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什么心甘情愿做美国的小跟班？从三个角度重新观察中德合作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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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精英在不断调整对华态度与政策，逐步出现日益鲜明的遏华共识。伴随着美国遏制中国策略升级，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自觉不自觉开始站队，国内相关讨论同样日渐增多，最近几年“对华脱钩”或“减少依赖”这类议题，日益成为德国主流媒体乃至政商界焦点话题。
那么，德国为什么唯美国马首是瞻，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倾向亦步亦趋？
军事控制
众所周知，德国输掉了由其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为国内公众熟知的是，与日本一样，二战后美国在德长期拥有军事基地。
当时德国被盟军占领并分割成四大占领区，德国境内一度拥有苏美法英四大国乃至挪威、丹麦等多国数百万驻军，随后在苏占区与美法英占区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后来的东西德，直到90年代初德国仍有各国驻军约40万人。
苏联解体后，苏军于1994年底之前撤出德国，美军也由20万人逐步降到大约7万人的规模。不过，在西德及统一后的德国，为了保障威慑力和影响力，服务其全球霸权，美国军队始终没有全部撤出。
前几年，特朗普政府与默克尔政府在军费负担等问题上出现矛盾，美国在德驻军有所减少。不过随着俄乌战争的进行，今年美国又增加了在德的军事存在。2022年10月初《纽约时报》披露，美国五角大楼计划在德国威斯巴登增设一个新的指挥部，统筹协调美军与各国为乌克兰部队提供的技术支持、武器维修、军事培训等事宜，一度引发俄罗斯抗议。
当前，德国仍然是美国在海外的第二大军事基地。根据德国政府的说法，从2006年到2018年，美国士兵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从过去的72400人减少到现在的33250人，尽管如此，七个美国在欧驻军基地有五个仍然分布在德国，另外两个在比利时和意大利。
而美军在欧洲的总部也在德国，位于巴符州首府斯图加特，此外其在德军事布局中包括北约在欧最大的空军基地拉姆施泰因；核武器驻扎在莱法州的比谢尔；凯泽劳滕附近的兰茨图尔是美国境外最大的美军医院所在地。
此外，德国也是美国在欧的间谍活动中心，默克尔执政后期曾曝出美方对其进行监控丑闻，后来德美扯皮了一阵子，最终不了了之。
美国军事基地中还雇用了许多平民，服务人员经常从海外带着他们的家人，因此在基地周围形成了大型的美国社区。在拉姆施泰因等大型军事基地周边甚至形成了小城镇，不仅有住宿、机场或物资仓库，还有自己的购物设施、学校、邮局和警察局，而且当地往往只接受美元作为货币，基本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
这种军事驻扎以及从属地位的存在，对德国政治生态起到了决定性重塑作用。尽管1955年《德国条约》废除了很大一部分盟军在德的占领权，1990年的《二加四条约》（又称《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里，英美法苏又同意了统一后的德国拥有完全主权，然而在实操中，美国通过对驻军法规的附加协议执行特殊权利，赋予驻扎在德美军独特法律地位及他们采取必要安全措施的权力，其中甚至包括对通信的干扰和执法中的特殊权利。
经过美方及德国亲美政界与媒体人士长期反复洗脑，德国政界与公众普遍接受了为了协助德国防范俄罗斯，美军有必要在德长期存在并享有政治特权的说法。
其实，关于在德驻军的目的，驻欧洲美军前指挥官霍奇斯将军在2020年6月发表的评论最能说明问题，“我们在德国驻扎美军的原因不是为了保护德国人，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自身利益。”
他指出，驻德美军主要是为来自美国的部队提供快速支持，包括后勤、行政或通信，尤其是支持美国部队前往非洲或中东。德国前联邦国防军监察长库亚特表达过同样观点：“美国人在这里不是为了帮我们，而是因为他们有战略利益。”
智库影响
二战以后，德国智库发展进入快车道，借鉴、模仿英美智库的所谓新型智库尤其发展迅速。这些智库与政党和政府之间关系密切，其工作经费也大量来自于联邦与各级政府，以及各类政治组织的捐赠捐助、委托订单。
研究显示，当前德国智库总数为185家，其中在柏林（59家）、波恩（16家）与汉堡（11家）三座城市数量最多。从其经费来源看，约半数完全依靠联邦与州政府的公共资金，四分之一依靠公共资金与私人资金两种渠道，剩余四分之一全部依靠私人资金。
德国智库界普遍认为私人资金主要源于企业捐助，难以保证其中立性客观性，但也有不少学者对其过于依赖公共资金提出批评意见，认为收受政府经费的智库很难对其政策进行客观乃至批评性分析，其研究课题与观点时常受到政界意见左右，容易出现片面性甚至极端性。
还有部分智库完全是党派、利益集团的代言机构，如党派色彩鲜明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基民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社民党）、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联盟90&绿党）等等，他们与政界的关系更加深入，从功能上来看往往受政府与政党委托，收集分析整理各类信息数据，再与决策者讨论研提意见对策，最后再将相关讨论带到政治与公众层面。
