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控制不了一头猪？超级猪周期的成因、影响及应对

责任编辑 | 张旖旎 

作者 | 任泽平 罗志恒 马图南 恒大研究院  

来源 | 泽平宏观

导读

猪又闯祸了。今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并创历史新高，超级猪周期袭来。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PPI为负，工业品价格下跌，“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只有猪带领牛羊鸡一骑绝尘，冲击CPI，引发通胀担忧，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的多项措施。本轮超级猪周期的成因、影响是什么？未来向何处去？为什么我们控制不了一头猪？这次有何不同？如何应对？

摘要

“猪周期”是生猪生产和猪肉销售过程中的价格周期性波动。在猪肉价格景气时，养殖户为了追逐利润，增加能繁母猪和生猪供给，造成猪价下跌，养殖户减少供给，猪价重新上涨。猪的生产周期决定了一轮完整的猪周期历时3-4年，同时在一年之内受节假日和气候影响呈现出小周期波动。能繁母猪代表产能，扩大生猪供应先要扩大产能。从猪仔成为后备母猪需7个月达到可繁殖状态，能繁母猪生产1胎需要5个月左右，2年可产仔5次（2.4-2.5胎/年）。母猪产仔再经过1-2个月的保育期和5-6个月的育肥期，生猪可出栏。因此，直接补栏仔猪仅需6个月左右即可，当月生猪存栏量预示着未来半年的生猪供给；但从补栏母猪到增加猪肉供应需18个月左右，即一轮猪周期约3年左右。我国每年生猪出栏量在7亿头左右，因此月末生猪存栏量应至少有3.5亿头，但截至8月底我国生猪存栏仅1.98亿头，同比-38.7%；能繁母猪1968万头，同比-37.4%。

猪周期的本质是供需关系，需求端总体稳定，关键在供给端。我国以散户养殖为主体的环境放大了价格的波动性。第一，猪肉消费需求从长期看由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决定，短期受季节性饮食习惯、流行疫病、食品安全和消费替代效应等影响。第二，猪肉供给端主要受养殖利润、政策干预、天灾疫病等因素影响。当前生猪养殖主要分为两种模式，即“自繁自养”，典型如牧原股份；另一种是“公司+农户”，公司提供仔猪、饲料、疫苗兽药及技术人员支持，待生猪长到出栏体重后由公司负责回收销售并给农户支付代养费，如温氏股份、新希望等。前者占用资金相对较大，折旧多、兽药和疫苗费更高，但过程可控；后者占用资金少，折旧少，有利于刚进入生猪养殖行业的公司弯道超车，但需要支付大额委托养殖费。

2006年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四轮“猪周期”，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每轮猪周期基本上在3-4年，下行时间略长于上行时间，主要是因为在下行阶段，利润下行但只要未亏损，养殖户退出的意愿不强；二是每轮猪周期均伴随疫病助推，但最近的猪周期相较过去明显存在非市场化的政策因素如环保干预；三是规模化和技术进步导致需要的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下降，因此新一轮猪周期产能恢复后对应的存栏量将低于前期；四是不同于历次猪周期，本轮猪周期仅影响CPI，并未传导至PPI，核心CPI和非食品CPI下行、PPI连续为负，宏观环境是总需求不足。前三轮猪周期分别均历时4年左右，上行周期分别为2年、15个月和2年，最高涨幅分别为132.6%、98%和76.6%。

本轮超级猪周期，涨幅大、速度快，四大原因：环保禁养扩大化、规模化养殖策略、非洲猪瘟、内生猪周期。第一，近年尤其是2015年以来，环保政策对生猪养殖的影响凸显。各地纷纷制定了划定禁养区和区内污染养殖户搬迁计划，层层加码扩大化，一刀切。第二，规模化养殖升级导致散户大量退出，猪肉供给下降，但仍未改变我国散户养殖占比较高、规模化养殖率不高的格局。年出栏量小于100头的散养农户数从2007年的8100万户，下降至2017年的3700万户，降幅54%，而同期年出栏头数超过1000头的规模养殖场数量从4万增至8.2万，增幅达150%。但是，养殖500头以下的养殖户数占比仍高达99.4%，500头以上的养殖户数量占比0.6%，500头以上的出栏数量占全部出栏数不到50%（约49.1%）。第三，非洲猪瘟导致大批生猪受到感染，截至2019年7月，全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143起，扑杀生猪116万余头。第四，非洲猪瘟前，上一轮猪周期中积累的过剩产能逐渐出清完毕，新一轮猪周期已经启动，猪肉价格存在内生上涨动力。

