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8年的协商和谈判，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RCEP）将在未来至少6个东盟国家和3个非东盟签署国批准后60天生效，这意味着一个覆盖全球近三分之一人口和29%全球生产总值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初步落成，它也会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统一且发展了东盟与其他国家已有的贸易协定，在地区内形成更为高效的对话磋商和经贸往来平台，并预期为区域内价值链发展营造更为便利和稳定的环境。亚洲—太平洋地区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有规模巨大的制造业体系和市场，但同时也是发展程度最不均衡的区域之一。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便是扩展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式。对日本而言，RCEP是连接中日韩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FTA），关税的削减乃至废除可为长期陷入经济低迷的日本带来一定的未来预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二战后围绕“贸易立国”实现经济快速复苏，着眼的便是以东南亚为代表的区域价值链体系构建，同时，这也关联于日本从二战后至今于国外尝试的“绿色联通”、于国内探索的“绿色联动”战略。就对外的“绿色联通”战略实践而言，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依托出海企业，在探索与东南亚的经贸关联提升进程中，逐步融入以环境友善为核心内涵，以多领域可接受、可协调、可持续交互为广泛外延的绿色理念，助力国家海外利益拓展；就对内的“绿色联动”战略实践而言，日本立足近年来其官方提出的“绿色成长战略”，着眼“绿色”所承载的系统协调、持续推演、包容并蓄等重要理念，以政府为支轴，通过数字转型及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来联动各类企业、人群，旨在实现数字社会革新并布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局。很显然，无论是着眼于持续推动日本与东南亚经贸往来的“绿色联通”，还是从构建更加稳定社会以持续激活日本国内与东南亚区域耦合的“绿色联动”，都与日本以东南亚为代表的区域价值链体系构建形成了彼此互构，当然这也反过来使得日本对东南亚的价值链联动同步成为其对内对外国家战略布局的一个关键着力点。那么，日本如何实现对东南亚的价值链联动？其在RCEP背景下将呈现何种新特征？日本对东南亚的价值链联动背后有何战略考量？围绕价值链的延伸，东亚的区域发展未来将呈现何种趋势？这些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
日本在二战后积极联动东南亚价值链的举措，紧密关联于其探索如何在世界经济发展脉络下落地“贸易立国”战略，即着眼全球价值链深化下日本对东南亚的区域价值链拓展。一方面，就全球价值链的深化而言，可考察以20世纪中叶和20世纪90年代为两个分水岭而大致形成经济全球化“解绑”的时间节段。伴随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亚洲的价值链从20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形成，以日本彰显的“雁行模式”为代表，即在日本率先实现工业化后便逐步将劳动力密集型等低附加值产业向外转移并由此先后带动“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的经济和产业发展，亚洲价值链初具雏形。伴随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次“解绑”，亚洲的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关联开始向更加细密化方向发展，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初见成效为代表，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在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的助力下发展为“世界工厂”，使全球和地区价值链得到快速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大陆地区产业升级和劳动力成本提升，许多产业部门陆续向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转移，整个东亚地区的跨境贸易水平得以不断深化、东盟一体化程度越发提高，“东盟+3”也为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间合作搭建了有效的平台。另一方面，如果说全球价值链的深化是既有世界体系的向外辐射，那么日本对东南亚的价值链拓展便是上述“宏大叙事”下的“由点及面”区域体系“再造”。二战后，日本复苏经济的重点着眼于出口导向型发展，由此也平衡其对自然资源等的进口需求。同时，日本最初并未真正落实自由和开放的国际贸易投资政策，反而通过设置壁垒以用行政力量保护和发展国内新生工业，还特别倚重出海企业，打造以企业、金融业和政府密切联动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铁三角”。事实证明，上述战略成效显著，依托产业升级和全球竞争力扩大，日本国内价值链围绕汽车、电子等行业的一些大型公司（如丰田、索尼等）逐渐展开并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电子产品、精密仪器、半导体、高科技产品零部件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当然，在日本商品大量涌入世界市场为其积累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也使其招致西方“眼红”国家的“报复”，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于1985年通过“广场协议”推动日元上涨，迅速打压日本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为应对此种冲击，日本将其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部分进一步向国外转移，鉴于发展中的东盟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勤劳的民众、市场扩张的潜力和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发展等优势，以及东南亚对于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客观需求，其便选定东南亚为当时的重要目标区域之一，并根据相应区位的资源和市场禀赋进一步扩展和升级拆分当地的生产工序。由此，日本和东盟国家的价值链联系愈益紧密。90年代以来，日本在东盟创造的外国增加值（FVA）逐步增加，日本产业链向东南亚的延伸为东盟相关产业带来更多的投入和价值生产；同时，东盟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东盟—日本的中间品贸易扩大，表现为日本出口中的东盟间接国内增值（DVX）总体也呈现明显增加趋势（图1）。
