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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地区冲突不断升级，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人类正进入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大时代。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人们对地缘政治一词依然讳莫如深，地缘政治学的优秀成果乏善可陈。今天推出的这篇科普文章，以讲故事的形式，勾勒出地缘政治学思想的核心要义及其演变过程，尤其是鲜明地指出地缘政治学对国家繁荣和世界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该文由美国著名记者、编辑、作家约瑟夫（Joseph J. Thorndike Jr.）撰写，发表于1942年12月的美国《Life》杂志，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正值美国卷入战争一周年，撰写此文的意义不言而喻。80年过去了，再读此文，仍觉其文行云流水、其意鞭辟入里、其思高屋建瓴。特别是作者对中、美、俄三国未来实力的预判，时至今日，仍闪耀现实光芒，给人启迪，发人深思。就如文章中所说，“只要有国家利用地缘政治学来实现其征服和剥削的目的，民主国家就必须为了自卫而使自己成为地缘政治学思想的主人。”地缘政治学的理论需要建立在对世界整体认知的基础之上，我们期盼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地理学界加强对世界地理和地缘政治学的学习、研究和普及，早日形成中国地缘政治学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正文
在美国参战前几个月，FBI关注到一名以留学生身份来到美国的德国女孩。这名漂亮的金发女子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经常往返于乔治城大学校园。值得注意的是，彼时该大学为男子学校。她特别钟情于乔治城大学最杰出的学术人物埃德蒙·沃尔什（Edmund A. Walsh）神父，会经常私下寻求教授讨论她的“研究成果”。当沃尔什到其他城市举办讲座时，她也会准时出现在观众席。为了协助FBI的调查，沃尔什神父采取行动，为自己安排了一名秘书，以便在公共办公室接待该女子。如果像FBI所怀疑的那样，该女子是德国派来制造丑闻陷害神父的间谍，那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实施她的计划了。1941年12月，美国对德国宣战，该女子被迅速控制并送往司法部特别法庭，经法庭取证审判，将其关押。沃尔什神父友善平和，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耶稣会牧师——看上去他似乎不会沦为外国政府阴谋的牺牲品。但是对于此次密谋，盖世太保给出了一个名词作为答案：地缘政治学。在过去的16年里，沃尔什神父研究了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崛起，并开创了研究目标完全不同的美国学派。他的研究以惊人的准确性分析和预测了德国和俄罗斯（本文的俄罗斯即苏联，译者）的军事力量，他开设的课程常常有陆军军官和外交人员参与听课。鉴于以上事实，纳粹想通过金发特工让他闭嘴就不足为奇了。在大多数学术领域中，这样的阴谋诡计非常不妥，但对于地缘政治学来说，这种把戏却似乎再正常不过。这门应用科学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诞生的历史虽短但却充满戏剧色彩。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地缘政治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种邪恶的魔力。它来源于德国，与纳粹崛起和德国图谋统治世界密切相关，它暗含着黑暗、丑恶的阴谋和黑魔法。这种“名声”虽然与生俱来，但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从根本上说，地缘政治学只不过是“政治地理学”的另一个说法。政治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地学领域平静低调的发展，从未引发过战争或革命。它研究地理环境与人口和国家发展的关系，像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偶然间也会走向极端。如同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所有历史一样，一些地理学家也试图用地理因素来解释所有人类历史。尽管这些理论在研究中存在争议，但只要政治地理学遵循其学术道路，就没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威胁。大约在上世纪末，欧洲的某些地理学家使这门科学开始出现异化。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在研究国家的成长过程中，总结出国家可以通过攫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由弱变强的“法则”。与德国人结盟的瑞典人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极力宣扬泛德意志国家的主张，这其中囊括了他自己的国家和其他主要欧洲国家。拉采尔和契伦将政治地理学从学术研究中抽离，使其变成服务于国家政策的工具。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家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而研究地球环境，但是这些新派地理学家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地理条件如何才能使国家实现其目标？”正是契伦给这个新的“应用学科”起名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但是，作为治国的工具，地缘政治学还是缺少一些东西。