本轮猪周期始于2018年中，已历时1年3个月，已上涨141%，根据2年左右的上升周期及本轮周期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过快下滑，可能要到2020年下半年迎来价格向下拐点。一是居民猪肉消费需求较大，但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为十年低点，当前供给缺口高达1000万吨。我国猪肉消费占全球49.3%，远高于欧盟的19%和美国的8.7%，国内肉类消费中猪肉消费占比高达73%，短期内牛羊禽肉难以替代。二是我国进口猪肉量长期仅占国内猪肉消费的3%左右，占全球猪肉出口的18%。今年以来虽加大进口力度，但仍无法弥补供给缺口。1-8月累计进口猪肉116.4万吨，逼近去年全年119.3万吨的总额，累计同比40.4%；5-8月猪肉进口当月增速分别为62.6%、62.8%、106.7%和76%。随着猪肉进口大幅增加，进口单价也大幅提高，8月达到2.27美元/千克，较年初上涨31.6%，同比为36.6%。三是环保政策纠偏和非洲猪瘟疫苗研制需要时间。

超级猪周期将在宏观、中观、微观上产生较大影响。1）宏观上，2008年至今，猪肉价格和CPI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82，远高于CPI篮子中的其他商品。猪价上涨将推升食品CPI，同时带动替代品牛羊肉、鸡蛋、鸡肉等的价格上涨，拉动CPI，下半年CPI将继续在3%附近波动，个别月份可能超过3%。但本轮CPI上涨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核心CPI下行，PPI连续为负，全面通胀的可能性不大。宏观经济形势主要面临通缩而非通胀压力，“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货币政策更多作用需求端而非供给端，因此货币政策放松不会加剧通胀。2）中观上，加速生猪规模化养殖，提高行业集中度；影响肉禽运输业格局，从活体运输到冷鲜猪肉运输，从“调猪”到“调肉”，冷链猪肉运输迎来机遇；对上游饲料产业产生影响，短期降低对玉米、大豆等饲料的需求，价格下降，随着存栏量上升将带动上游饲料价格上涨。当前，我国生猪养殖业行业集中度较低，2018年前10大进军养猪行业的上市企业生猪出栏量共4731.67万头，市场份额占比仅6.82%，龙头温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和新希望生猪出栏量分别为2230、1100、554和225万头，与接近7亿头出栏量比仍极小。3）微观上，低收入群体居民受到猪肉价格上涨影响更大，因此要注意通过补贴的形式降低低收入群体的支出压力。

政策建议：一是多措并举增加供给，稳定猪肉市场供应，密切跟踪替代品牛羊肉价格并加大投放。建议短期内适当放松对生猪养殖业的环保约束，减少不合理的禁养区划定。加快投放储备的冻猪肉。扶持前期退出市场的养殖大户，帮助其尽快恢复生产。此外，应尽快寻找新的猪肉进口市场如巴西、澳大利亚等，在确保检验检疫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增加进口猪肉数量。二是降低猪肉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税费和交易运输等的成本，增加对养殖户尤其是大规模养殖户的融资支持。三是从需求端重点补贴对猪肉价格上涨较为敏感的低收入群体，建立与猪肉价格涨幅挂钩的动态补贴机制，补贴人群与低保、贫困户等名单挂钩。四是从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规模化养殖场在种群选育、养殖技术、检验检疫等领域的水平，提高行业集中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强冷链物流配送体系建设等，推进生猪“就近屠宰、冷链配送”经营方式。

风险提示：猪肉价格上涨超预期、政策执行力度不及预期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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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猪周期”

“猪周期”的产生

猪周期是生猪生产和猪肉销售过程中的价格周期性波动现象。具体而言，猪肉价格上涨时，养殖户会扩大产能，增加能繁母猪，推动生猪存栏量上升，育肥成熟后生猪出栏量增加，猪肉供给增加，价格下降。养殖户观察到猪肉价格下降，减少产能，淘汰能繁母猪，生猪存栏量和出栏量下降，猪肉供给减少，猪肉价格重新回升，周而复始。

猪的生产周期决定了一轮完整的猪周期历时3-4年，同时在一年之内受节假日和气候影响呈现出小周期波动。能繁母猪代表产能，扩大生猪供应先要扩大产能。从猪仔成为后备母猪需7个月达到可繁殖状态，能繁母猪妊娠期114天左右，哺乳期20天，空怀期14天，所以1头母猪生产一胎需要148天（5个月）左右，2年可产仔5次（2.4-2.5胎/年）。2018年，国内平均每头母猪年提供的商品猪数量（MSY）为19.2头，低于国外先进水平4-6头，随养殖技术进步将提高。母猪产仔再经过1-2个月的保育期和5-6个月的育肥期，生猪可出栏。因此，直接补栏仔猪仅需6个月左右即可，意味着可根据当月生猪存栏量推断未来半年的生猪供给；但从补栏母猪到增加猪肉供应需18个月左右，因此一轮猪周期约3年左右。我国每年生猪出栏量在7亿头左右，因此月末生猪存栏量应至少有3.5亿头，但截至8月底我国生猪存栏仅1.98亿头，同比-38.7%；能繁母猪1968万头，同比-37.4%。