▲ 图1：东盟和日本的价值链互动情况
日本对东南亚进行价值链联动的努力一直持续至今，特别是RCEP的签订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区域国家带来新的利好状态。事实上，围绕东盟区域内的贸易协定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尝试落实的东盟自由贸易协定（AFTA）；进入21世纪后，中国、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分别以“+1”的形式生成了“东盟+1”的合作方式，这还进一步涵盖“东盟+1”关涉所有国家演化成“东盟+6”构想，之后不断演化到今天合作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RCEP。RCEP在2012年由东盟发起，其目标是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区域价值链，造福我们的企业”，“为强有力的多边贸易体制提供支持、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体发展的同时，将显著增强本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为全球经济做出积极贡献”。东盟作为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处于大国博弈的“中间地带”，其推动深化地区内自由贸易，不仅可促进该区域在全球和地区价值链中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也能通过相关协定完善经贸往来中的国际规则以减少贸易中风险。大多数研究也对RCEP将会带来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如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东盟地区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并在近年里专注贸易数字化和区域联结，许多国家正从开放经济中获得好处，外国直接投资（FDI）持续流入多数东盟国家，贸易数字化也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逐步提高经济活动的活力和效率。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模拟计算则指出，RCEP将调整贸易和经济关系，进一步促进东亚的联结和经济增长，并使全球收入每年增加2090亿美元，到2030年，全球贸易将增加5000亿美元，且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RCEP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将部分地抵消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对于当下日本在亚太地区主导推进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RCEP常被质疑存在对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内容不够完善、缺少协调环境和劳动力市场监管标准的条款等问题。但应看到，东盟各国及协议内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情况有所悬殊，在全球价值链中也处于不同位置，RCEP所达成的规则为相关国家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框架，照顾到不同国家的发展步调和需求，同时为区域合作设立了良好起点。与此同时，RCEP还至少从3个方面为日本继续深化在东南亚的价值链提供了未来预期。其一，在RCEP指导原则下达成的关税优惠及海关程序和服务环节简化等内容降低了各类跨国贸易成本，能直接使各国中小企业受益。中小企业不仅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正是日本依托各类型出海企业拓展海外利益、深化价值链体系构建的关键载体。其二，RCEP对电子商务相关规则的制定作出了突破性尝试。许多东南亚国家正致力于探索贸易数字化转型方式且发展空间巨大，RCEP框架内相关协议的达成则为数据的国际流动制定了规范，促进数字贸易相关国家的互信并提高贸易效率，同时减小数字贸易对于单个国家而言的不确定性以降低其可能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风险，从而较为关键地推动国际贸易的信息化发展。对此，日本国内正在探索彰显持续性社会效益的数字化改革方案，RCEP的相关内容可为日本探索深化价值链形成海外“接口”。其三，RCEP为区域国家间合作和对话搭建动态、灵活的平台，进而为发展程度迥异的国家提供有效沟通的渠道。RCEP是第一个连接中国、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同时包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大洋洲的发达国家，上述较大范围的协定不仅能提高“亚洲工厂”的活力与弹性，也能为应对区域国际贸易中的政治风险提供一定的摩擦缓冲机制，这对日本在东南亚既有价值链的保护和深化意义重大。特别地，RCEP涉及的“原产地累积规则”不仅将推动日本从上面3个维度加以聚力，也从更广泛的维度对日本—东盟的区域价值链产生影响。RCEP框架下的“原产地累积规则”，规定即使跨越多个成员国进行加工和组装，只要在RCEP规定区域范围内就可以享受关税优惠，从而可能助推该区域形成更广域的供应链。有日本学者以在越南开设工厂的日本制造业为例，提及此前在将使用日本的原材料或零部件于越南工厂组装后的制成品出口到中国时，即便日本与越南、越南和中国之间各有贸易协定，但若在越南的附加值不高（未达到产品价格的40%以上），那么上述从越南向中国出口的制成品就不能享受关税减免，而在RCEP框架之下，适用“附加价值标准”的项目则可以享受关税优惠。同时，即使在地区内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有困难的情况下，也可以从日本国内运来相关零部件，从而扩大各种采购和委托加工的选择范围。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考察，RCEP对日本—东盟的区域价值链影响还在于，一方面，其是亚洲主要国家参加的包容性更强的广义大型自由贸易协定，且相对以往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增加了电子商务的内容，彰显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一体化，占世界人口的47%、占世界名义GDP的32.3%、占世界贸易的29.4%；另一方面，RCEP将助力完成亚洲主要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免税商品的比例将上升，如日本和中国之间将从原来的8%上升到86%，日本和韩国之间将从原来的19%上升到92%，其作为中日韩3国之间首次构建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持续引起世界的更多关注。