它更像是一种哲学，而非行动计划，这就像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或达尔文之前的自然科学一样，它尚未成为一个学科体系。不过，将地缘政治学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的人从幕后很快就出现了。他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位英国人——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杰出的地理学家、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伦敦大学教授。1904年，麦金德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一篇简短论文，文中阐述了这一理论的本质内容。这篇论文的题目为《历史的地理枢纽》，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了败仗，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听麦金德的话。1918年，麦金德开始把他的理论写进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巴黎和会期间，他完成了这本书，作为对自己同胞的警示。该书解释了德国地缘政治地位的实力，指出它何以能够征服世界。在书中，他呼吁英国同胞要正视这种威胁，并在德国还尚未强大时采取措施阻止它。英国人仍然忽视了麦金德，但这次德国人注意到了，他们在麦金德的书中发现了合乎逻辑的关于德国实力的完美论述，远见详实，值得遵循。这本书本意是为了警醒英国人，但却成了德国人攫取胜利的蓝图。麦金德告诉读者，要以现实眼光把世界作为地理的一部分来看待。他指出，地球表面四分之三是水，四分之一是陆地。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即由亚洲、非洲和欧洲组成的大陆，麦金德称其为世界岛（the World-Island）。近海地区有两个小岛群：西边是不列颠群岛，东边是日本群岛。越过海洋是外岛，其中最大的是北美、南美以及澳大利亚。人们通常认为美洲是一个半球，这种认知相当于肯定了东西两个半球间的对等，但这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世界岛的面积不仅是包括英国和日本在内的所有其他岛屿的两倍，更是拥有世界超过八分之七的人口，将近十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近海岛屿上，只有十六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外岛。任何看过地图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欧亚非大陆是一块巨大的陆地，欧洲实际上不过是亚洲的一个半岛，比印度半岛略大一些。非洲有3,800英里的海岸线面对着欧亚大陆，与欧亚大陆在苏伊士相连，在直布罗陀和亚丁湾几乎相连。地中海，顾名思义，实际上是一个内陆海。
麦金德与心脏地带
但是，世界岛在地理上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主要生活在它的边缘。这块巨大的陆地一直是人类活动的一道屏障，而非人类来往或交流的通道。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它的周围航行，边缘地区彼此间的联系相对紧密，但直到本世纪，其内部仍然是一片荒凉。根据麦金德的说法，铁路和飞机终于把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整体。麦金德继续考察世界岛，首先将目光投向亚洲广袤空旷的内陆地区。从俄罗斯的伏尔加盆地一直延伸到东西伯利亚，这一地区的特点是没有向航海者开放的水道。在北部，这一地区通过三条大河（勒拿河、叶尼塞河、鄂毕河）汇入冰冻的北冰洋，这三条大河虽然均跻身世界十大长河之列，但它们的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在南部，它与内陆咸海相连，与海洋无法连通。对于这片辽阔的内陆和北极水系，麦金德用他最著名的术语来指代：心脏地带（the Heartland）。心脏地带主要由一片巨大的低地组成，从西伯利亚远东延伸到伏尔加盆地，被乌拉尔山脉分割。它还包括西南部的伊朗高地和东南部部分蒙古高地。就国家而言，心脏地带绝大多数属于俄罗斯，它包括几乎全部的西伯利亚，也包括蒙古和中国西部、阿富汗、俾路支（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译者）、伊朗和大约一半的欧洲俄罗斯。围绕心脏地带，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型沿海地带（Coastlands），即可通航海洋的流域地区。整个欧洲，除了俄罗斯的一部分，近东、印度和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此地带，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许多河流都深入到内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文明都出现在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带，而不是心脏地带。如果算上近海岛屿，这片区域拥有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以及除美国以外的所有世界强国。在沿海地带的世界里，海权成为强大的力量。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使英国保持了世界帝国的地位，同时也维持了欧洲大陆国家内部的力量平衡。在麦金德写作的时候，海权正处于鼎盛时期。美国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中有力地证明了英国皇家海军一直所坚信的——海权是战争的主导力量。麦金德并没有否认海权的作用，他只是针对马汉的论点之一，即海权基地的重要性，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巨型大陆，即整个世界岛或它的大部分，在将来某个时候成为一个单一且统合的海权基地，那会发生什么呢？