猪周期的本质是供需关系，需求端总体稳定，关键在供给端。我国以散户养殖为主体的环境放大了价格的波动性。第一，猪肉消费需求从长期看由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决定，短期受季节性饮食习惯、流行疫病、食品安全和消费替代效应等影响。第二，猪肉供给端主要受养殖利润、政策干预、天灾疫病等因素影响。政策干预包括环保、财政补贴、收储投放制度等。由于猪肉直接影响居民生活水平、CPI及货币政策等，政策干预相对较多，主要根据猪肉价格、猪粮比、养殖利润等指标观测市场供给和养殖户盈亏情况，进一步调节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出栏量、屠宰量等。盈亏平衡点的猪粮比一般在5.5-6，当前猪粮比价为13.92，养殖盈利较高，自繁自养生猪和外购仔猪养猪利润已达到1683.6和1412.5元/头。但是如果干预措施力度过大，反而会加大价格波动。第三，我国的养殖业以农户散养为主，生产者同质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低，单个生产者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力较弱，更容易“追涨杀跌”，且防疫技术、资金不足，更容易大起大落，猪肉价格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蛛网周期的特征。

生猪养殖为处于产业链中游，上游主要有种植业、饲料、兽药疫苗等，下游主要是屠宰场和肉制品加工厂等，产业链总产值超过3万亿元，其中养殖业产值达万亿以上。当前生猪养殖主要分为两种模式，即“自繁自养”，典型如牧原股份；另一种是“公司+农户”，公司提供仔猪、饲料、疫苗兽药及技术人员支持，待生猪长到出栏体重后由公司负责回收销售并给农户支付代养费，如温氏股份、新希望等。目前两种模式均有成功案例，前者占用资金相对较大，折旧多、兽药和疫苗费更高，但过程可控；后者占用资金少，折旧少，有利于刚进入生猪养殖行业的公司弯道超车，但需要支付大额委托养殖费。牧原股份每头猪分摊的折旧费用为温氏股份的2.58倍。当前养殖方向主要为规模化、科技化和产业化，盈利的关键在资金、技术和成本控制。

猪肉价格波动与CPI高度相关

从历史数据看，我国猪肉价格波动和CPI波动高度相关，2008年至今，猪肉价格和CPI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82，远高于CPI篮子中的其他商品。

猪肉价格走势和CPI高度相关主要源于猪肉在CPI篮子中占比较高。据测算，目前猪肉在CPI篮子中的比重约为2%-2.5%，考虑到食品类商品在CPI篮子中总比重约为30%，且CPI篮子中商品种类众多，猪肉作为单一商品的比重是很大的。此外，CPI篮子中的部分商品如服装、家用器具等商品价格一般比较稳定，周期性不如猪肉价格强；另一些商品如房屋租赁费用价格的波动周期长于猪肉价格变动周期，这使得猪肉价格的周期性变动在CPI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成为影响CPI的重要变量。

2006年以来的四轮猪周期

2006年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四轮“猪周期”，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每轮猪周期基本上在3-4年，下行时间略长于上行时间，主要是因为在下行阶段，利润下行但只要未亏损，养殖户退出的意愿不强；二是每轮猪周期均伴随疫病助推，但最近的猪周期相较过去明显存在非市场化的政策因素如环保干预；三是规模化和技术进步导致需要的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下降，因此新一轮猪周期产能恢复后对应的存栏量将低于前期；四是不同于历次猪周期，本轮猪周期仅影响CPI，并未传导至PPI，核心CPI和非食品CPI下行、PPI连续为负，宏观环境是总需求不足。

第一轮“猪周期”是2006年中-2010年5月，历时4年，其中上行周期2年，涨幅132.6%，下行周期2年。2006年初猪肉价格持续处于低位，致使养猪业处于亏损状态。部分养殖户亏损严重，永久退出，大量母猪被淘汰。2006年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下降3.6%，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2.6%。在大规模的产能出清后，生猪数量下降开始逐渐传导至猪肉供给端。2007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延缓了补栏速度。因此，猪肉价格从2006年中开始企稳回升，2007年全国22个省市的猪肉平均价格为18.8元/千克，较上年上涨41%；加之春节等短期因素作用， 2008年3月猪肉价格达到25.9元/千克的高点。此后，猪肉价格开始进入下行通道。2009年甲型H1N1（猪流感）疫情爆发，2010年出现瘦肉精和注水猪肉等食品安全事件，公众的消费信心受挫，需求阶段性下降，对猪肉价格形成进一步压制。2010年6月，全国22个省市猪肉平均价跌至15.5元/千克的低点。