2020年11月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东亚地区主要供应链枢纽国家和地区整合到同一个“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之中，最大的好处是便利市场准入。在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三角贸易的发展和东盟地位的日益凸显是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东盟—日本”通过同一个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系起来的意义重大。在更早的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正式启动了在环太平洋地区缔结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行动。有日本学者认为，建立RCEP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都曾被美国视为支撑FTAAP最终实现的基础，而FTAAP是美国对中国崛起感到威胁而极力支持围绕跨太平洋建立的巨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国计划首先启动TPP谈判，然后通过扩大TPP谈判与FTAAP加以连接，其“如意算盘”是，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由美国主导形成亚太新规则并保持经济秩序，从而形成对中国的经贸制度“围城”。TPP在2015年达成基本协议后，其因自由化程度较高、涉及多方面的严格规则、参与谈判的国家较多，被称为前所未有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贸易政策方针发生重大转变，美国政府宣布退出TPP，剩下的11个国家于2018年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该协定通过采取冻结部分条款等措施，使得规则严格度略有下降的CPTPP得以生效，目前主要由日本主导推动。与TPP相对应，亚洲更多国家也十分关注RCEP，特别当TPP谈判于2012年取得进展后，亚洲各国感到焦虑并思考通过将“东盟+3”和“东盟+6”合并以启动RCEP谈判，中国和日本作为其中的核心。RCEP从谈判开始之际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它将成为东亚第一个涵盖货物贸易自由化以外广泛领域的大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是，由于参加谈判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加上印度等对开放国内市场持消极态度的国家的抵制，谈判迟迟没有进展。之后，RCEP谈判于2020年11月在经过约8年的谈判后终于签署，背后的关键逻辑在于：其一，特朗普政府导致美国介入东亚的形式错综复杂，东亚国家越发认识到建立以东亚为主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性，这对受到中美贸易摩擦波及影响的整个东亚地区而言意义重大。其二，国内市场开放阻力较大的印度退出磋商。在日本看来，国内市场开放程度较低的印度若能参加RCEP将给日本出海企业提供商业机会，虽然其因印度最终退出而感觉失望，不过印度的退出客观上加快了RCEP谈判的进程。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与TPP（以及日本后来主导推进的CPTPP）、AJCEP（日本与东盟于2008年签订的第一个多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相比，RCEP对日本而言彰显了新的价值。一方面，RCEP协定涵盖的领域大大超出AJCEP十多年来讨论的内容；另一方面，RCEP涉及知识产权等内容、商品市场自由化程度等虽均不如TPP规定严格，但却能较为灵活地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纳入同一个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是在上述区域经贸规则演化的背景下，日本将联动东南亚等区域的价值链作为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重要着眼点。2020年12月，日本自由民主党要求政府采取全面战略措施，提出制定从经济方面确保日本国家存在和繁荣的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的建议，强调“战略的自律性”和“战略的不可缺性”，以及通过同盟国/同志国的合作主导国际秩序的形成的必要性。在此，“战略自律性”是指加强能源、通信、粮食、医疗、金融、物流等基础领域的建设，以维持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稳定；“战略的不可缺性”是指加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产业打造，即通过抓住价值链和供应链上的关节点（choke point）来确保可持续繁荣，同时期待日本民营企业发挥作用。事实上，着眼对东南亚的价值链联动，恰恰延续了日本二战后就探索的对外战略。日本向亚洲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是二战后亚洲价值链塑造的重要推动力，如今已形成一套交错纵横的价值链网络，其中，日本汽车产业向东盟国家转移及东盟国家汽车产业的发展，为管窥日本联动东南亚区域的价值链演进提供了较为典型的案例。根据《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HS，以下简称《协调制度》）的分类来梳理2020年日本各门类商品出口情况便可发现，除铁路或电车轨道车辆外的其他车辆及零件和配件（HS 87）是日本出口占比最大的产业门类，以1220亿美元的出口额且占比19.1%位居日本出口商品门类第一位，同一门类的进口额则达到197亿美元且占比3.11%，其中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占据日本车辆及零配件进出口贸易的极大部分，泰国、越南等便长期处于日本总进出口对象前10名单中。相应地，日本也处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进出口对象前10位。图2展示了2020年日本对东盟主要国家HS87商品进出口额及《协调制度》中所有商品门类（图中HS商品）的进出口额。可以看出，日本和主要东盟国家在汽车及其零配件相关的进出口贸易占据本国进出口贸易的很大份额。就东盟国家的情况而言，汽车产业本身涉及大量外国资金技术投入和国内外价值增值过程，相比其他产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中，由此对汽车产业的考察便也能管窥东盟制造业在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发展状况。纵览二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历史推演，日本汽车产业向东盟国家转移顺应了双方发展的需求。日本汽车企业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进入东南亚，伴随区域供应链开始逐渐完善、物流成本逐步降低以及在当地政府政策支持下市场不断扩大，日系制造商一边对当地进行技术转让，一边支持该地区的汽车产业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着眼东盟发表东盟工业合作计划（AICO）、东盟品牌互补计划（Brand to Brand Complementation，BBC）等区域内分工计划以及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计划正式启动，日本又掀起了对东南亚投资的第二波热潮。日本在东盟国家汽车产业的落地和发展直接刺激了东盟国家的国内生产、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同时从历史数据中可看出，作为对东盟汽车出口的最大贡献国，90年代以来，除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有明显波动外，日本在东盟各国创造的汽车出口外国增加值整体呈上升趋势（图2）。这表明东盟内部的汽车产业逐步获得更多来自日本的投入，在东盟生产更多附加值。这也体现了日本汽车产业价值链逐渐向东盟拓展的整体布局，而东盟国家在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后向参与不断扩大，整体上带动东盟更多地进入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