其他岛屿上的基地在船舰和人员方面，不就无法超过它了吗？这正是麦金德所担心的——心脏地带的统一。他接着解释了他担心的原因。 在心脏地带的东缘，青藏高原的巨大屏障将其与亚洲沿海地带隔开。但在西边，并不存在这样的屏障将其与欧洲隔开。广袤的低地覆盖了心脏地带的北部，绵延至德国北部的平原。几个世纪前，来自中亚大草原的骑兵穿过这片低地，一心想征服欧洲。这些侵略者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其中许多人留在了欧洲（土耳其人、马扎尔人、芬兰人），但他们没能稳固住在此地的统治。这些亚洲游牧民族缺少两样东西，而这两样东西也正是心脏地带一直缺少的：人力和有组织的作战基地。但麦金德警告说，向西的通道也可以成为向东的通道，如果有一个单一的力量控制了整个东欧，那么心脏地带将任由其摆布。而这正是德国一直所企望的。德国人通过战争和或多或少的和平渗透努力控制着斯拉夫人，一旦他们成功了，就有机会征服世界了。麦金德提出了三个命题：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正是在这一点上，后来的一些地缘政治学家与麦金德的意见相左。因为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意第一个命题，很多人也同意第三个命题，但他们均怀疑第二个命题。心脏地带大部分是贫瘠和未开发的地区，直到苏联在伏尔加河以东建立工业之前，这里从来就不是什么大国的所在地。因此，很难看出它如何能够控制世界岛。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学家之一、耶鲁大学教授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将麦金德的论述修改为：“谁统治了边缘地带（麦金德笔下的沿海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更接近事实。尽管麦金德对心脏地带赋予了一种目前尚不具备现实基础的神秘使命，但他对东欧出现单一势力的恐惧是有根据的。因为这样的力量既能攻击欧洲沿海地带，又能攻击心脏地带。1939年，当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这种可怕的可能性似乎成为了现实。幸运的是，这种统一并没有真实发生。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一个关于麦金德著名的德国门徒卡尔·豪斯霍弗的故事。地缘政治学之父麦金德眼中的世界之岛这张地图展示了麦金德所描述的世界岛（欧亚大陆与非洲组成的陆地）。世界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欧亚大陆的中心是“心脏地带”，在它周围是一个巨大的新月形地带，包括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在它们之外是另一个大新月形地带，包括英国、日本近海岛屿和美洲、澳大利亚等外岛。非洲有一个南部心脏地带，通过阿拉伯与主要心脏地带相连。文明和权力的中心一直在沿海地区，直到现在，航海人员长期无法进入的心脏地带才被铁路和飞机打开。这张地图由理查德·埃德斯·哈里森基于正交投影绘制，将刊登在《财富》杂志1942年1月刊中。
豪斯霍弗的神秘面纱
少将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开始在德国得势。但直到1930年代后期，当人们突然“发现”他是希特勒邪恶的教主时，整个世界才开始关注这位神秘的博士。英国银行家埃里克•阿奇迪肯（Eric Archdeacon）是较早关注到豪斯霍弗的少数外国人之一，他代表一家总部位于柏林的美国公司在欧洲开展业务。阿奇迪肯先生1920年代在与德国商界领袖的接触中，对慕尼黑大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因是这所大学收到的巨额捐款。他的询问被礼貌地回绝了，这越发激起了他的好奇心。因此他去慕尼黑追查了德国工业界的账款，发现它们都捐给了由豪斯霍弗教授主持的地缘政治学研究所。
从这条线索出发，阿奇迪肯先生对豪斯霍弗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德国工业界、政府部门、军队、大学和“流氓”纳粹之间存在一张不同寻常的关系网，豪斯霍弗和他的研究所正是这个网络的意识形态中心。阿奇迪肯先生从这个关系网中察觉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他密切关注地缘政治学。直到战争爆发，他离开欧洲，成为美国公民，将他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美国地缘政治学界。1869年，卡尔·豪斯霍弗出生在巴伐利亚一个传统家庭，次年俾斯麦（Bismarck）对法国发动了闪电战。他在德国民族主义的激流中长大，很自然地加入了军队，不久就被作为一名军事观察员派往日本。正是在远东，他开始深入研究地理与战争的关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召作战，指挥西线的一个师。1918年，他带领战败的士兵返回德国，并深入思考着战败的原因。回到慕尼黑，这里的政治骚动比德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激烈，这位学者兼将军接受了慕尼黑大学政治地理学的教职，并开始在演讲中陈述他引人注目的理论。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赫斯在1933年被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二战爆发后，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译者）是豪斯霍弗的学生之一。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赫斯在兰茨伯格城堡把他的老师介绍给希特勒。在那里，被囚禁的希特勒正忙着口述《我的奋斗》。豪斯霍弗为希特勒的模糊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的奋斗》第十四章被一些学者认为几乎是纯粹的豪斯霍弗的思想。