的“1834年大火”（The Great Fire of 1834）。现存的威斯敏斯特宫（Westminster Palace）是依照维多利亚哥特式风格重建的。
借来的时间
在12~13世纪，欧洲的统一不是通过单一货币，而是通过从穆斯林手中夺取耶路撒冷而凝聚在一起的。基督教骑士加入十字军（the Crusades）的补偿之一就是有机会劫掠一些难得一见的铸币。虽然铸币是一种便携的财富形式，但同时也容易被偷走，所以长途运输铸币就成了一个麻烦。有关国家和组织还必须自掏腰包给十字军东征提供资金，因此十字军东征显然是一项代价高昂的事业。负责保卫的是一支由苦行僧组成的秘密武装——圣殿骑士团（the Knights Templar）。圣殿骑士团从伊斯兰敌人那里偷师学艺，建立了最早的旅行支票（travelers checks）。启程的朝圣者或战士可以把贵重物品存放在某个城堡，携带一张信用证，在沿途的另一个分支取得资金。虽然教会禁止高利贷，但圣殿骑士团还是有办法通过其他途径赚钱。比如，贵族可以向圣殿骑士团抵押其地产的租用权。城堡最终变成了贵族的银行。处于巅峰时期的圣殿骑士团开设了870个“分支”，雇用了约7000人。但是，圣殿骑士团的成功让它成为国家的眼中钉。法王菲利普四世（King Philip IV）的财政危机严重到将货币贬值75%都无法解决，他选择镇压圣殿骑士团，处死了骑士团头目并没收其巨额财富。
除了十字军东征，让教会财政紧张的另外一项花费是修建极其昂贵的大教堂。修建巴黎圣母院（Notre-Dame）资金的来源为教会拨款、富裕的主教和市民捐款和一种称为“租税”（taille）的人头税。亚眠（Amiens）等许多城镇通过大量举债进行建设。建造往往持续数个世纪，部分原因是筹资总是断断续续的，但是这也让我们了解到中世纪人们对待货币的态度。大多数现代政府财政紧张，如果倾举数代人之力大兴土木，哪怕这些工程的长期收益再大，也一定会被千夫所指。时至今日，大教堂成了游览胜地，前来朝圣的游客络绎不绝，即便在今天，大教堂仍然能起到振兴当地经济的作用。
圣殿骑士团
高利贷在中世纪被认为是一种原罪，所以至少在原则上人们不必急着偿债，对偿债时间的要求也不那么苛刻。反对高利贷的原因在于其将人性的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贪婪是一种大罪。高利贷同时也被当作是一种偷窃时间的行为。高利贷用偿还债务的时间赚钱，就连举债修建大教堂的时间也不例外，但时间是属于上帝的。
很有意思的是，有一个相似的说法是反对通过教书赚钱的学者和教师的。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说道，这些人是“兜售、贩卖语言文字”。而知识和时间一样，都是上帝的财产。作为回应，学者自发组织起来，建立了一种叫作大学的新机构。大学给学者提供了一种合理的生活水准，同时学者又不用自己收取费用。最早的大学在博洛尼亚（Bologna） （1088年）、巴黎（约1150年）和牛津（1167年）建立起来。大学课程以教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主。巴黎的一个经济学派，也就是如今被称作经院经济学的学派，曾力图将亚里士多德的货币和财产理念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货币不过是一种社会习俗，这一说法在不需要携带铸币就能进行大部分交易的时代不无道理。亚里士多德称，任何形式的货币收益都相当于偷窃，“其中最恶名昭彰的, 就是高利贷。这一点也不让人奇怪。高利贷用钱生钱，这不是货币的天生的目标。因为货币是用于交换的，而不是用来生利息的。利息这一术语，意味着钱生钱，代表货币的繁殖，因为后代和父母是相似的。在所有产生财富的方式当中，高利贷是最违反自然的一种”。15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让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基督教教条的结合达到了顶点，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和科隆任教。阿奎那认为，货币是“衡量万物的标尺”。16人们认为货币本身不是目的，追求财富的行为是非基督徒的，而“货币的发明主要是为了交换”。博爱（caritas）是最重要的德行、社会的黏合剂，也是爱的表达。
阿奎那着重强调希腊哲学的理性，赞同古希腊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观点。阿奎那“公正价格”（just price）的观点和不强买强卖、习惯上为人所接受的价格不谋而合。阿奎那允许买卖双方通过议价确定商品价格，但也认为是一方欺负另一方的行为是不公正的，比如在饥荒时期向一个挨饿的人要高价。经济学（当时经济学这个名词还没有发明出来）因而属于一个基于伦理和理性的更大框架。