第二轮“猪周期”是2010年6月-2014年4月，历时约4年，其中2010年6月-2011年9月为上行周期，历时15个月，涨幅98%，2011年9月-2014年5月为下行周期，历时32个月。这个周期是相对经典的猪周期，外部干扰因素较少，价格主要是受到猪周期内生动力推动。在前一个周期的影响下，能繁母猪的存栏量自2009年起开始下跌，进入2010年，对猪肉供给的影响开始逐步显现，猪肉价格开始攀升。2010年8月，能繁母猪存栏量降至4580万头，为周期内低点。13个月后，猪肉价格迎来周期内高点，2011年9月，猪肉价格攀升至30.4元/千克。随着猪肉价格的高涨，养殖户纷纷增加后备母猪存量，猪肉价格又一次进入下行通道，并一直持续到2013年上半年。为了稳定猪肉价格，2013年5月，商务部等三部委联合开启冻猪肉收储工作，提振了市场信心，短期价格有所恢复。但随着反腐工作深入和打击“三公消费”，2014年猪肉价格再次下行。

第三轮周期是2014年5月至2018年5月，历时4年，其中2014年5月-2016年5月为上行周期，历时2年，涨幅76.6%，2016年5月-2018年5月为下行周期，历时2年。2014年底猪肉价格迈过W型底部，开始进入上升区间。由于自201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严格的环保禁养规定，并着力提升生猪养殖业的规模化程度，导致大量散养户退出市场，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开始进入持续性的下降通道中，2015年上半年爆发猪丹毒疫情等使得猪肉供给减少，猪肉价格上行至2016年5月。此轮猪周期的特点是受环保和规模化影响，猪肉价格上行并未带动生猪显著补栏。因为环保压制补栏，同时规模化养殖提升了产业效率，一方面提升了生猪的单体重量，另一方面使得能繁母猪提供的仔猪数量上升，因此能繁母猪存栏持续下降、2016年生猪存栏下半年略回升3%，生猪屠宰量未受到明显影响。猪肉价格自2016年中开始下降，并在2018年中完成筑底。

第四轮周期为2018年中至今，已历时1年3个月，根据2年左右的上升周期算，可能持续到2020年中，但考虑到本轮周期生猪和能繁母猪供给过快下滑，预计上升周期可能延长至2020年下半年。本轮猪肉价格受到非洲猪瘟、环保限产政策、猪周期内生上涨动能、规模化养殖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出涨幅大，速度快等特点，价格上涨幅度为历次猪周期之最，堪称“超级猪周期”。今年4月以来，猪肉价格快速上涨，截至9月底，猪肉价格全国22省市猪肉价格均值已达到38.3元/千克，已经明显超出前两轮周期30元/千克的高点，较年初上涨83%。反映猪肉价格与成本比例的猪粮价比已高达13倍，远远超出6倍左右的盈亏平衡线和11倍左右的前期高点。当前猪肉价格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都已创下历史新高。当前猪肉供给缺口仍然较大，短期供应增加困难，预计后期猪肉价格仍有进一步上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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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猪周期形成的原因、

影响及展望

1）环保政策导致生猪存栏持续下降

近年尤其是2015年以来，环保政策对生猪养殖产业的影响逐渐凸显。生猪养殖业对水资源的需求量高、污染大，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南方水网地区等生态敏感区的环保压力明显加大。近年与生猪养殖业相关的环保政策陆续出台，这些政策聚焦传统小规模散养对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的污染，提出要加快转变行业生产方式，促进规模化养殖的发展，降低散养的规模。其中，新《环保法》要求环保不达标的养殖户加速退出，提高养殖成本；《水污染防治计划》明确提出要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科学划定畜禽禁养区，2017年底之前依法搬迁或关闭不符合标准的养殖企业。在此基础上，农业部下发了《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提出转变方式，提质增效的原则，大力发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提高养殖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其中，调减南方水网地区养殖总量1600万头，全国水网地区133个主产县禁养区内关闭或搬迁养殖场24659个，减少生猪存栏282万头。

在中央各部委的大力推动下，各地方纷纷制定了划定禁养区和区内污染养殖户搬迁计划，层层加码扩大化，一刀切。从环保部公布的进展情况来看，南方水网地区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进展顺利。山东、四川、重庆、湖北等省市已经完成禁养区的搬迁工作。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层层加码，导致禁养区划定范围不断扩大。例如，广东番禺在今年5月修订了生猪的禁养区规划，禁养区面积由原来的50平方公里大幅扩大至410平方公里，达到原规划面积的8倍。大量散养农户不得不退出生猪养殖，一些不符合环保规定的大型养殖场也被关停，大批生猪被处理，导致近年来生猪存栏量持续下降。

环保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降低生猪养殖业对南方水网地区的环境压力，但是在南方减少养殖规模的同时，北方地区无法承接或不愿承接生猪养殖产业，加剧了生猪的供给短缺。一方面，由于北方地区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保考核压力，因此对于承接生猪养殖也存在顾虑。另一方面，由于地理、气候与人文条件的差异，一些北方地区并不具备直接承接南方转移的生猪养殖产能的条件。例如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因此保暖成本明显上升。同时，受到东北人口流出和工人知识结构的影响，东北地区生猪养殖工人的供给明显不足，也限制了生猪养殖的产能转移。