由于他的思想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军事影响，豪斯霍弗经常被称为地缘政治学之父。但他既没有像拉采尔和契伦那样开创学科，也没有像麦金德那样提出任何伟大的地缘政治学体系。豪斯霍弗视自己为科学上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某些历史时期，国家被认为是其君主的同义词（如路易十四后来说，国家即是我），马基雅维利制定了一套法则供君主遵循，以保有他的主权。同样，豪斯霍弗也试图为法西斯国家提炼出一套确保成功的地缘政治学法则。豪斯霍弗借鉴了拉采尔和契伦的“国家有机体”概念。他认为，国家就像动物一样，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它必须成长和发展，否则就会死亡。如果一个国家缺乏某些重要的“器官”（如广阔的空间或安全的边界），它就有理由从弱国手中夺取。“国家有机体”的整个理论是一个来源于大自然的错误类比。正如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没有眼睛的人是不会在街角等着，然后从一个过路人身上抠出一只来的。但正是这个概念，使豪斯霍弗受到希特勒的尊敬，因为它为纳粹的扩张计划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如果豪斯霍弗把他所有的想法都捆绑在这架战车上，他也只能算是纳粹的宣传者。事实上，他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是建立在冰冷的科学事实基础上的。他接受了麦金德的宽泛概念，并通过对全球各个地区的大量地缘政治学研究充实了这些概念。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他的慕尼黑研究所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这引起研究区当地人的极大困惑。当有人询问时，这些野外研究小组人员就会解释说，他们在研究鸟类生活或观测树木，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地理、气候、人口、政治、工业和其他所有与地缘政治相关的元素。在慕尼黑，这些数据由大约1000名专业人员来进行处理，其中大部分被刊登在研究所的期刊《地缘政治学杂志》（Zeitscbrift für Geopolitik）上。在地缘政治学能量的突然爆发中，大批相关学科被催生出来：地缘法学、地缘医学、地缘心理学及其他地缘科学。例如，地缘心理学探讨了诸如景观对军队士气的影响等问题。豪斯霍弗将1919年远征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归咎于阿尔汉格尔（Archangel）周围荒凉的苔原对英法士兵的消极影响。当隆美尔（Rommel）将军在德国一个巨大的温室内训练他的非洲军团时，并不是单纯让他们的身体适应沙漠条件，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心理适应陌生的景观。作为一名前军官，豪斯霍弗与一战后剩下的德国军队密切合作。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总参谋部被正式解散，直到纳粹掌权，它不得不在隐蔽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豪斯霍弗研究所似乎有可能进行了大量地缘政治学的细节研究，这些工作通常由总参谋部的一个研究部门来完成。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甚至可以通过阅读《地缘政治学杂志》来预测纳粹的征战计划。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吞并前不久，该杂志便预兆性地用整期版面介绍了这个国家。
世界地缘政治区这张图展示了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的地缘政治区。这些区域跨越国界，甚至跨越大陆，如包括南美洲隆起区和非洲隆起区的复合区域。许多地缘政治区都有重叠，如加勒比海区和北美区。日本不属于任何一个区域，这表明它的地位存在一个根本的弱点。
“希特勒的爱好之一”
在这期间，豪斯霍弗和他的同事们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章，所有内容都是用令人生畏的术语和迷宫般的句子写成的。1934年，豪斯霍弗出任德国科学院院长，学院设在慕尼黑一幢宏伟的大楼里。然而，当外国人问起时，德国人总是不屑一顾，把他当作一个无害的怪人——“元首的小爱好之一”罢了。元首显然很喜欢这个老家伙，因为他钦定豪斯霍弗的犹太妻子和两个儿子为“荣誉雅利安人”。
让豪斯霍弗和他的追随者的研究得以保密的一个重要技巧是避免用其他语言发表作品。但是，还是发生了一次泄露。1934年，英国出版商出版了布伦斯维克技术学院地缘政治学家埃瓦尔德·班斯（Ewald Banse）教授的译文版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太空和人类》（Raum und Volk im Weltkriege）。该书在英国出版时，书名被改为《德国准备战争》。这本书不仅提出了纳粹的战争目标，而且内容令人不安的详实和具体。在勾画了入侵不列颠群岛的计划后，还补充说：“想到这个骄傲而看似不可战胜的国家迟早会遭到毁灭，我们感到由衷高兴。”德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来对此解释，并尽力用“这只是另一个怪人”来搪塞。班斯教授后来被悄悄提升为总参谋部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豪斯霍弗向德国的掌权者们宣扬扩张主义，其基石是这样一句格言：空间就是力量。现在这个想法听起来可能并不具有革命性，因为历史上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都试图从邻国那里攫取空间。但150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的大英帝国却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英国的力量依赖于对海洋以及海上航线与陆地交汇的战略点的控制：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苏伊士、好望角、新加坡。有了基于这一战略思想武装的海军，英国能够在欧洲大陆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海权时代，陆地空间不是世界政治的控制因素。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遍布全球，在海权时代拥有健全的地缘政治结构。控制权由海军舰队掌控，其基地位于大陆边缘的许多战略点。麦金德观察到，组织良好的陆上力量的增长使这些基地处于威胁之中，而且，空权可能很快就会超越陆权和海权。