▲ 图2：2020年日本对东盟主要国家汽车及零配件进出口情况。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 Database数据自制。▲ 图3：东盟汽车产业增值出口中日本创造的外国增加值。资料来源：根据日本—东盟中心数据自制
对东盟国家而言，承接日本汽车产业的工序转移为其发展相关产业提供了巨大推动力，同时也是东盟进入地区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重要机会，故也为日本汽车产业的进入提供了良好环境。对日本而言，出海汽车日企向东盟国家的产业转移使其能充分利用海外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优惠的政策环境等，及时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同时将部分生产部门向海外转移也有利于日本母公司对整体资源的把握和运用，集中力量提高管理和研发等核心部门的能力，从而提高承载国家战略诉求的日本各类型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总体竞争力。就此，在汽车产业中，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东南亚的价值链布局又最有代表性。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 Corporation，后简称“丰田”）是日本产业海外转移过程中最早向东盟国家扩展的企业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丰田在东南亚有了第一批经销商和销售网络扩张的立足点，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布局，丰田不仅在东盟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生产和装配工厂，也落地了多个销售部门、工程部门和研发项目。目前，丰田在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拥有14家生产公司，并在多个东南亚国家占据很大市场份额。在价值链上，丰田在国内外主要维持以下组织结构：主导公司（丰田汽车母公司）、一级供应商（主要在日本，在海外的东道国有分支机构）、海外当地合作伙伴（主要是与当地公司的合资企业）和在东道国的子公司或附属公司、低级供应商（主要在东道国），以及分布在海外国家和日本国内的支撑产业。总体上，丰田的价值链可被大致分为“生产前”“生产中”和“生产后”3个阶段。根据价值链呈现的一般情况，包含大量研发、知识和技术积累的“生产前”阶段和以销售和服务为主的“生产后”阶段能产生比实际生产过程中更多的价值增值，就丰田的价值链来说，“生产中”阶段包含了一系列的核心任务，因此被分散到包括日本本土公司、专业部门和东南亚国家当地的生产企业中，且由于丰田的全球布局，其在海外的生产基地也需要掌握和提升核心技术；生产后的部分也更多地由在东南亚等区域当地的合作伙伴及子公司等机构主导和运营，所以丰田的价值链各环节之间有紧密联系，并且分布在各个国家的部分环节能在当地实现较大的价值增值。如在生产环节，丰田于2004年开启“创新国际多功能车”项目（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Multi-purpose Vehicle， IMV），其包含的新车型在11个地方进行生产，并在泰国、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南非建立供应基地，向全球市场供应车辆。而泰国生产的柴油发动机、印度尼西亚生产的汽油发动机以及菲律宾和印度生产的变速箱等主要部件也被分销到IMV生产国。在这一项目之前，丰田的全球化主要体现为其汽车等产品在日本国内生产后出口国外，后来逐渐开始实现在销售地生产以降低成本。随着更多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包括丰田在内的许多跨国公司能更充分地利用全球不同地区的资源和潜力，并且针对不同地区市场需求和特点进行产业布局，建立结构更为复杂、效率更高的价值链体系。由日本企业主导在东盟汽车产业的价值链拓展，经历了长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通过丰田汽车公司的案例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在东盟国家的价值链延伸可从多方面提高企业效益。除了更好利用东南亚地区丰富的矿产和农业资源以降低运输成本、利用相对日本国内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和逐渐成熟的生产链以降低制造成本外，日本出海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还便利其扩展在该地区的市场。东盟国家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可观，中等收入消费者大量增加，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且东盟经济一体化为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对此，日本汽车产业在东盟地区价值链的“生产后”环节不断扩展并由此取得更高的价值增值。当然，对东盟国家而言，外国直接投资和汽车产业链的布局不仅为它们提供了进入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机会，也进一步扩大了其在价值链中的升级空间。日本汽车产业在东盟国家建立的生产工厂、研发基地、销售部门等，使相关国家能够引进先进技术及逐渐改变既有生产体系，从而实现在整个产业链提升过程中转向更复杂、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线，乃至生成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部门。同时，价值链的扩展和完善能为东盟国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带动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工资水平的上升。当前日本和东南亚的汽车产业价值链已日趋成熟，而RCEP的生效将进一步影响价值链的变化。自由贸易的深化将使日本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扩展其海外布局，东盟国家也将有更多机会获得国外直接投资以在价值链中获得更大升级空间。但RCEP也同时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一方面，作为由东盟国家发起的协议，RCEP或将影响日本和东盟价值链中不同主体的位置和互动，东盟国家的政府部门能在价值链互动中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以应对全球和地区价值链的变化并改变本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当然这对其实现管理和推动改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样地，当地企业、行业协会、工人等也将在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和新的贸易协定建立过程中面临新的环境和互动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企业等主体来说，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将进一步降低跨国贸易成本，电子商务、数据流动等相关协定和规范的达成也将一定程度改变过去的贸易模式、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率。同时，由于贸易环节中的变化和由此导致的包括生产物流环节、市场合作风险、管理等成本结构的变化，价值链的结构和许多企业本身的管理、生产结构和全球布局也都会面临调整。