2）规模化养殖升级导致散户大量退出，猪肉供给下降

近年来，我国推行了规模化养殖策略，鼓励养殖厂扩大产能，同时不断缩小普通养殖户的规模，但仍未改变我国散户养殖占比较高、规模化养殖率不高的格局。规模化养殖相对于散养户存在规模效应，且管理、技术和资金等更具优势，有利于增强市场的稳定性，减少散户养殖的盲目性。散户养殖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老龄化率提高、资金和技术匮乏等将逐步萎缩，但这是一个过程，短期内以环保等手段推进提高规模化养殖反而不利于猪肉供给稳定。2016年农业部发布《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求2020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重达到52%；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9月印发的《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提出，2022年和2025年，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重要进展、产业素质明显提升，养殖规模化率分别达到58%左右和65%以上。近年来小规模散养的农户数量明显下降，年出栏量小于100头的散养农户数从2007年的8100万户，下降至2017年的3700万户，降幅达54%，而同期年出栏头数超过1000头的规模养殖场数量则从4万增至8.2万，增幅达150%。其中，年出栏数超过50000头的大型养殖场的数量则从50家增长至407家，增幅超过700%。即使如此，养殖100头以下的养殖户数占比仍高达97.8%，500头以下的养殖户数占比为99.4%，500头以上的出栏数量占全部出栏数不到50%（约49.1%）。

我国规模化养殖率任重道远，难以一蹴而就。近年来大规模养殖厂的效率提升正在边际递减。2018年我国MSY（能繁母猪每年提供的商品猪数量，反映养殖效率）约为19.2头，较2017年的18.5头增长3.7%，增速较2016年的11.6%明显下滑，显示出规模效应正在边际递减。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MSY与国外先进养殖场23-24的MSY水平相比仍有差距。

3）非洲猪瘟导致大批生猪受到感染

2018年8月，非洲猪瘟疫情传入我国。由于传染性强，没有有效疫苗，加之一些不法商贩为了牟利违规运输带病猪肉，非洲猪瘟很快传遍全国所有省区市。同时，由于我国部分地区防疫能力较弱，客观上也未能有效阻止非洲猪瘟的广泛传播。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近年来，一些地方动物防疫机构队伍弱化，突出表现在机构体系不完善、基层工作队伍不健全、经费保障不足、基础设施老化陈旧等，难以满足防疫工作和产业发展需要。非洲猪瘟的蔓延对我国生猪养殖业带来了明显的损失。截至2019年7月，全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143起，扑杀生猪116万余头。

历史上看，由于没有有效疫苗，非洲猪瘟一旦传入，防控难度很大。例如非洲猪瘟1978年传入巴西，巴西政府花费6年时间，才于1984年将非洲猪瘟从巴西境内消除。2007年传入俄罗斯后，非洲猪瘟便一直在俄罗斯流行，时至今日仍然未能完全根除。因此，本次非洲猪瘟传入我国，对我国的防疫能力、疫情管理、疫苗研发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短期内我国生猪养殖业仍然面临着来自非洲猪瘟的严峻挑战。

4）新一轮猪周期使得猪肉价格存在内生上涨动力

目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猪周期的上升阶段。从猪周期的自身规律来看，上一轮猪周期中积累的过剩产能逐渐出清完毕。2016年6月-2018年5月，猪价持续下行，养猪利润持续下降，自繁自养生猪利润从780.1元/头下降至2018年5月的-381.3元/头，2018年3-7月连续5个月养殖利润为负，带动生猪产能和产量持续下降。2018年8月非洲猪瘟传入我国前，除2018年3月小幅回升以外，能繁母猪和生猪的存栏量已下降15个月，生猪存栏处于历史较低区间，因此猪肉价格存在内生上涨动力。环保限产、非洲猪瘟等外部因素进一步放大了猪肉供给缺口，带动猪肉价格加快上涨。

1）我国猪肉消费整体较为稳定

如前所述，猪肉消费需求从长期看由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决定，短期受季节性饮食习惯、流行疫病、食品安全和消费替代效应等影响。在低收入水平下，肉类消费需求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当社会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肉类消费需求主要与居民的饮食结构以及饮食偏好有关。

1978-2018年，我国猪肉消费量从779万吨增长到5540万吨，年均增速5.03%，主要源于收入水平提高和对猪肉的偏好。从人口看，我国人口从9.6亿增长到13.95亿，年均增速0.93%。从收入看，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7.11%。从消费偏好和习惯看，1978年我国以全球22.3%的人口消费全球猪肉总消费量的18.4%，2018年以全球18%的人口消费全球猪肉总消费量约50%；在国内肉类消费结构中，猪肉占比从1978年的90%下降到目前的73%左右，总体稳定，仍远超牛羊肉和禽肉，占绝对主导。改革开放初期，受到我国传统农耕饮食文化影响，加之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猪肉在我国肉类饮食中的占比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其消费量占肉类消费总量（猪肉、牛肉、鸡肉）的约90%。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多样化、健康饮食等需求逐步增长，猪肉消费的占比有所下滑，牛肉、鸡肉的消费占比稳步提升。2000年以来，肉类消费中收入因素的影响逐渐降低，饮食偏好的因素上升，使得猪肉消费的占比基本保持稳定。目前，居民猪肉消费量占肉食消费量的比例稳定在73%左右，期间偶有小幅波动。