当前，德国智库中一个严重问题是研究中国的所谓“专家”普遍不懂中文，无法阅读中文原文，甚至很多人从未来过中国，令这些“专家”往往只能通过英美相关研究结论和德国及西方媒体报道来了解中国。
同时整个欧洲，当然也包括德国都缺乏自身有影响力的网络社交工具，因此只能使用美国的脸书、推特、领英等等，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式思维更多影响和潜移默化。另外近年来英美智库在德国，尤其首都柏林设立的分支机构在日益增加，客观上对德国智库的影响力也在增强。
压根不会中文、对华缺少了解，难免让这些智库学者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堪忧。如著名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自2013年成立以来在德国乃至欧洲对华研究中影响日增，可惜的是其所谓数据和分析大量来源于网络和其他德国机构，严重缺乏在华深度调研与实地调查。
有媒体指出其工作人员有大量拥有美国背景，分析其每周发给德国政府部门以及媒体的研究刊物《中国观察》，会发现80%以上的文章都是关于中国的负面内容，与其“建立德国甚至欧洲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抱负宗旨及大量经费与人员投入形成鲜明反差。
近年来涉及中国的“脱钩”问题甚嚣尘上，与德国政界和智库互相影响、沆瀣一气大有关系。在德国政府与联邦议会中，中国议题所占权重日增，却没有人专门传授关于中国的专业知识与背景情况，官员与议员们往往依赖于个人的人际网络，尤其是利用一些政治基金会、联邦各部委和外交政策智库的关系来获取资讯。
如果德国所谓智库中的“中国问题专家”是这样的出身和水准，提供的“精神食粮”是这样的质量与导向，其对政界人士能起到什么样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媒体渗透
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军对西德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新闻控制和洗牌，其对德国新闻界的影响可谓绵延至今。1949年之前，德国的印刷媒体只有在得到占领国的许可后才被允许出现，当时的许多特许报纸如《南德意志报》《世界报》《法兰克福汇报》等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重要的日报之一。
有研究者指出，在今天的德国新闻报道上美国的权重压倒性地超过了任一其他国家，全球有些国家根本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有些国家只是有选择地得到关注。对德国23家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和地区性报纸从2010年初到2019年底的长期分析表明，美国是全世界被报道最频繁的国家，英国排在第二位，但没有占到对美国报道的一半；而近年来战乱频仍的乌克兰与叙利亚，其受报道频率只有对美国报道的十四分之一与十分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情报组织以及其他来自美国的利益集团历年来通过其智囊团和所谓“非政府组织”覆盖了全世界，当然也包括德国这一冷战对抗的前线国家。
这些组织中包括大西洋之桥、比德伯尔格会议、三边委员会、马歇尔基金会、慕尼黑安全会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数量可能在一百家以上。
通过这些基金会、协会、俱乐部性质的组织，美国对欧洲包括德国政界和媒体施加了深远影响，然而德国媒体与学界很少深入讨论研究这个问题。
以“大西洋之桥”（Atlantik-Brücke）为例，该组织成立于1952年，标榜其自身是德国无党派协会，目的是促进德美谅解，加深美欧合作（即大西洋主义）。该组织拥有大量德国政客作为其会员，如默克尔（基民盟，德国前总理），默尔茨（基民盟党主席），林德纳（自民党，德国财政部长），罗斯勒（自民党，德国前副总理）等等；此外，来自媒体与智库的代表则有ZDF新闻部门负责人、《图片报》主编、《时代周刊》编辑、《南德意志报》外交政策负责人等等。
另一家著名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同样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独立的美国基金会，旨在促进跨大西洋两岸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加深欧美之间的了解，支持合作并促进实践经验的交流”。它颁发专项奖学金，用于为“跨大西洋合作”物色来自经济、政治和社会机构的年轻的未来领导力量，使其与美国的机构和个人建立紧密的网络。
在这种“奖学金”框架内，被选中的人将在美国停留数周，在美逗留期间向他们“敞开许多大门”。据报道，德国原绿党主席、总理候选人Özdemir早年就曾接受过该项目资助前往美国。
这类组织是美国干预德国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有影响力的社团，符合其政治倾向与条件的人会得到更多扩大社交或升迁的机会，而有不同观点或与之对着干的人则可能会陷入困境、事业受阻，还可能受到媒体的抨击与抵制。
例如反对对俄强硬与制裁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曾被描述为纳粹式人物，同样力主德俄对话合作的原默克尔政府总理府部长波法拉也备受阻力，最终未能实现其升迁意愿。德国《明镜周刊》指出，波法拉可能低估了这类组织“对他的晋升的作用会有多大”，当时迫于压力就连默克尔总理也不再支持他。
