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 一百年前，一批青年人的觉醒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在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我们要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
习近平强调，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如何惩治战败的德国问题。会议在帝国主义大国的操纵下，无理拒绝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把原来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斥责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反动政府派了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了30多名学生。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反动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它为中国的前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二
五四运动是以广大青年学生为主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爱国群众运动，迅速蔓延全国燃成熊熊烈火。这场运动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觉醒，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由此发生历史性转折，中华民族在伟大觉醒中迈上改变自身命运的新道路。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指出：“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整体性伟大觉醒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时，毛泽东同志发表纪念文章指出，五四运动 “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五四运动成为近代中国人民走上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道路的历史起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加深了中国人民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质的认识
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作出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协议，是帝国主义本质的大暴露。1919年5月18日，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巴黎和会是“欧洲分赃会议”，通过的协议就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他说，五四运动“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对帝国主义蔑视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作出谴责，唤醒中国人民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代表着先进知识分子对“先生”的新认识。
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软弱无能，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尤其是当示威抗议活动掀起后采取的压制态度，更是使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五四运动在呼喊“外抗强权”的同时，一致要求“内惩国贼”，以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气势迫使政府不得不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五四运动的过程暴露了统治集团的反动面目，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封建主义的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祸害，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必须坚决反对封建主义。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纲领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与五四运动中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质认识加深的基础相关。
五四运动引出近代中国革命方向性变化的四个新动向
五四运动划分了中国资产阶级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促进了新的社会力量与新理论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五四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齐卫平）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五四运动的发生，从时间上看相隔两年多时间，从空间上看则合成一体。五四运动引出方向性变化的新动向，使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为历史必然。
建党19年后，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作用给出了评价：正是这场伟大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
在1919年5月4日天安门集会游行后的第五天，也就是5月9日，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顾兆熊在《晨报》发表名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的评论，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有关“五四”的文献资料。
顾兆熊把5月4日的集会游行界定为“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而所谓“运动”至少有以下二种涵义：一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二是为目标进行的努力和抗争。中国国民可算是由害怕帝国主义、怨恨帝国主义到反抗帝国主义了，这是我国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声。顾兆熊把集会示威游行上升到“运动”的层面，这个“定性”充分表现了一位北大教授的敏锐和卓识。
作为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顾兆熊所说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作出了更准确、更鲜明的历史定位。他在5月26日《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提法更简洁、更清晰、更嘹亮。尤其是他提升出来的“精神”两字，其意义极其深远。
罗家伦郑重地告诉人们：“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感情”的，也是“理智”的；不仅仅是“青年运动”“政治的运动”“国家的运动”“国民运动”“民族运动”“打破恶社会制度的运动”，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折射出来的最可宝贵的是一种“精神”！
罗家伦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为“三种”：
第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
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
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
罗家伦
张东荪是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上海《时事新报》的主编。5月27日，张东荪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提出了“五四精神”这个词。虽说该文比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晚一天发表，但“五四精神”的这一提法，比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更鲜明、更凝练、更科学。
张东荪将“五四运动”精神概括为“雪耻除奸的精神”。所谓“雪耻”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谓“除奸”，指的是“改造腐败不中用的政府”。（人民政协报 商金林）
四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接着，我们党又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
经过一代代人的探索和奋斗，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这个新时代，是当代共产党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与一百年前的青年人一样，当代青年是中国发展史上又一个不寻常的重要代群，二者时代不同，发展任务不同，但同处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样肩负历史重任。
当代青年生逢强国时代，生命的黄金时期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正相吻合，是亲身投入实践，亲手完成夙愿的“强国一代”。
这是当代青年千载难逢的历史荣光，更是当代青年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资料来源：学习强国
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庆祎凡
校审/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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