“理性”一词的词根源于拉丁词语ratio，意为推理和计算。阿奎那和经院哲学家强调前者，但是货币是关于后者的。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指出，“货币是一种理性的工具”，货币的普及对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融行会
新矿的发现、铸币技术的进步让金属货币在13世纪得到普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货币供应的增加竟然让社会各个阶层的负债骤增，尤其是农民阶层。一个原因是，一些机构，包括教会和新建立的国家等，对税收的需求增加，开始要求用铸币支付，不再接受农作物或者一定天数的劳动。社会又一次站在了货币这边。
债务累积让放债变得利润丰厚，虽然来生未可知，至少在现世如此。基督徒将放债获利视为禁忌，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在《地狱篇》（Inferno）写道，高利贷者被困在十七层地狱。但是这一限制并不适用于犹太人，所以犹太社区成了当时的金融服务中心。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货币发挥的作用更大了，于是大学等地展开了广泛的辩论，讨论究竟该不该限制高利贷。
支持高利贷的观点认为贷款利息是对违约风险的补偿。另一派的观点是利息支付的是一种机会成本，因为贷款可以作他用。最后，还有公正的理念：货币和其他事物一样，必然也有一个公平价格（当时的普遍利率为20%左右，依现今标准属于高利率）。因此，虽然神学家不断谴责高利贷，但是高利贷逐渐成为一种被认可的收取借贷利息的方式。在意大利，基督徒放债者贷款不收利息，但是要求债务人必须缴纳违约保险，有点像现代的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时间和货币之间越发紧密的联系反映在机械钟的发展上。机械钟最初是为了提醒修道院和大教堂的敲钟人，后来很快被用于规范工作日。
制造工艺被拆分成专门的行业和协会。许多行业演变为姓氏，例如英国的史密斯（Smith）和德国的施密特（Schmitt）。商人自发组织各色协会，之后发展成了公司。经济也变得越发复杂。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放债者和货币兑换者发展成了现代保险公司和银行的先驱。20新建立的金融行业以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北部的主要贸易城市为中心。这些城市早已通过和亚洲通商而富庶一方，贸易的商品以丝绸和香料为主，经由著名的长达4000英里的丝绸之路抵达意大利。不同于早已湮灭的圣殿骑士团，新建立的银行不光接待贵族和教会，还满足地主、商贩和普通商人的需求［例如莎翁戏剧《威尼斯商人》当中的人物安东尼奥（Antonio）］。货币开始在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作品当中出现。贸易扩张意味着商人必须借更多的钱才能为他们的远行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货币兑换商的行业协会称为金融行会（Arte de Cambio）。铸币兑换的生意方兴未艾。
金钱非万能
威尼斯探险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95年途经丝绸之路从中国返回时，他描述了众多传奇故事，其中之一便是忽必烈汗（Kublai Khan）强迫国民接受加盖皇室印章和签字的纸钞，放弃金属铸币（忽必烈汗的手段之一就是处死伪造纸钞者）。马可•波罗说道：“发行的所有纸钞好像都具有像纯金或纯银一样庄严的权威……所有人都乐意接受。纸钞在大可汗的境内通用，不管是谁都可以用纸钞进行货物的买卖交易，就好像纸钞和纯金的铸币没有什么两样。”这一计划非常成功，中国经济在当时极度繁荣，当然，这也意味着政府可以继续囤积金银，不必将它们用作流通中的货币。破损的纸币可以退回铸币厂，缴纳3%的费用就可以换成新的（可以看作一种负利率）。
欧洲银行家和金匠（金匠需要一定量的黄金作为周转）受到启发，开始发行可以兑换储蓄的纸质本票，本票可以支付给任何拥有它们的人。本票可以交易，和今天的钞票类似（“钞票”一词源于14世纪词语“nota di banco”）。真正颠覆现存货币体系的发明是汇票。汇票最初是要求别国银行或代理人代表写信人付款的信件。假设威尼斯的一个商人想要从法国的供应商那里进口一些货物。他可以用铸币（或信用）购买一张汇票，这样他就可以以固定汇率在法国的银行或代理人那里提取等量的货币。