考察日本联动东南亚区域价值链的深层逻辑，可依托日本有影响力智库、学者及官方文件呈现的内容，大致形成如下初步看法。日本的政策及实践反映了日本对于全球价值链发展趋势的研判。作为同样是从西方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获益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发展一直抱有积极态度。日本学界将全球价值链不断扩展中的贸易称为“21世纪型贸易”，不仅包含货物贸易，而且涉及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等集合体的跨境流动。国际商贸已变得非常多元，不再是单纯的物品交易，而是人类、服务、资本、专门知识等的深度交织。也正是据此逻辑思考，日本认为需要缔结RCEP等包含各种规则的“深度”贸易协定，即仅仅降低或取消货物关税已较难实现上述目标，而是需要签署包含知识产权、劳动问题、资本流动等各种政策领域的贸易协定。当然，日本除了积极对接RCEP以拓展与东南亚的价值链联动，也在针对亚太地区推动CPTPP、针对欧盟推动EPA的签署等等。有日本学者指出，伴随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降临，全球价值链的意义会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全球价值链可能根本不是全球的，它更多是按照地区划分的，例如亚洲工厂、欧洲工厂和美国工厂。诚然，全球价值链从未在完全意义上是全球性的，今后可能也不会如此。而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往更深方向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全球/本地意义会发生变化。未来，重要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全球/本地，而是“数字鸿沟（信息差距）及技术维度下的全球/本地”。当然，由于技术进步，运输成本会下降，地理意义上的全球化今后可能会不断推进。然而，由于技术标准的分裂可能形成不同的“技术生态系统”，从属于哪个系统便可能再决定地理空间上的“区域化”及“本地化”的发生。据此逻辑，日本如何选择价值链的深度联结便直接关联于其国家的未来发展。基于对全球价值链发展趋势的研判，我们可从日本作为主体出发，从“历史记忆—现实应对—未来筹备”3个维度深度剖析其联动东南亚的逻辑根源。一是历史记忆维度。一些有影响力的日本学者基于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记忆，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新南北问题”概念，同时基于曾因日美贸易摩擦而陷入长期经济低迷的情势而展现担忧，故也在考虑强化与东南亚价值链联动来规避可能遭遇的贸易冲击。伴随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供应链被细分到每个生产过程中的“末梢”环节，同时每个环节又都被转移到收益—成本比最高的国家，后发国家也因此能找到价值“长链条”中与本国生产技术相匹配的特殊位置并专注于该环节，同样能够贡献于按照世界标准制造的智能手机等高附加值商品，并从中获取对应生产环节创造的价值。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价值链位序博弈”。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步深度嵌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游戏，以从中美贸易摩擦到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国际生产分工而出现的龃龉，会日益激化。具体而言，在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群体担心他们的就业机会将流向拥有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密集型群体则害怕本国经济会就此被困在价值链的低附加值领域。其结果便是，部分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推行较为激进的产业升级政策。日本学者猪俣哲史将上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称为“全球化时代的新南北问题”，即发达国家的就业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问题。如果从全球产业工序的角度出发，便可将其理解为一场围绕价值链上支配领域的全球层面争夺战，这不仅包含当前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冲突，也为从全球价值链维度来认识国际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日本在从“后来者”发展为发达国家的进程中，曾经历过西方国家对其价值链升级的打压，这种历史记忆也时刻让其进行需要探索相应的对冲措施。如在前文重点讨论的汽车行业领域，战后引领美国经济的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当面临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汽油价格暴涨之际，便受到稳步推进车型小型化的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挑战及追赶。20世纪80年代初，日美在汽车行业的贸易摩擦达到顶峰，三巨头和全美联合汽车工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UAW）不断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对日本实施出口管制。当时，美国国内从事汽车行业的大量工人被解雇，而美国民众用锤子砸毁日本车的照片也登上报纸头条，上述历史记忆成为日本当前对冲风险的对外政策行为考量逻辑之一。二是现实应对维度。日本积极探索联动东南亚区域价值链，如今进一步探索在RCEP中的运筹帷幄，是基于拓展国家经贸利益并对冲外界风险的考虑。20世纪80年代后期，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工序和任务分工的风潮开始在东亚地区逐步盛行，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工业化推进顺利。