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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博士生涯中的五位老师

CDD 考博圈 2019-06-14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编辑:学长

每个顺利毕业的政治学博士背后都有几位伟大的导师,这可能是大家共同的体会。我就一直想写点东西感谢我博士生涯中的几位老师,但是能写想写的又太多,感觉无从下笔。最后还是决定挑选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五位老师,他们各有特点,都对我顺利完成博士学位有特别的帮助,到现在也影响了我的学术道路选择和规划。


老师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我就挑选每个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来写,不代表他们其他的观点对我不重要。



John Mearsheimer: 

Ask the big question.




严格来说,老米不是我的正式老师。他不在我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当中,我也没有正式上过他的课;但是我经常去他主持的PISP工作坊,并且在其他场合跟他有很多交流,所以也算是我的老师了。


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老米对纯理论和大理论的爱好是很明显的。或许因为这个特点,他的风格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或者喜欢。老米对自己的学生要求也很高,所以他的博士生们一般都有点畏惧他,生怕论文不够老米的标准。


在PISP工作坊上,老米最爱说的就是:你文章的 big question 是什么?或许是受够了目前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的‘琐碎化’倾向,他和老朋友 Steve Walt 前几年还专门写文章抨击那种所谓的 ‘simple testing’ 文章,认为这些无聊的文章在学界大行其道,搞的学生们都不爱提大问题了。当然老米的这种看法很有争议,我们可以暂且不去争论。


我自己比较认同老米的一点是:做学问应该做大学问,最好的学问就应该问最大的问题。至于什么是最大的问题可以见仁见智。美国政治学界似乎走到了一个不太健康的局面:就是在实际过程中对方法论的重视超过了对问题本身的重视。


虽然口头上大佬们都说要重视研究问题本身,但是在招聘,晋升,奖励,声誉上对方法论有些过于推崇。(这一点在中国是恰恰相反,对于科学实证方法论又太不重视了


Alex Wendt: 

Tell me something we dont already know.



温特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也是引导我对国际关系建构主义产生兴趣的启蒙老师。他是德国后裔,所以工作习惯也是一丝不苟,办公室整理的干干净净,什么文件放在哪里都有具体的标识。


温特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你的文章有什么新的贡献?这个看似普通的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尤其是对当年我们那些读书还不够多的博士生们。让我们去说清楚自己文章的创新点,而且要说服温特这样的理论大师是很困难的事情。


好在温特是个非常nice和有耐心的人,他会帮助你厘清思路,最主要的是把自己的论文观点放在一个大的理论和争论背景下;这样自己的论文贡献就很清楚的呈现出来了。


跟老米类似,温特也很强调问真正的大问题。不过他也很现实,知道对于博士生们来说,大问题是具有高风险的。他的建议是等到学术地位安全了以后,可以真正开展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课题。用他的话来说,有些课题只能是 full professor project,就好比他现在研究的量子力学和社会科学。


Lloyd Rudolph: 

A good dissertation is a done disssertation.




Lloyd 这位老先生是很有些传奇经历的。他和他的太太Susanne Rudolph 是美国最著名的印度研究专家,也是长期在芝加哥大学服务的一对模范学术夫妻。真要说起来,Susanne 在美国学界更有名气,她曾经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2003-04)和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主席(1986)(同Lloyd一起)也获得印度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的教育奖项。


我当初选过一门两位老教授共同授课的state formation的课程。上课的时候,两位老先生分别坐在教室的两端,一个人讲一段时间,然后另外一位接着讲。学生们就一会儿看看左边,一会儿看看右边,场景很有意思。


Lloyd 也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上,他非常善于鼓励学生。他经常对我们那些苦苦挣扎在论文中的学生们说,不要担心,a good dissertation is a done dissertation.大意是不要太在意你论文的质量,赶紧写完了,那就是最好的论文!这真是金玉良言,我身边就有很好的朋友,因为完美主义迟迟舍不得提交论文毕业,结果耽误了很多年还没有毕业。这可能也是因为当年芝加哥大学的博士毕业政策太宽松了,允许你20,30年后还可以毕业。


当年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经济学的70多岁的博士候选人,在做了多年的农场主后,终于提着一筐草莓来答辩毕业,结果发现很多老师比他年龄小多了。


Dali Yang: 

Keep your eyes on the big prize.



杨老师是著名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也是当初我投到芝加哥大学的领路人。杨老师对中国政治内部的具体情况的掌握可以说无出其右,任何题目任何事情他都像百科全书一样的知道,所以一般不要跟杨老师辩论关于中国政治的话题,你会输的很惨。


当年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为了生存也找了一份在CIR做辅导员打工的工作。这份工作其实待遇很好,工作也很有意义;但是杨老师的建议是不要因小失大,要把 eyes on the big prize. 的确,前面有几位辅导员就是因为工作太舒服了,耽误了自己的论文写作,结果迟迟不能毕业,最后被迫退出学界。


杨老师的建议对于我日后的学术选择影响更大,我们都会常常面临各种的学术机会,机遇,甚至诱惑。如何不忘初心,保持学术定力,争取做大学问,好学问不是容易的事情。


Dingxin Zhao: 

用生命做学问。



赵鼎新教授是鼎鼎大名的社会学家,在社会运动领域和中国历史的再诠释方面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他是在社会学系,不是我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但是我选修过他的政治社会学课程,平时也经常在各种场合跟他交流和请教,所以他也是我的老师了。


赵老师是那种为了学术可以付出一起的人,包括生命。我们跟他有时候吃饭,只要你不打断他,他可以一口气讲两个小时,饭也不吃了。而且他讲的都很精彩,我们也舍不得打断,但是也不能让他饿肚子啊,所以跟他吃饭是个两难问题。


赵老师对我们当年学生的建议就是:做学问就是要把生命投入进去。通俗的说,要有学术激情。如果你没有为学术问题经历过寝食不安,坐立不安,半夜起来写作,白天忘记吃饭,甚至生病;那你还没有达到真正做学问的地步。



表面看起来这五位老师各有特点和侧重点,但是他们的共性更加明显。他们都是对学术抱有无比热情和热爱的人,热爱是无法伪装的。一旦有精彩的学术话题,他们会滔滔不绝,跟你们谈个没完。


我很幸运,在芝加哥的博士生涯中得到这些老师们的指导,他们的建议至今对我还是有很大影响。虽然我做不到这些老师的学术要求,但经常回顾他们的建议还是觉得收获很大。学术在于薪火相传,如果能把他们的金玉良言传给下一代学生,那会是美事一桩。


注:本文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作者CDD,仅做学术分享之用,本文已获授权,如需转载请与来源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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