从未来看，长期方面我国居民受收入、城镇化进程、消费习惯影响对猪肉的消费总量还将继续上升，短期内受价格上升、猪瘟影响可能有所下降，但与供给端的大幅下降比需求端影响变化相对更小。我国居民收入将持续增长，城镇化进程持续上升，对健康的追求可能略降低猪肉消费比例，但是从世界水平看，我国大陆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39.8千克，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处于中高水平，与香港67.1千克相比，仍有一定的增长潜力。

2）进口猪肉占消费量比重不足3%，难以弥补产量缺口

长期以来，我国的猪肉市场高度依赖于国内供给，进口猪肉量占总猪肉产量的比例不超过3%。今年以来，由于猪肉供给缺口不断增大，我国已经加大了从南美等地进口猪肉的力度，7月以来对美进口猪肉大幅增加。1-8月，中国累计进口猪肉116.4万吨，逼近去年全年119.3万吨的总额，累计同比40.4%，金额同比56.7%。5-8月猪肉进口当月增速分别为62.6%、62.8%、106.7%和76%，其中对美猪肉进口自去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持续下行，去年四季度基本上不从美国进口猪肉，2018年全年为-48.3%，占中国猪肉进口的比重从近年的13%下降至7%。今年以来，中国加大对美猪肉进口，增速从年初的-30%上升到7月的206.5%和8月的426%，累计增速85%。

中国猪肉进口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8.5%，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越南因国内猪瘟对猪肉进口的需求同样大增。与约1000万吨的供给缺口比较，猪肉进口数量仍然偏低，难以起到稳定市场供给的作用。中国猪肉进口主要集中在11个国家：德国19.1%、西班牙18.4%、加拿大13.4%、巴西12.6%、美国7.2%、荷兰7.1%、丹麦6.1%、英国4.2%、法国4.1%、智利3.7%、爱尔兰2.8%。

伴随中国增加猪肉进口，进口单价也大幅提高，8月达到2.27美元/千克，较年初上涨31.6%，同比为36.6%。

3）环保政策纠偏及猪瘟疫苗研制需要时间

非洲猪瘟疫苗研制目前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当前非洲猪瘟的疫情防控取得积极进展，今年以来非洲猪瘟的疫情发生频率有所降低。但要真正防控非洲猪瘟疫情，需要研发出有效的疫苗并广泛接种。然而，非洲猪瘟疫苗研发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截至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任何一种非洲猪瘟的疫苗被批准上市。目前我国的非洲猪瘟疫苗研发尚处于起步阶段，研发出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非洲猪瘟疫苗任重道远。因此，我们预计非洲猪瘟疫情仍难以彻底消除，对生猪生产的负面效应仍将持续。

为了纠正在环保政策执行过程中一刀切、扩大化等问题，各部委开始对前期执行过度的环保政策纠偏。但是，政策落地执行需要时间，生猪育肥也需要半年左右时间。生态环境部、农村农业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核心区域外，不得划定禁养区。取消排查中发现的超出法律法规的禁养规定和超划的禁养区。对违反法律法规限制养猪业发展和压减生猪产能的情况，要立即进行整改。对符合环保要求的畜禽养殖建设项目，加快环评审批。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也已经发文提出为生猪养殖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支持，稳定生猪生产意愿。

综上，短期猪肉供求缺口难以解决，生猪价格上涨仍将持续。鉴于当前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大幅减少，完全恢复产能需从增加能繁母猪开始，能繁母猪到仔猪再到育肥需要的周期较长，预计到2020年下半年供需矛盾缓解，届时猪肉价格可能迎来拐点向下。

超级猪周期的影响：宏观上拉动CPI，中观上改变行业格局，微观上增加居民支出负担

1）宏观上，猪价上涨带动CPI保持高位，与PPI持续分化，货币政策更应关注经济的总需求不足和工业品通缩

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对食品CPI产生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今年以来，由于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其他饮食蛋白质来源如牛肉、羊肉、鸡蛋等价格均出现上涨，蔬菜、水果等商品价格也出现短周期上涨，对食品CPI形成了明显的拉动，并拉动CPI指数由年初的1.7%上涨至8月的2.8%。其中，8月猪、牛、羊、鸡蛋价格环比分别为23.1%、4.4%、2%和5%，当月同比分别为47.6%、12.3%、12.5%和3.6%。由于短期内猪价将继续上涨，因此CPI预计将继续在3%左右波动，个别月份可能超过3%。