豪斯霍弗预言了新加坡的沦陷
豪斯霍弗看到了英国人没有看到的：海权基地不再安全。一个控制海权基地后方大陆的国家，可以通过陆路进攻、占领这些基地。20世纪30年代初，在与一位英国军官的谈话中，他准确地预言了新加坡的沦陷。他说，它不会从海上被攻陷，而是会从陆上被攻陷。他还说，正如许多人后来所言，新加坡的枪口指向了错误的方向。直布罗陀和苏伊士仍在英国手中的事实并不能驳斥豪斯霍弗的逻辑。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在法国沦陷后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占领直布罗陀，如果他们觉得这样做值得的话。至于苏伊士，只能在埃及部署一支庞大的陆军来进行防御。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显著的事实。只要德国遵循豪斯霍弗的教义，它就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取得胜利。当它背离这一教义，在获得苏联的控制之前与西方列强开战，便会走向失败。心脏地带对豪斯霍弗的理论至关重要，对麦金德的学说同样如此。在制定扩张战略时，豪斯霍弗告诉德国的统治者：“首先控制心脏地带。”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德国可以占领西欧和整个世界岛。他并没有具体指出德国应该通过和平渗透还是通过战争来控制心脏地带，但肯定的是德国应该在与西方列强交锋之前完全控制心脏地带。他很好地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要在两条战线作战。他再次补充道，先控制住心脏地带。毫无疑问，豪斯霍弗希望在不诉诸军事手段的情况下确保对心脏地带的控制。他期待着德苏两国在德国的领导下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他推断，这样的联合可能会在与真正的敌人——英、美及其附属国的交锋中取得胜利。在提出这一理论时，豪斯霍弗遭到了强烈反对，因为它直接违背了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博士的教义。罗森伯格鼓吹北欧与英国结盟，并对共产主义进行圣战。这两个人完全格格不入。罗森伯格的上帝是种族，豪斯霍弗的上帝是空间。罗森伯格大肆宣扬德国种族及其征服“劣等”种族的神圣使命。豪斯霍弗和一般的地缘政治学家一样，蔑视种族，并自豪地指出德国人是混血血统。希特勒在他的两位导师之间左右为难，时而听这一位，时而听另一位。在《我的奋斗》中，尽管受到豪斯霍弗的影响，但他强烈倾向于与英国结盟并对苏联开战的罗森伯格计划。在战争前夕，豪斯霍弗似乎赢了。希特勒在西部发动闪电战之前，与俄罗斯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以此控制心脏地带。尽管这看起来像是豪斯霍弗的计划，但实际上是与之决裂了。因为豪斯霍弗清楚苏联的实力，他一直认为，要真正控制心脏地带，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位急性子的独裁者以为自己会一举搞定，转而再与西方列强作战。豪斯霍弗的“空头胜利”只持续了一年。当苏联未能如愿时，希特勒又转向了罗森伯格的计划，发动了对俄战争，希望能迅速取得胜利。至此，他完成了与地缘政治学导师教义的决裂，并注定走向了不归路的命运。德国企图以武力征服心脏地带，但在与英国和美国的缠斗中已经精疲力尽。这个教导德国如何征服世界的人，他的影响力就这样结束了。关于豪斯霍弗的个人故事，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这是一个谣言——但却是一个得到高层证实的谣言，传闻豪斯霍弗已经死了，据说他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被行刑队枪杀了（这的确是个谣言，实际上豪斯霍弗和他的妻子是在几年后的1946年3月10日在家中自杀的。译者）。纳粹最终就这样报答了它最优秀的导师。麦金德的世界在这张平坦的墨卡托投影地图上最为清晰地展示出来。世界岛由心脏地带和围绕在其边缘的沿海地带组成，在它们之外是外岛。麦金德警告说，如果任何大国控制了心脏地带，它就可以征服沿海地带，然后通过海权控制外岛区域，进而控制整个世界。
地缘政治学家忽视了美国
在所有地缘政治学理论和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空白。那就是美国，麦金德把整个西半球看作是一个外岛。在豪斯霍弗研究所的大量研究中，对北美的研究比对地球上任何其他地区的研究都少。《地缘政治学杂志》刊出的少量有关美国的文章大多都是科林·罗斯（Colin Ross）的作品。罗斯是一个具有强烈纳粹种族主义且思想浅薄的作家，他致力于研究美国中西部的德裔种族实力，以及在新世界建立纳粹帝国的计划。
