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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地“折叠”世界——经济学视角下的《北京折叠》

2016-08-31 禅心云起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故事发生的背景:

 

23世纪的世界,空间被折叠为金字塔式的三层。

 

上层:帝国元首及臣僚,包括高级官、将领、官企主管以及“知识祭师”。

 

中层:普通官员、军队、税吏、监工等骨干,努力领会和执行上层意图。

 

下层:工商业主、个体户、农夫等专事纳贡的贱民、其他三教九流及“庸俗粗鄙”之人。

 

在这个等级权力世界里,上层凭借强制暴力,依靠中层的“先军政治”,对下层人进行统治和榨取。只有上层人才能享受阳光、鲜花、鸡尾酒、美食、华衣、舞会、韩剧以及通宵达旦的狂欢,中层可以获得部分残羮,并偶尔有机会得到赏赐和晋升;而下层人则拥有税贡、贫困、疾病、劳役以及无止境的黑暗和恐惧……

 

这个故事一开局就太不科幻,明眼人一看就笑了:这不就是现实当中朝鲜之流的国家吗?这充分证明笔者除了懂点常识外,没有什么编故事的才能,这样的作品注定得不到雨果奖。

 

同样缺乏想象力的科幻短篇小说《北京折叠》——却出人意料地获取该项大奖。这部小说描绘了不一样的空间折叠方式:第一层空间,看起来更像供资本家居住(当然还有一个不太清晰的政府管理机构),每天工作和生活24小时,第二层空间,是资本家雇佣、“剥削”的白领,每天工作和生活16小时,第三层空间,是失去“剥削”价值、被机器淘汰的劳苦人民,每天工作和生活8小时。主人公老刀是为筹得女儿幼儿园高昂学费,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不同空间的世界,为第二层男白领向第一层女高管送信的第三层“泥腿子”。

 

为什么各空间有这么费解的时间安排?一位被广泛引用的知乎网友解释说:

 

第一世界的人从一个social的场合到另一个social的场合,交换名片和资源,一刻也不得休息;第二世界的人工作之余,还要把时间用在技能培养和自我提升;第三世界的人在各种充斥着垃圾信息的互联网上度过,用廉价的食品喂饱自己,又用廉价的社交媒体消耗掉。

 

在我看来,故事情节首先就像抄袭电影《逆世界》,而且抄的还相当拙劣。故事当中,高层人士不知吃了什么神药,可以每天不分昼夜地工作和生活,甚至根本不要睡眠,应了那句“比你富,还比你勤奋”,真是气死人!

 

中层雇员也不算毫无希望,相比不知疲倦工作和社交的高层人士,生活品质不算太差。说他们被资本家“剥削”,也是天大误会。百年前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曾指出:


只要交换是自由的,那用以交换的就都物有所值。

 

晚于巴斯夏的奥派经济学家,用时间偏好-利息理论彻底粉碎了谬误的剥削论:


雇员没有得到“全部价值”并非剥削,而是由于雇员与资本家有相反的时间偏好次序,雇员宁愿选择更少的现在财而舍弃更多未来财,资本家宁愿选择更多的未来财而舍弃更少的现在财——双方通过自愿达成的交易,同时改善了处境。他们的利益从来不是敌对而是和谐的。

 

故事最不合逻辑之处在于:既然底层人毫无“剥削”价值,已被机器淘汰——可依然有人愿意雇佣他们跑腿送信。这自相矛盾地说明,他们也能参与到互惠互利的分工合作中来。若不是被人为隔绝到第三层空间,他们本可以通过与“上层”人士的自愿交换(这可不是什么剥削),如迎合这一充满浪漫色彩的市场需求,办一家传递爱意礼物的快递企业。

 

不缺“满满的恨意”,惟独缺少经济科学素养的《北京折叠》作者,并没有真正理解“剥削”这种现象,更可能发生在本文开头描绘的世界结构当中。此外,她也不能理解“空间隔绝”象征的阶层固化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奥秘,还犯下了好几处的经济学常识错误。

 

劳动人民会被先进机器所淘汰吗?

 

底层人被先进机器淘汰,一种典型的反科技勒德份子论调,曾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英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砸毁机器运动。虽然这一观念早被百年前另一位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所驳倒,但直至今天,依然有知识分子在散布这样的焦虑——新技术设备的发明,会摧毁无数穷人的就业机会。

 

与这种担忧相反,事实一再表明,先进机器的采用,不是缩小而恰恰扩大了就业!虽然社会的进步发展趋势之一,是采用节省人力的资本品(当然要注意,不少情况下,昂贵的新机器因不比劳动密集生产更节约成本而不被采用),但也将人力资源不断从原本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引导这些资源投入到其他更有效率的生产领域。

 

汽车的发明,“淘汰”了那些泡受颠簸之苦的马车夫——他们改行去做更轻松的出租车司机;计算机的采用,“淘汰”原先从事繁重计算工作的苦逼数学家——他们改行去做收入更高的对冲基金专家。同样,某种节约成本的自动垃圾处理方式,肯定会淘汰掉人力“垃圾工”,但这和汽车淘汰掉人力车夫、计算机淘汰掉人力算术师有什么区别?身处21世纪的我们,还要像那些19世纪以前的那些顽固保守派,把新技术一律斥为“奇巧淫技”而满怀恐惧和不安吗?