但需要注意的是，本轮通胀上涨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是部分商品供给不足而非需求旺盛带动，并不会引发全面通胀，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是通缩压力而非通胀压力，不会掣肘货币政策。今年以来，尽管食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但核心CPI同比稳中有降，PPI则因内外需不振，连续两个月处于通缩，压制企业利润和制造业投资。今年通胀的特点是两大分化：CPI的食品与非食品的分化以及CPI和PPI的分化，在下半年将进一步持续。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应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降低MLF利率引导实际利率下行，高度重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疏通；当前一方面要防止货币放水带来资产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主动刺破引发重大金融风险，用时间换空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改革开放、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参见《充分估计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严峻性——全面解读6月经济金融数据》、《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该降息了——点评8月物价数据》）。

有观点认为当前CPI处于较高水平，会制约货币政策放松，我们认为，货币政策结构性放松不会加剧当前的通胀问题。当前CPI之所以维持高位，核心原因在于猪肉的供给端，要解决CPI的问题，应当通过供给端的政策来发力。例如短期内适当放松对生猪养殖业的环保约束，减少不合理的禁养区划定；利用财政补贴等手段扶持前期退出市场的养殖大户，帮助其尽快恢复生产；加快投放储备的冻猪肉；加紧研制安全有效的非洲猪瘟疫苗等。货币政策主要作用于需求端，加大逆周期调节将主要刺激有效需求，防止经济过快下滑。猪肉需求主要受到人口数量、消费偏好、居民收入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整体保持稳定。历史上，猪肉消费没有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动而产生明显的变化。因此，加大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并不会进一步推高猪肉价格，而是会通过增加有效需求，对冲PPI和核心CPI过快下行、企业利润下滑，实际利率快速升高的态势，为高质量发展赢得时间。

2）中观上，超级猪周期将加速生猪规模化养殖，提高行业集中度，提高冷链猪肉运输比重

超级猪周期将加速生猪规模化养殖的发展，倒逼养殖业提高疫病防控水平。尽管本次猪瘟疫情暴露出我国部分中小养殖场在防疫方面的问题，但与高污染、低效率的散养方式相比，规模化养殖仍是未来养殖业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程度不高，行业集中度较低，2018年前10大进军养猪行业的上市企业生猪出栏量共4731.67万头，市场份额占比仅6.82%。生猪养殖户中有94%为养殖50头以下的散户。散户防疫意识普遍不强，生物安全水平不高，有用餐厨剩余物喂猪的习惯，由于许多餐厨剩余物没有经过熟化处理，增加了生猪种群感染病毒的风险。在本轮非洲猪瘟疫情传播的过程中，散户的养殖习惯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非洲猪瘟的传播。而大型养殖场通常在检验检疫、养殖技术、疫病防控等方面有着更为严格的标准和技术实力，西方发达国家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因此是我国生猪产业的发展方向。近期，环保禁养政策有所放松，但随着大型养殖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优势的不断提高，预计本轮各地新增产能过程中将减少散养户的规模，更多增加大型养殖场的产能，并强化专业化养殖场的专业化水平和疫病防治能力，从而提升我国生猪养殖业的整体水平。

超级猪周期将深刻影响我国肉禽运输业格局，从活体运输到冷鲜猪肉运输，从“调猪”到“调肉”。2017年中国省级猪肉调运规模达1240吨，占当年产量的24%。我国居民喜食鲜肉，因此猪肉调运主要采用了活禽畜长途调运的方式，运输业产能也主要以运送活体生猪的“运猪车”为主。本轮非洲猪瘟来袭之后，中央对疫区采取了禁止调运的政策，暂时关闭省内生猪交易市场，利用冷链将猪肉从产区运往销区，很快便导致了“运猪车”大量闲置，而运送生鲜肉类的冷藏挂车供不应求，部分地区的冷链车的运费较禁运令之前上涨超过60%，使得猪肉产地和销地供需不匹配的矛盾进一步突出。考虑到近年来冷链物流技术的逐步成熟，且传统的活禽畜运输存在诸多问题，预计非洲猪瘟疫情将带动我国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我国猪肉运输预计将从活体运输逐步向冷鲜猪肉运输转移，实现从“调猪”向“调肉”的转变。

超级猪周期还对上游产业产生影响，短期降低需求价格下降，随着存栏量上升将继续带动上游饲料价格上涨。由于生猪存栏的大幅下降。生猪的主要饲料提供行业，玉米、大豆加工行业的需求受到明显影响。以生猪养殖的重要饲料玉米淀粉为例，今年以来，玉米淀粉行业的开工率下降20%，但由于需求的大幅下降，库存同比则增加20%-30%。玉米淀粉价格在今年猪肉价格加速上涨之后出现了明显下跌，目前价格较今年高点已下跌超过7%。另一主要饲料豆粕的行情相对复杂，去年以来豆粕价格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超级猪周期的双重影响。我国的大豆消费超过80%依靠进口，但2018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中国大豆进口有所下降，2018年中国大豆进口数量同比下降7.8%，带动2018年豆粕价格一度上涨。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豆粕现货价格持续走低，今年3月初豆粕价格较去年高点一度跌超30%，此后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虽有所反弹，但价格整体仍处于低位。