银行收取约10%的手续费，包含在汇率当中。事实上，汇票的面值以苏（su）或埃居（閏u de marc）等虚拟记账单位标定。汇票对于所有不同种类的货币来说都是一种单一、统一的货币，因此每张汇票都对应两套汇率（对应两种货币）。不同于14世纪末出现的支票，汇票必须亲自储蓄或提现。由于汇票代表某一时间段的贷款，银行或代理人的佣金当中还包括利息费用。
汇票的主要优势是可以不必携带大量铸币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铸币具有不易携带（要把一堆铸币搬运几百英里得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沿途容易失窃，兑换费用高等缺点。铸币的质量往往良莠不齐，极易损坏和贬值。1529年，法王法兰西斯一世为赎回两个在他被捕之后替他充当人质的儿子，支付了1200万埃斯库多（escudo），西班牙人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数清并检验完这些铸币。其中40 000个铸币因不合格被拒绝。22我们之后会谈到，类似的论据还用来支持当今的网络货币（如比特币），网络货币是我们时代的埃居（écu de marc）。网络货币越过了政府货币，极大地减少了货币跨国转移的成本。
汇票很快成了欧洲新兴商人阶层喜爱的支付体系，被用于跨国交易。参加大型贸易展销会，如每季度在里昂举行的贸易展销会，几乎不需要携带主权铸币。23一旦完成交易，银行会聚集在一起核对账簿，约定一套汇率，结算未清余额。银行之间也会进行汇票交易，以不同的货币结清彼此之间的债务。现金不足者可以通过出售汇票借用现金，在下次展销会上还清。实际上，这一做法相当于有效利率为每季度2%~3%的贷款。货币兑换提供了很多投机的机会，尤其是在战时货币币值不稳定的情况下。
银行因此成为买卖双方、货币创造和传输的中间点。商人在当地银行的信用转变成代表短期贷款的汇票。由于可以在银行之间交易，因此汇票是独立的货币对象，虽然交易范围仅是私营体系。和许多其他金融创新的形式一样，使用汇票的一个副作用是货币供应增加。汇票用信件替代了铸币，创造了使用货币的新方法，因此让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了。1317年，教皇下令将从英国天主教教堂筹集的资金存在佛罗伦萨的佩鲁济（Peruzzi）和巴尔迪（Bardi）银行在伦敦的代表处。代表处将汇票寄给意大利的银行，由意大利的银行支付教皇现金。在伦敦的储蓄被用来购买毛呢服装，然后寄给欧洲的商人。货币以此方式在伦敦和欧洲大陆之间有效地流通，而现金实际上并未穿过英吉利海峡。
信任
我们在第二章讲过货币对象的特殊属性，即其市场价值应当和其数字价格一致。以美元计算的金价时涨时跌，但美元是一种恒定的单位。货币的市场价值及其数字价格之间的关系由发行权威规定，即依赖其权力，又取决于另一个较为被动的相关量——信任。虚拟货币尤为如此，因为只有债权人相信债务会得到偿还，欠条才有价值。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政府是首要债权人和后盾。到了中世纪，汇票支付体系由银行经营。之前提到过，后者的优势在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国家货币的使用，而国家货币在支付皇室债务的时候容易贬值。因此，信任不仅来自政府的背书，还源于银行体系的相互支持。
贷款或汇票等欠条的另一特点是对时间的依赖。现金随取随用，但欠条是在未来某一时刻偿还的承诺。这又一次和信任问题相关，因为还款时间越长，出现问题的风险就越大。银行从古至今都必须权衡按揭贷款者等长期借款者的需求和储户的需求，而储户可能随时要求取款。我们在第一章也说过，货币的根本属性之一是作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储藏手段。金、银货币的这一特点既体现在铸币的固有价值上，又体现在君主的印记上。汇票等虚拟工具的价值则由中央银行体系负责储藏和维持。网络货币则是通过分散的用户网络和确定的计算机协议来维持
信任。
汇票系统非常有效，因为和商人不同，银行家的圈子较小，或彼此熟识，或早有耳闻。银行家的货币网络是一种在影子经济之中经营的私人网络，由精英秘密掌控，既不参与竞争，也不受政府干涉。16世纪，耶稣会总会长迭戈•莱内斯（Diego Laynez）称，商人和银行家“精巧的做法数不胜数，我们基本上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排他性同时限制了货币网络的权力，意味着在货币问题上还是君主说了算，至少一段时间内如此。