日本企业通过将劳动密集型工序向东亚其他国家转移，客观上对后来者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其自身也获得更占优势的比较收益。很显然，扩大和深化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一直都是实现多方共赢的关键逻辑。然而，日本智库也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东亚与全球价值链的接轨至少遭遇3次较为重大的冲击：其一，特朗普冲击打开了不讲规则的“潘多拉魔盒”。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违规”式的美国贸易政策层出不穷，严重动摇了基于规则生成的贸易秩序以及既有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网络。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已呈现结构性冲突本质，其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全球价值链还较难加以判断。其二，数字技术的升级已带来业态的革新。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机器人、5G等全新的数字技术与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智能手机等通信技术存在本质性区别。新兴数字技术的介入将对人类到目前为止使用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生产网络产生何种影响虽还有待深度观察，但已可看到其所创造的一系列新的服务业态。其三，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有日本智库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可能意味着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点，在此前两次世界大战乃至冷战结束后等形成的具有延续性并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思维框架、运作规范、共识制度等都会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在上述冲击的背景下，与国际相连的日本企业尤其在全球价值链的维度将如何加以应对便是需要深度思考的课题。在此领域，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曾长期为日本拓展区域价值链做出贡献。作为落实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的一员，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基于互利共赢的经济考量，长期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成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通过日元贷款、无偿资金合作和技术合作等方式，致力于电力、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供水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尤其在亚洲，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不仅提供了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的“硬件”支撑，还致力于关税制度建设、产品及农产品认证、投资关联法制度、技术人员培养等“软件”支援，为制度/政策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这些硬件、软件两方面的推动，在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当地民众收入的同时，为进军亚洲地区的日本企业奠定基础，如带动大量日企进驻东南亚并拓展日本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价值链和供应链。当前，日本也明确意识到亚洲地区的价值链、供应链状态正迎来重大转变，需不拘泥于以往的常识，站在新的思路上进行战略谋划，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无法像以前一样仅仅通过提供一定的硬件、软件支撑便足以应对未来的世界。日本需要展望价值链、供应链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并考虑新的官方发展援助来加以应对。也正因此，日本当前积极对接RCEP，一方面考量的是对冲全球价值链演化的不确定预期，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其在RCEP框架下有关数字技术及经贸联动领域的参与。三是未来筹备维度。一些客观中立的日本研究机构注意到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顺差真实数值被西方有意夸大，客观地看到日美贸易逆差被掩盖于中美贸易战之下的事实，故也着眼于防范未来可能发生于日本的风险。贸易统计记录若是根据制成品的最终发货地来计算，那么中国组装完成产品环节之前的工序显然被有意忽视，而此前环节的很多收益事实上是被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所截取。因此，应该按照“增值贸易”的新逻辑来客观计算，即将产品分解为每个生产过程，并考察每个过程中附加价值的国际流动，而非基于货物和服务的物理流动记录的传统贸易加以统计。从对商品价值的贡献维度来着眼中国出口产品便可清晰看到，其很大部分价值来自其他国家，中国将前序未完成品进口到国内时花费了高额成本，故传统统计方法得出的中美贸易顺差的数值是被高估的。而面对贸易收益分配不公引发的国内矛盾，发达国家政府为掩饰自身政策失误，故意隐瞒其自身将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转移到中国的大资本家的事实及逻辑，因而往往把普通工人收入受损、就业下滑的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以来就有意在价值链上将较为严苛的劳工、环境、知识产权等标准和规则纳入全球投资和贸易谈判，不仅意在削弱发展中国家及其落后产业所依赖的成本优势，而且旨在国际市场形成符合西方利益的劳工标准、绿色生产的贸易壁垒，想方设法提升发展中国家获取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信息、技术、知识等内容的难度，扩大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厂商的竞争优势，打压后来者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通过对主要贸易伙伴实施制裁的方式，试图打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甚至企图让其从既有价值链脱钩。发达经济体日益彰显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贸易霸凌行为的逆全球化特征，正冲击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冲击本在良性成长的全球价值链。在此，日本学者客观地注意到，若从“增值贸易”的视角来考察日本和韩国的情况，其将呈现与中国不同的情况，即两国对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日本和韩国生产相对高附加值的零部件，然后通过中国的组装工序出口到美国，这正是东亚地区独特的分工体系，即“以中国为发货国的亚洲工厂”。也就是说，根据现行的贸易统计，日本和韩国对美贸易的不平衡隐藏在了中美贸易顺差的“保护伞”之下。日本有智库呼吁，上述思考方式并不是为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责任推给日本、韩国等相关国家，相反，应该理性思考的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是整个东亚地区的共同课题，以规避日本未来成为风险波及的首当其冲者。