不过，豪斯霍弗本人偶尔也发表一些有关美国的评论，与整体研究中的忽视形成鲜明对比。他曾经写道：“未来世界权力的斗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命运，将由美国决定。”而且他还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地缘政治学上成熟的大国。 德国人对美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忽视，加上偶尔的尊重甚至嫉妒，可谓意味深长。这表明，德国人把美国排除在他们的理论之外，只是因为美国无法被纳入到他们的战略构想里。正如豪斯霍弗所说，美国在地缘政治学上是“成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权力空间、资源、人力、组织等地缘政治学的各种要素。没有哪个国家的资源如此丰富。除此之外，它还具有独特有利的边境形势。在任何边界上，甚至在其边界的数千英里内，都没有其他国家权力中心。在全球大国中，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在它所在的地区没有对手。因此，美国已经享有了其他大国为之奋斗了几个世纪却从未得到的地位。对于这种幸运的情况，美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偶然。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虽然命运可能提供建设这个伟大国家的机会，但美国的缔造者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在今天被称为合理的地缘政治。正如沃尔什神父所指出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也许是美国早期最伟大的地缘政治天才，作为一个国家建设者，他与皮特（Pitt）、俾斯麦（Bimarck）或加富尔（Cavour）相比毫不逊色。在美国建国初期，汉密尔顿敦促国会采取措施确保密西西比河的航行自由，因为新奥尔良的河口掌控在法国手中。几年后，他力主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纳入联邦。在那时，一个国家从北美大陆的一个海岸延伸到另一海岸的理念决不是被普遍接受的。汉密尔顿力主创立“一个超越跨大西洋力量或影响控制的伟大的美国体系”汉密尔顿是伟大的建国者，他的政治对手们也认同他的建国愿景。杰斐逊（Jefferson）对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使美国这个大陆国家真正诞生了。门罗主义使整个西半球独立于欧洲的影响，这也许是现代最伟大的地缘政治作品。豪斯霍弗学派的德国人以一种近乎尴尬的钦佩之情反复提及。多年来，美国政治家大体上保留了这种地缘政治天赋。通过在1867年从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林肯的国务卿威廉·西华德（William H. Seward）做出了出色的一击，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帝国主义者也很难预知它的全部光彩。因为直到空权时代，阿拉斯加才被视为大陆之间的桥梁。因此，在那个年代也许可以原谅人们对“西华德冰箱”的批评，以及阻止西华德继续执行他的地缘政治政策——收购格陵兰岛背后的公众愤怒。在本世纪，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通过开凿巴拿马运河展现了他的地缘政治洞察力。即使在今天，这条运河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它是基于美国作为一个面向大西洋国家的真实地缘政治图景。在一张平坦的地图上，美国似乎从一个海岸延伸到另一个海岸，但它的权力中心却集中在富裕的、人口众多的东北工业三角地带。太平洋沿岸是另一个权力中心，尽管目前的增长速度惊人，但规模要小得多。在这两个权力中心之间是一个广阔的地带，人口稀疏，降水稀少，有大量的荒漠和高山。尽管存在地理上的障碍，铁路和飞机给美国带来了惊人的统一，但是美国的主要权力中心仍然在东部。大多数的优良港口都分布在东海岸和墨西哥湾。多数海上运输也都源于东部。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海上运输都是一种廉价的运输方式。巴拿马运河拉近了美国东部与太平洋的距离，使美国能够成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它的开凿对日本征服太平洋野心的打击比数场大战役的功劳还大。正如地缘政治学家们喜欢指出的那样，国家的理想规模一直在稳步增长。就像欧洲的民族国家让小城邦破产一样，它们反过来也会因为一个大陆尺度的国家崛起而显得相形见绌。当美国最初作为一个单一国家出现时，它可能超过了当时国家的理想规模。但科学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它迅速成为一个新的理想规模的有效单位。
空权如何改变局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洲的地缘政治家们总体上是把美国排除在他们的算计之外。同时他们还犯了另一个令人惊讶的错误，就是低估了空权的力量。这并不是后世的批评。这个错误在麦金德体系“诞生”的几分钟内就被指出来了。1904年，哈尔福德爵士在皇家地理学会做完划时代的演讲后，一位名叫利奥波德·阿梅里（Leopold Amery）的年轻人（他在1942年是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从观众席上站起来说：“海运和铁路在未来都将......被作为运输工具的航空所补充，而当我们走到这一步时，大量的地理分布将失去其重要性，成功的大国将是那些拥有最完善工业基础的国家。”考虑到莱特兄弟在一年前才成功飞上天空，这必须作为一个了不起的预言来看待。空权仍然太年轻，目前无法对其做出任何明确的评价。尽管在过去的40年里有了惊人的成就，但它仍在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要想让任何人像马汉对海权，或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对陆权那样，为空权做出一份明确的解释，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现在提出空权的出现必将大大改写麦金德、豪斯霍弗的理论也不为过。以世界岛的概念为例，如果看墨卡托投影地图，在世界平铺的情况下，世界岛确实是作为一个单位出现的，与西半球的其他大陆被广阔的海洋隔开。但是，如果俯瞰全球投影图，会得到大相径庭的画面。在北极周围，数个巨大的陆块紧紧地靠在一起。美洲并非孤立的岛屿，而是以北极为中心的陆地群中的一员。正如墨卡托投影是陆地旅行和海洋航行的合适地图一样，全球投影是航空旅行的最佳地图。未来的航空路线将穿越北极。麦金德关于陆权可以征服世界岛的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海权将被迫无助地站在一边。但空权并非无能为力，它可以直接攻击陆权的来源。