新货币通常在国家失去金融权威和信誉的时候走俏，比如苏联解体之时，约40%的公司债是由数千个私营体系处理的27，又如2012~2013年塞浦路斯爆发金融危机之际，政府没收储蓄账户导致替代性货币利率骤增。汇票和现代网络货币颇为相似，代表一种新型货币对象。汇票叫板传统货币，让商人的经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债台高筑和财政状况堪忧的君主的影响。私营银行因其在并行支付体系当中的作用自然而然地成为重要的经济参与者，也标志着权力从国家到私营领域的转移。国家可以（或者已经）尝试监管该体系，但是我们在下一章就会了解到，直到英格兰银行建立，主权货币和私营货币才达成和解团结在一起，共同分享收益。
银行的崛起
封建体系随着货币使用的普及而支离破碎，拆散了作为社会组织原则的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在英国，圈地运动（enclosure）让越来越多的佃户被驱逐出公地（类似过程也出现在今天，实力雄厚的对冲基金或国家政府控制世界各地的耕地）。士兵和农奴的报酬改用现金（过去是农作物）支付。封建领主不再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而是靠投资商业、市政债券或房地产的收益生活在巴黎等城市中（瘟疫暴发之前，巴黎人口曾于14世纪一度达到25万）。后来马克思写道，“中世纪谚语‘没有无主的土地’（nulle terre sans seigneur）因此被另外一句谚语替代了，‘金钱不认主人’（l抋rgent n抋 pas de mal顃re），从中可以看出，人完全受制于无生命的货币”。
金融虽然在14世纪和15世纪十分繁荣，但并没有给大众的生活水平带来普遍的改善。直到1300年左右，普通人（尤其是妇女）的生活水平才抵达一个小高峰，至少以某种衡量标准来看是这样的。妇女在许多工艺和行业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形成了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协会，涉及布料生产、酿酒、奶制品和烹饪等行业。各个种类的工人都享有丰富的食物、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比现今多得多的假期（90~170天不等）。这一切从14世纪开始发生变化。强大的君主让权力变得更加集中。骑士被大规模的军队取代，军队装备有火枪和火药，战争的代价也愈加高昂。政府通过货币贬值来还账，或者简简单单地违约。大教堂的修建暂停。最惊人的变化是妇女的地位。对邪恶巫师的恐惧让人们草木皆兵，多达1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女性）被指控是巫师并处以极刑。
贬值还是重铸
虽然货币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价值储藏的手段，铸币的金属含量却往往会贬值。我们在第一章当中讲到，罗马迪纳厄斯银含量的下降反映出罗马帝国的衰败。在10世纪，英王亨利八世被其臣民称作“老红鼻子”（Old Coppernose），因为他发行的“银”币上的肖像使用久了会变成铜（质量较好的金币则用于外贸）。在1920年，所有英国铸币的银含量从92.5%下降到了50%，到了1947年则一点银都不剩了。
法国铸币在1285~1490年贬值了123次，1349年的贬值竟然占到国王收入的75%。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遭到了哲学家、数学家尼古拉•奥里斯姆（Nicolas Oresme）（1320~1382年）的抵制：“我认为，一国君主自称拥有改变铸币的权力，其主要原因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从中获利 …… 货币的每次改变，除了我提到的一些罕见例子，都存在伪造和欺骗，绝对不可能是君主的权力。”
通过发行等面值，但是贵金属含量较少的新币，铸币厂收取了大量的铸币税。奥里斯姆称，贬值因而成为从人民那里偷取税款的手段。更加明目张胆的手段是“重铸”，就是将旧币换成数量更少的新币。
重铸的一个实例是：大约10世纪末，当时还未发行英镑，英国每六年宣布所有现存铸币统统无效，召回后以三个新币抵四个旧币的比例替换。因此，每六年的铸币税高达25%。不同于贬值，新币含银量和旧币相同，所以不会导致通胀（发行新币可以维持货币供给）。事实上，在此期间通胀水平一直很低。