德国多数资深媒体记者出生于冷战时期，对于中国本身持有较多负面印象。这种刻板偏见，叠加上美国通过种种渠道手段有意引导、影响，最终助推大量德媒对华长期不友好，总是盯着消极负面的东西看，甚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矮化丑化妖魔化中国，对于德国对华关系的误判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今年中德之间重大消息不断，朔尔茨访华、德企加大投资这类新闻要么在德报道寥寥无几，要么受到德媒频频批评。那些对华的负面报道，断链脱钩相关题材则会得到德国各大媒体频频转发、分析与评论，两相对比，反差鲜明。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提到的美国在德三股影响势力往往形成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的“酱缸文化”和彼此交织互相裹挟的“酱缸效应”。以智库为例，它们往往需要关注时政热门议题、争议性话题，以保持对政商届的引导力或吸引力，从而就需要招募不少来自政界、经济界、媒体界乃至科技界的专业人士。
其中如来自政府或议会的政界人员会对这些时政热点有更为精准的把握，媒体人士则对公众认知心理有更深入的了解，有些特殊议题上还会引入科技界甚至军事界专业人士，他们能共同帮助智库的研究发现得到政界和公众更多关注。在这一过程中，智库对外输出的观点、报告将不可避免地打上政治甚至党派性色彩。
可以看出，二战以来美国在欧洲的影响是长期、深入、方方面面的，在欧洲政界、企业界、媒体界乃至思想界都有众多“代理人”“粉丝”，德国也概莫能外。
不过，即便有军事、媒体、智库等多重渗透控制，美欧之间仍难言铁板一块。前几年，特朗普任内对欧贸易战、退出气候协定与国际组织等都令欧方相当无奈和不满；最近，美国将投入4300亿美元巨资的“通胀削减法案”同样令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大为震惊。
该法案对在美国本土进行全流程生产的来自能源、交通、氢能等行业的企业进行高额补贴，显然将对在欧生产的同类企业构成巨大竞争优势，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哈贝克最近表示，欧洲企业迁往美国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方面应强有力地回应美国的巨额补贴行为。
可惜的是，德国乃至欧盟多数政客并没有深刻意识到美国对其军事控制、媒体影响和智库渗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美国全球霸权，更谈不上及早挣脱美国桎梏，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当前，中欧间的经贸合作已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仅涉及到中欧双边，而是涉及到世界发展是走向对抗还是合作，国际化是受阻还是深化，人类文明是对立还是交融的问题。
中方应站在历史性战略高度，更加旗帜鲜明地争取欧方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作为一个力量不断增长的新兴大国，应总是从全球视角和历史纵深出发，思考与现有大国关系的发展，并对其中一些趋势做出较为科学的前瞻预判。
我们可以进一步凸出与欧方共同点，把握机会深化关系，例如更加尊重欧方一体化的诉求，理解其对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边缘化的焦虑及对在中美之间保持独立身份和声音的意愿等等。
面对紧张矛盾的中美关系，欧洲既有焦虑不安、无所适从的心理，也有期盼稳定、维护合作的需求，中方应积极作为、主动出击，从更多角度出发与欧方沟通合作，凝聚共识，增信释疑，相向而行。
借鉴美欧合作情况，中欧之间可以也应当不断丰富强化多维度合作，在深化经贸往来的同时，不断扩大在维护国际主义、全球气候保护、培养青年领袖等领域对话磋商，并尝试拓展智库、媒体、学界多方面交流合作。
近两年中国提出的“3060碳中和战略目标”就受到国际社会包括欧方普遍认可，说明我们与欧洲之间应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凸出合作，千方百计扩大和深化这些共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点，从而对冲中美关系带来的压力，同时避免多线作战、顾此失彼。
作者：北京帕特纳斯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兼任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理事、品牌创新委员会副主席，英国 OCO国际咨询集团中国区高级合伙人，意大利国家投资发展署驻华首席代表等职务，曾多次接受中欧主流媒体专访，著有《企业价值提升》等专著，微信公众号为“中欧行者“。
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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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大宗商品上涨，到欧洲战事背景下，能源、谷物等各类大宗商品进一步吃紧，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少数商品甚至出现极端行情。由此，在新经济、数字经济等耀眼潮流中，本来长期潜在公众关注的视线水平面以下的大宗商品及大宗商品贸易，这几个月来不断成为被世人瞩目和焦虑的热点。今年3月伦敦金属交易所镍逼空事件，几乎引发全网开始学习什么是期货逼空这样的大宗商品交易的专业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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