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大本营和足够的前沿基地，它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打击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在即将到来的空权时代，地缘政治力量将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本土基地（a nation's home base）。这个基地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所有基本资源。它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在其能力范围内运作。它必须有大量高智力、体格健壮、训练有素的人口。它必须拥有巨大的规模，以便能够分散工业厂房，免受空袭。空权时代地缘政治力量的这些要素（与豪斯霍弗认为强大的陆权应拥有的要素基本相同）很少有国家拥有。美国完全拥有，俄罗斯可能潜在地拥有，中国也有可能拥有。以北极为中心的世界地缘政治地图这张图以北极为中心，显示了与欧洲地缘政治学家们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地球上的陆地以极地冰盖为中心，使北冰洋成为地中海。西方世界不是隔着数千海里，而是通过阿拉斯加和格陵兰的“桥梁”与世界岛紧密相连。正如墨卡托投影地图扭曲了极地地区一样，这种投影法扭曲了边缘的陆地，但准确地显示了中心的陆地。上图所示的北方新航线使这张地图对未来极为重要。航空时代需要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体系，而这一体系还有待专家制定。
地缘政治学家们的正确之处
说地缘政治家们低估了美国和空军，并不是要否定他们的整个体系。麦金德对世界岛的地缘政治的分析是一个出色的战略概念，它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如此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却没有完全获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成为德国战略的明确指导，如果没有偏离麦金德-豪斯霍弗的学说，它很可能会取得胜利。
地缘政治学家关于陆权统治世界岛的学说是正确的，至少就这场战争而言是如此。面对德国的陆权，海权完全没有发挥出作用，德国人只是被另一个陆权国家即俄国所阻止。当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大陆上部署陆权力量来对付德国时，他们必将战败。假以时日，空权可能会使麦金德的陆权说过时，但在这场战争中，空权似乎只扮演了一个尽管重要却只是辅助性的角色。在对空间的强调上，地缘政治学家们也是正确的。这场战争中，在德国和日本的攻击下幸存下来的国家要么是免受源于陆地攻击的岛屿（如英国），要么是拥有巨大空间的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地缘政治学家在预测超级大国的崛起方面是否也是正确的，这仍然是一个悬念。按照地缘政治学的标准，美国早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长期以来，俄罗斯拥有建立超级大国的空间，但现在才刚刚处理好它的继承权问题。中国作为亚洲的主导力量隐约可见。在全球的权力中心中，只有欧洲似乎有可能从这场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规模和实力相当的小国家集团。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联邦，欧洲是否能够稳定或繁荣，将是和平时期的重大问题之一。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有效的地缘政治学概念在本质上并不是源于日耳曼，它们是英国、美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思想家的共同财产。最伟大的地缘政治学思想家是一个英国人——麦金德。德国人做了两件事，他们以日耳曼人对细节的天赋，收集了大量的事实数据来支持麦金德的高超概念；但他们扭曲了地缘政治学的原则，以适应自己的私利。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学说违背了基督教的道德，他们贬低个人，美化国家。在他们的世界里，人是伟大的自然力量的棋子，他们无力改变或违抗。由于失去了自由意志，他们也被免除了对自己行为的任何道德责任。至于国家，德国人认为它的存在高于为其服务的个人，是一种神秘的层次。但是，尽管它的存在是超人类的，它的道德却连动物都不如。国家可以征服、杀戮和掠夺，对人或上帝不负任何责任。所有这些都是纯粹的、可恶的神话。国家没有神秘的存在，没有高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现实。整个德国的国家概念是浪漫的胡言乱语，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给它提供了一个错误的“科学”基础。由于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邪恶作品感到厌恶，一些善良的公民往往把整个事情当作一种黑色艺术来拒绝。这是很愚蠢的，因为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罪恶而谴责地缘政治学，就像因为雕刻刀偶尔被用来刺伤人而谴责雕刻刀一样不理性。人类学被诅咒并不是因为纳粹利用它来支持他们可恶的种族观念，也不是因为他们利用经济学来征服其他国家。地缘政治学知识和分析可能被用于邪恶目的，正如德国人所使用的那样，但它也可以被用来建立和捍卫世界的道德秩序。事实上，只要有国家利用地缘政治学来实现其征服和剥削的目的，民主国家就必须为了自卫而使自己成为地缘政治学思想的主人。这个国家的塑造者们被敏锐的地缘政治学意识所引导，尽管他们并不了解这个词。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以至于美国占据了地缘政治的优势位置，这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暗自羡慕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幸运，美国人在近代历史上能够忽视对地缘政治现实的研究，甚至有时会认为它们不存在。这场战争既是对这些现实的提醒，也是对在这些现实的基础上制定明智和有效的外交政策的挑战。一个真正的美国地缘政治学派还没有诞生，但它显然已经在路上了。今年，美国高校正在开设大约1500门地缘政治学课程。在全国各地的校园里，陈腐的旧地理学家正在绽放成为闪亮的新地缘政治学家。虽然很多人是骗子，但也不乏一流的思想者。在为真正的美国地缘政治学派开辟道路的杰出的美国地理学家中，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以赛亚·鲍曼校长、乔治敦的沃尔什神父、耶鲁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哈佛的德温特·怀特莱西、普林斯顿的爱德华·米德·厄尔和哈罗德·斯普劳特。军队也拥有总参谋部的威廉·卡尔伯森上校和西点军校的赫尔曼·博克马上校这样的地缘政治学权威。