薄片币（bracteate）是一种专门用来重铸的铸币，也是12世纪和13世纪包括德国、澳大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在内的北欧大部分地区使用的主要铸币类型。薄片币为地方货币，所以只在小范围内流通，例如一座城镇或一个地区。这种铸币往往用极薄的银片制成。加盖印记时需要将其置于柔软的表面上，由于银币过薄，背面往往会留下相反的印记；由于薄片币过于脆弱，可供使用的时间不长，但这不是问题，因为每年都会集中召回一两次，换成新币。
因为一些统治者滥用重铸，反复召回，本地货币不敌强大的国家货币，因而到了14世纪，重铸终于告一段落。然而，重铸也有它的好处，所以为一些替代性货币所借鉴。薄片币有效地通过负利率抑制货币囤积，鼓励消费，促进经济。德国经济学家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sel）在1913年说过，“虽然货币像报纸一样会过时，像西红柿一样会腐烂，像铁一样会生锈，像乙醚一样会蒸发，但是唯有货币可以经受住考验，充当交换手段，换得西红柿、报纸、铁和乙醚。为了让买主或卖家较货币更青睐商品……我们必须让货币成为一种劣质的商品，只有这样才能让它更好地发挥交换媒介的作用”。c负利率的最大障碍是货币从与数字的联系当中获得了力量，而数字是不会生锈的。
黑死病（Black Death）让事态更加混乱不堪。黑死病在1348年最为严重，据估计当时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于这场疫病。人们相信病毒是经丝绸之路传播到的欧洲。黑死病是致命的，不仅因为病毒毒性大，还跟黑死病暴发时欧洲人营养不良、身体脆弱有关。
黑死病让中世纪的欧洲死伤无数，引发了社会变革，其中就包括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工作翻倍。这些社会变革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在意大利，银行业最初由佛罗伦萨的佩鲁济（Peruzzi）和巴尔迪（Bardi）家族主导，但是这些银行在14世纪40年代破产。佛罗伦萨银行的暂时失势可以归咎于数个原因，诸如爱德华三世战争贷款违约，黑死病暴发等。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s）顺势而上，美第奇家族是史上最著名、最强大的银行家庭。美第奇家族以货币兑换商发家，很快扩展到其他金融领域，例如汇票。在15世纪，美第奇家族由一个办事处发展成为横跨欧洲大陆15个城市的商业巨头。美第奇家族不仅从事银行业，还进行贸易，组织各色产品的运输（有人认为美第奇家族的副业还涉及被阉割的唱诗班少年）。
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成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和孙子洛伦佐（Lorenzo）委托修建了大量建筑和艺术珍品，让今天的佛罗伦萨成为观光胜地。时至今日，米开朗琪罗•波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是米开朗琪罗的绘画艺术丰碑，而西斯廷教堂正是美第奇家族家资助的）和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达•芬奇在笔记上写下了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句话“吾成也美第奇，败也美第奇”）仍然是世界艺术史上最为闪耀的巨星。艺术家使他们的赞助人在画中得到永生，以此作为回报。最著名的例子要数桑德罗•波提且利（Sandro Botticelli）的画作《三博士朝圣》（1475年）了。如若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所有的博士都是美第奇家族的人。此时，银行家没有被描绘成邪恶的高利贷者，而是以接近神的形象出现。当然，此后艺术品市场迅速演变为奢侈品商业，寡头和对冲基金管理人竞相争夺最优秀的艺术作品，这一定会让生活在中世纪的人无比诧异，毕竟当时“艺术”一词指的还只是一门手艺，美也没有自身的货币价值。
博爱
虽然金属货币的确在中世纪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汇票等诸多进步可以看作是现代金融的先驱，但是如果用现代眼光看待整个时期可能会被误导。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说过，对金融感兴趣的人“不过是中世纪汪洋大海中渺小的孤岛，多数人并不从事复杂的金融实务，也就是跟货币有关的所有事情。但不管货币在中世纪的作用是多么地有限，我们必须承认货币刺激了写作、商业簿记和生活当中必需的算术的发展”。