4 RCEP背景下区域价值链发展趋势和日本政策的未来考量近年来，全球化趋势有所放缓，而新冠肺炎疫情及单边主义又冲击了全球价值链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打击了人们对全球合作的信心。但也要看到，全球化已发展到各国相互影响及依存的较深阶段，绝大多数国家客观认识到，即便全球价值链的“串联”可能带来各类风险，但其对后发经济体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拉动就业、推动地区产业发展和升级等作用巨大，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回调”程度理应可控，区域价值链的孕育也能形成一定的“兜底”。在此语境下，RCEP预期将为参与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结合对日本基于其国家利益在全球价值链中战略布局的逻辑透视，可对RCEP框架下的区域价值链发展和日本政策的未来考量形成如下预期。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战直接波及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促使相关国家采取行动应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对一体化过程中的全球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不仅直接严重影响生产和消费及各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而且还暴露出当前国际贸易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疫情的扩散使医疗物资及其他基本用品在国家与地区间快速和方便的流动显得至关重要，这要求国家间信息畅通、保持较高的贸易透明度和顺畅高效的贸易渠道，而事实上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却显得效率不足。除了对医疗相关商品的直接影响外，新冠肺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和国内生产的破坏使许多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迄今感染和死亡病例仍在巨大基数上持续上升，全球贸易受到严重阻滞。防控疫情和维持经济发展作为矛盾的两面成为多国政府的艰难权衡，因此在世界银行2020年的报告中持续建议促进贸易一体化，认为自由贸易是利用公平规则促进发展和繁荣的最佳方式之一。通过自由贸易，产品和服务能以公平的价格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尽管发展状况不同，但参与自由贸易的国家依然能在贸易中处于双赢局面。此外，中美贸易摩擦也给东亚、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带来冲击。多数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以初级产品贸易为主逐渐升级到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在中美贸易摩擦下，亚洲地区必然会发生局部价值链的重新整合，而中美的出口和制造业减少将导致对东南亚的中间品进口减少，若中美摩擦持续升级且由此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则处于紧密价值链中的周边国家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如果美国对其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那么东南亚国家通过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也将陷入困境。例如这类出口在马来西亚的GDP中占0.6%，新加坡占0.5%，泰国和菲律宾占0.4%，越南占0.3%，东亚的全球价值链以电气和电子行业为中心，这些行业将在关税上涨中首当其冲。由此，RCEP的构建便是对完善区域价值链诉求的可行回应，尤其对东盟国家来说，尽管取消关税等促进贸易自由化的举措在一定时期内也许会导致本国的出口和市场被中、日、韩等国挤占，但总体而言，“亚洲工厂”的发展和区域内有序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将会提高地区价值链的整体效率和应对风险的弹性，进而给东盟国家带来可观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同时，除了地区内发展和贸易需求等因素以外，外部力量也在持续影响着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局势。如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试图干预乃至主导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并从中分取区域繁荣的成果，但无论是地缘因素的直接作用、历史和政治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还是美国屡屡“退群”的现实迹象，这些都表明东亚经济的一体化有赖于区域内国家的努力，在内外力量的推动和干扰中只有扩大合作、推动自由贸易，才能实现区域和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二）RCEP框架下提高价值链弹性和抗风险能力的方位从政策角度看，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东盟国家便通过各类贸易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调整国内产业布局，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则进一步暴露出区域价值链的脆弱性。日本和东盟多个国家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也通过大量政策力图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调整价值链中的结构性问题。如文莱、柬埔寨开放部分场所以保持商品和服务的国际流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对港口运营商和航运公司实行财政奖励以鼓励国际客运和物流；缅甸和泰国则放宽对医疗健康相关设施的投资，促进医疗健康相关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及医疗卫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也许并不能长期持续或直接矫正价值链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但可以看到，政策环境是价值链发展、调整和抵御风险的重要外部因素。