3）微观上，猪肉价格上涨增加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

猪肉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肉食种类，猪肉价格上涨势必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但这种影响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是不同的。对于中高收入的居民而言，其本身的恩格尔系数相对较低，因此猪肉价格即便大幅上涨，也基本在其承受范围内。同时，高收入群体的饮食相对更多元，日常食用牛羊肉、鱼虾等其他蛋白质的比重也相对较高，因此猪肉价格上涨对中高收入的冲击相对有限。而低收入家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是低单价肉类，例如猪肉、禽肉等，考虑到我国居民的饮食习惯，猪肉消费的占比要高于其他国家，因此猪肉价格上涨将会显著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成本。

根据OECD有关居民收入和肉类消费的数据，从图中可以看出，居民的肉类消费与收入的对数水平呈正相关，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居民肉食消费将随着收入水平增加而快速增加，但收入超过一定数值后，这种效应将逐渐衰减。同时，肉类单价越低，消费随收入增加的效应越明显，在图中显示即为低单价肉类如猪肉、禽肉等低单价肉类消费量与收入的系数，大于高单价肉类如牛肉、羊肉的系数。即人们总是希望通过消费便宜的肉食尽可能高效的满足身体的蛋白质需求。

2012年及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在肉类支出上的比例，2013年城乡一体化抽样调查后不再公布相关数据。但由于居民饮食习惯近年来保持稳定，这一数据目前仍有参考价值。2012年数据显示，城镇最低收入户（10%）年肉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为10%，该比例随收入升高而不断下降，最高收入户（10%）中，这一比例仅为4%。因此猪肉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更大。

整体来看，猪肉是我国居民消费量最大的肉类，且猪肉价格通常低于牛肉、羊肉等替代品的价格。因此猪肉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非常大。从政策角度看，当前对低收入群体应重点关注，通过发放肉食补贴的形式弥补猪肉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补贴金额并根据市场价格及时调整，防止居民正常生活水平受到影响。

3

政策建议

一是放松环保限制、增加对养殖户补贴和增加储备肉投放等多措施增加供给，稳定猪肉市场供应，密切跟踪替代品牛羊肉价格并加大投放。建议短期内适当放松对生猪养殖业的环保约束，扩大生猪养殖的用地范围，减少不合理的禁养区划定。利用财政补贴等手段扶持前期退出市场的养殖大户，帮助其尽快恢复生产。同时，要加快投放储备的冻猪肉，千方百计稳定国内猪肉供给。

从国外市场看，当前进口猪肉数量虽有所增加，但仍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因此建议尽快拓展新的猪肉进口市场如巴西等，在确保检验检疫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大幅增加进口猪肉数量，减少当前的猪肉供给缺口。

猪肉价格上涨导致猪肉的替代品如牛羊鸡、大豆等食品的需求上涨，建议及时跟踪重点商品的价格，对于价格上涨较多的商品，及时增加储备投放，稳定供应。

二是降低猪肉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税费和交易成本，增加对养殖户尤其是大规模养殖户的融资支持。在当前形势下，可以考虑降低猪肉在生产、运输等过程中的成本。例如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将仔猪和冷鲜猪肉运输纳入“绿色通道”，降低物流成本。此外，可以考虑短期内对生猪养殖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企业减税等方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降低猪肉价格。

三是从需求端入手，重点补贴对猪肉价格上涨较为敏感的低收入群体，降低猪肉价格上涨带来的负面作用。近期猪肉价格上涨较快，建议将当前的定额补贴制度改为动态补贴制度，将补贴额度与猪肉价格上涨挂钩，补贴人群与低保、贫困户等名单挂钩，提高补贴力度，并做到及时发放，最大程度降低猪肉价格上涨对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

四是从长效机制看，应当进一步提升规模化养殖场在种群选育、养殖技术、疫病防治等领域的水平，降低猪周期及外来冲击对我国生猪产业的影响。规模化养殖能够有效降低猪肉养殖业蛛网周期的特点，进而平抑猪周期的内生波动，应是我国猪肉养殖业的发展方向。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化稳步推进，但当前受到技术水平、人员培训等因素的影响，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效率仍然偏低。建议进一步提升大型养殖场和养殖企业在种群选育，养殖技术，疫病防治等领域的水平，积极研发包括非洲猪瘟疫苗在内的各类生猪疾病疫苗，降低猪周期及疫病等外来冲击对我国生猪产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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