与其说中世纪的经济是一种新兴资本主义原型经济，倒不如说是一种礼品经济。卡尔•波拉尼（Karl Polyani）称，经济“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的迷宫当中的”。社会关系的核心原则是博爱（caritas）的理念，这一理念也出现在大学课程和宗教教义当中。也就是说，衡量人的品性的标准既非货币，也非“净值”，而是博爱。博爱定义了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有礼物当中最宝贵的就是上帝赐予的生命，其他万物（包括货币）均为生命之延伸。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写道，“慈善是所有美德之母，所有美德皆由慈善孕育”。如果时间就是金钱，那么利息确定汇率，禁止高利贷反映出一个静态的世界观，即万物都是上帝的安排。
中世纪毫无疑问将生活的诸多方面慢慢货币化了，包括租金和税收的支付。但是，大多数货币化包含赠予，比如救济和遗产，而且赠予比税收要多得多。38比起精确计算的商业价值，经济理论和理念与礼物交换的关联似乎更加紧密。“公平价格”的概念在某些方面和供求定律相反，因为公平价格意味着即便条件发生了变化，也要维持价格稳定。圣弗朗西斯（Saint Francis）对其追随者说道：“我们对钱和铸币的使用和尊崇不应该比对石头的使用和尊崇还多。”
中世纪货币作用的淡化并不意味着经济灾难。我们往往把中世纪当作是万马齐喑、一无进展的时代，但是很多方面都不是这样，至少大约公元1300年之前的“中世纪盛期”（the High Middle Ages）不是这样（之后才暴发了鼠疫，烧杀巫师等事件）。我们从薄片币等能够抑制囤积的铸币、中世纪以道德为核心的经济学和为后代规划等方面获益匪浅，从之后秘密崛起的精英银行阶层和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权钱联手当中也得到了教训。有人不禁会问，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面对现代疫病怎样才能挺住。
最重要的是，视博爱为社会之基石、贪婪为死罪的观念和我们以货币为基础的体系截然相反。我们的体系摒弃了慈善和道德，取而代之的是“看不见的手”和对财富不知餍足的追求。经院哲学家知道，货币对人类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也不尽是积极的。美国心理学家保罗•皮福（Paul Piff）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人对货币财富的感觉会引发一种被他称为“浑蛋效应”（asshole effect）的心理综合征。在一次实验中，皮福的团队对石子路口司机的行为进行了监测，发现开豪车的人的行为就像是由农奴众星捧月的封建领主。豪车司机插队的概率是其他司机的4倍，不给过路行人让路的概率是其他司机的3倍。“虽然有钱并不总会让人高人一等，但是有钱人比起其他人更加重视自身利益，忽略他人的利益。他们展现的特征更加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浑蛋。”神经学家凯里•马斯特（Keely Muscatell）称，财富对和同理心（或博爱）有关的那部分大脑起镇定作用：“阶级地位越高的人，越容易违反路规，更加轻易地撒谎、欺骗、抢夺孩子的糖果、在商店里偷窃和更加吝啬。一根筋的经济学分析是无法解释这种形式的结果的。”实验证明，即便只是提及“钱”，也会让人类行为的道德程度有所减损（这一观点和本书有相关性）。
阿奎那把人当作理性的动物，认为慈善的美德会超越人狭隘的私利。事实上，从对骑士精神的缱绻遐思到对巫师的恨之入骨，中世纪似乎一直难以摆脱极其强烈的情感。中世纪也是理智的人类在数学家的引导之下，掌握计数和计算的时期。在这个以礼品经济为主的时代，货币恰好是礼物之一。私利和博爱作为理智的两个方面，好似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长期处于紧张的关系当中。二者之间的平衡会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the New World）的时候发生改变。哥伦布将史上最多的货币礼物都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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