对市场主体来说，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愈发显著。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都经历了全球问题带来的直接冲击，在经济全球化、风险也全球化的情况下，私营部门识别和检测风险，并在日常商业活动中嵌入对风险的防范和控制以尽量降低其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对于整个价值链来说都显得至关重要。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需要更准确地把握其在价值链中的定位和联系，平衡由于其上下游公司过于分散而带来的高成本或过于集中而带来的高风险，提高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从技术层面看，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扶持新兴产业也将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方式。无论是东盟国家的既有实践还是RCEP的规则制定，从中都可以看出，电子商务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区域价值链中，不同国家之间将需要建立新的规则和互信，从而实现包含数据、资金、商品和服务的高效国际流动，建立在线平台，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提高价值链中的主体对各类资源的获取能力和效率，并提高价值链整体应对风险的弹性。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也将逐渐调整过去价值链中的低效、不可持续等问题，直接回应当前存在的风险和需求，使整个价值链网络更为灵活和多元。日本和东盟曾建立各类合作项目，日本为东盟国家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推动东盟实现了早期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在RCEP背景下，日本和东盟国家预计将继续推动各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使相关产业链在发展过程中能得到包括生产设备供应、物流、通讯和公共事业设施等“硬设施”和各种支柱服务“软设施”的支撑。东盟国家预计也会进一步完善国内产业和环境政策及规章制度，规范和引导外国投资的本国价值转化过程，兼顾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本国和地区在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同时提高地区价值链的稳定性。此外，东盟国家在国际合作和自由贸易深化的过程中或将进一步加强劳动力素质培养，提高教育水平和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提高女性参与各类价值生产劳动的比率。在国际合作框架下还能加强人才交流和合作培养，使后发国家除生产技术提升外能更好地在管理经营等活动中与国际接轨，从而实现更多、更高效的价值生产。除此之外，日本可能会尝试重构供应链以服务其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在RCEP的框架下，若关税不断降低甚至取消，那么日本此前依托出海企业在RCEP成员国国内生产的产品便可回流到日本进行生产，由此降低日本的海外依赖和强化国内生产，以服务其整体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会同步着眼CPTPP的运作，特别在中国表现出加入意愿之后，日本将通过不降低规则的自由化水平和严格程度以防范中国的加入。正如日本经济同友会公开发布的研报显示，日本已将与东南亚的价值链联动，同步于考量围绕力量平衡的国际关系博弈层面，强调日本要从经济方面保证自身的安全保障，要点是通过主导CPTPP和RCEP等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战略性地积极参与多边规则的制定，加强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形成支撑其国际地位的国力基础。该报告还认为，讴歌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在一个国家安全不能仅靠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保全的时代，企业管理者必须重新认识到对国家和社会所应肩负的重大责任，除了地缘政治学之外，企业管理层还必须加深对“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和影响经济实力的“地缘技术学”（Geotechnology）的洞察力，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竞争力和韧性的企业管理实体。换句话说，日本拟进一步探索承载国家战略的企业运作，以在区域价值链联动中谋取更多的国家利益。
为什么你值得加入《大宗商品贸易知识体系46讲·学习营》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大宗商品上涨，到欧洲战事背景下，能源、谷物等各类大宗商品进一步吃紧，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少数商品甚至出现极端行情。由此，在新经济、数字经济等耀眼潮流中，本来长期潜在公众关注的视线水平面以下的大宗商品及大宗商品贸易，这几个月来不断成为被世人瞩目和焦虑的热点。今年3月伦敦金属交易所镍逼空事件，几乎引发全网开始学习什么是期货逼空这样的大宗商品交易的专业化概念。
大宗商品显然不是因为宏观环境的巨变而意外闯进人们视野，相反是在动荡的环境中，大宗商品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基础的价值在沉重背景下被凸显出来。当人们都在仰望星空，追逐新经济的“诗和远方”时，几乎忽视了脚下大宗商品这等旧经济大地的默默存在。今日这大地竟然意外的伴着战云的怒吼，如巨鲸一样抖动起庞大的身躯，将人们从“元宇宙”、“虚拟世界”的畅想中猛然打断，迎面撞见黑黝黝踏浪而来的油轮和散货船，使人们猛然意识到这相貌粗糙的旧经济元素竟然一日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以至有人观察到“标准普尔500指数中，今年表现最好的21只股票，竟均属于能源、化肥或其它大宗商品生产企业”；而与此同时，纳斯达克科技股却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让人冷然感到似乎泡沫要破裂的危险。此消彼长间，人类似乎可能发现，自己并没有如所乐观料想的那样，比之先古已经走出了很远。
本次学习营的主讲老师赵钢是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拥有大宗商品贸易领域19年工作经验，专注于铁矿石、金属、煤炭、钢材、化工品等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的风险管理及法律事务管理及咨询；曾在央企国企任职多年，负责大宗商品贸易业务法律事务及全面风险管理；担任众多大型贸易企业风控及法律顾问，并持续为行业大型企业、知名专业院校提供国际贸易专题及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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