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这批学者中，斯皮克曼教授在他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一书中，在试图对美国的立场进行真正的地缘政治分析方面可能走得最远。斯皮克曼接受了麦金德的体系，并警告说，单一大国征服世界岛或其中的任何部分都将意味着美国的灾难。他指出，自门罗时代以来，西半球的安全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欧洲一直被分割成数个国家。他建议，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使欧洲或亚洲不落入任何一个大国的统治之下，无论这个大国今天可能是多么友好。
这一政策几乎与英国对欧洲大陆国家的历史政策相似。这是一种冷血的权力政治。它假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试图确保美国保持权力的平衡。对于那些谴责这种政策是冷酷无情的批评者，斯皮克曼回答说：“那些放弃权力斗争并故意选择不作为的国家将不可能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权力平衡的确是欧洲国家历史悠久的（或不光彩的）政策，但它并不是历史上唯一成功的政策。罗马就不是一个平衡的力量，它是一个占优势的大国。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和大英帝国一起行动，可以在战后的世界中占有优势。在和平会议召开之时，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但真正的麦金德的门徒们会想，多年来，心脏地带的大国——俄罗斯和中国——是否会与英美相抗衡。还有第三个选择：世界联邦。这是各种梦想家、善良的老太太和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也是许多顽固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的理想。如果美国和英国在这样一个联邦的背后投入巨大的力量，他们几乎肯定可以让它运行起来。为了使其发挥作用，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必须放弃其在国际事务中的部分主权。即使如此，联邦的成功也将不仅取决于善意，还取决于的政治家高超的才能和每个成员国的真正牺牲。如果世界联邦成功了，那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治国成就。无论美国选择什么政策，它都必须来自于对地缘政治的确切理解。因为任何政策都不会导致一个稳定的世界和持久的和平，除非它是基于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不得不研究地缘政治，并根据我们学到的东西采取行动。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 提出了地缘政治学说，被德国人遵循。这位英国最杰出的地理学家，长期担任国会议员。此图拍摄于1923年，现年81岁（1942年，译者）。
卡尔·豪斯霍弗博士 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领袖人物，戴着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帽子。他为希特勒和德国总参谋部授课，但希特勒最终拒绝了他的建议。
为什么你值得加入《大宗商品贸易知识体系46讲·学习营》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大宗商品上涨，到欧洲战事背景下，能源、谷物等各类大宗商品进一步吃紧，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少数商品甚至出现极端行情。由此，在新经济、数字经济等耀眼潮流中，本来长期潜在公众关注的视线水平面以下的大宗商品及大宗商品贸易，这几个月来不断成为被世人瞩目和焦虑的热点。今年3月伦敦金属交易所镍逼空事件，几乎引发全网开始学习什么是期货逼空这样的大宗商品交易的专业化概念。
大宗商品显然不是因为宏观环境的巨变而意外闯进人们视野，相反是在动荡的环境中，大宗商品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基础的价值在沉重背景下被凸显出来。当人们都在仰望星空，追逐新经济的“诗和远方”时，几乎忽视了脚下大宗商品这等旧经济大地的默默存在。今日这大地竟然意外的伴着战云的怒吼，如巨鲸一样抖动起庞大的身躯，将人们从“元宇宙”、“虚拟世界”的畅想中猛然打断，迎面撞见黑黝黝踏浪而来的油轮和散货船，使人们猛然意识到这相貌粗糙的旧经济元素竟然一日不可或缺，且至关重要。以至有人观察到“标准普尔500指数中，今年表现最好的21只股票，竟均属于能源、化肥或其它大宗商品生产企业”；而与此同时，纳斯达克科技股却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让人冷然感到似乎泡沫要破裂的危险。此消彼长间，人类似乎可能发现，自己并没有如所乐观料想的那样，比之先古已经走出了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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