更重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福的可不是深宫大院里的少数贵族,而是那些街头巷尾的普通大众。正是借助于新机器,人类劳动才更有生产效率。这意味着付出同等努力,在更短时间内收获更高产量的产品。产量增加,价格降低,消费者得以释放手中的资源,用在他们感觉更“紧迫”的其他地方,比如把时间和金钱转移到欣赏艺术、旅游玩乐,或花费在自我学习充电、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方面。

 

每一样提高生产效率的新发明——资本品,其实都好比“包含着时间”,意味着当前实现生产目标,所要花费的时间比原先更少,意味着社会财富以更惊人的速度增长。随着各项物质财货愈加充足,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经济法则,消费者选择和需求会更趋多样化,从而促进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

 

生产与服务领域愈分愈细,出现了定制个性化服务、灵巧工艺或专门知识的市场需求。就这点而言,那些贯彻大批量-规模生产原理的自动机器永远不可能替代人工,相反只会愈加强化知识分工的趋势,从而导致更多的人力资源需求。就区区一个美容行业而言,现在就分化出美发、整形、修甲、瘦身、按摩、剪睫、护肤……如果细数起来,毫不夸张地说有成千上万种分工及岗位,每个岗位都需要掌握专门知识的人工。

 

可见,今后与以往一样,先进机器非但不会把劳动人民淘汰出局,还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就业,包括劳动分工种类的丰富和细化、就业岗位数量的不断增加。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只需要花一点实证功夫,细数一下世界各地繁华大都市不同商品及服务的种类——保守达到上千万甚至上亿种,随着创新还在每日增加,这个过程只要不被人为破坏,就永远没有止境。

 

排队抢幼儿园名额是怎么回事?

 

“稍微好一点的幼儿园招生前两天,就有家长带着铺盖卷在幼儿园门口排队,两个家长轮着,一个吃喝拉撒,另一个坐在幼儿园门口等。就这么等上四十多个小时,还不一定能排进去。前面的名额早用钱买断了。”——《北京折叠》

 

轮流排长队——天哪!这听起来就像苏联、古巴、朝鲜那样的计划经济国家以前每天发生的事。没错!排长队一向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相信那些年纪大的人,应该多少还记得几个关于排长队的前苏政治笑话。

 

某国幼儿园以及中小学校招生排队的情况,原因说起来也不复杂。虽然某国整体上处在市场化变革当中,但仍有不少计划经济的顽固堡垒,幼儿、基础教育就是其中之一。教育行业是仍被计划体制官僚所把持、没有得到彻底市场化的领域之一,因此,排队争抢名额当然见怪不怪。

 

公立幼儿园表面收的“明价”看似不贵,但以择校费、赞助费等名义甚至“红包”收的暗价可并不便宜。由于供不应求,部分名额被钱权交易的潜规则占走,剩下若干向社会公开的名额,当然就需要排队。不少地方的公立幼儿园、学校为“公平”起见,现在更多采用抽签方式,好像一种变相赌博。

 

这已经不能更糟——正常人完全不必担心教育市场化会让情况恶化,至少收费首先会透明公道起来,而且破除公营垄断,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保障不受限制的市场竞争,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让那些收费更廉、教学质量更高、更受消费者信赖的私营学校,更有机会在市场当中涌现和胜出。

 

尽管有所触及现实,但很遗憾,《北京折叠》的作者没有花费笔墨,多少描写一下背后官僚的嘴脸(相反描写了一个助人为乐的第一空间保障官员),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这样的现象,是贫富不均的“万恶”资本主义造成。

 

社会阶层是如何固化的?

 

在《北京折叠》中,有一台庞大的机器进行时空折叠。一个阶层的人不通过“正规”的渠道,翻转到另一阶层居住的空间,是一件以身犯险之事,甚至可能陪上性命一条。

 

不难看出,这个虚构世界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不存在迁徙自由。不管这是否可能发生在未来,可以肯定的说,根本不必大费周章地去浪费什么想象力,近四十年前的某国就完全是这个样子嘛。

 

80年代以前,某国何谈什么迁徙自由。尤其是底层农民,入城都要上大队去打一张证明,沿途办理食宿才不会被当成流窜分子抓起来。直至改革开放后,底层人才获得迁徙自由,能够离开长期束缚身心的土地(土地名义上还是公社或村集体的),到沿海城市去打拼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只要有长眼的人都能看见,不少过去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及敏锐眼光,更好地抓住了市场机遇(实际上就是讨得大众消费者的喜好),依靠消费者手中钞票的“投票”,一举登上了财富巅峰。这其间所谓“乡镇企业家”出身的富豪,我就不一一介绍。近年比较励志的例子,是毫无特殊背景、凭观众喜爱挣得亿万家产的明星王宝强。

 

在这一进程中,有所谓“阶层固化”吗?当然有。比如不少官二代在商海中的成功就异乎寻常。但这与市场化改革无关,倒和残留的计划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难想象,一个把持政策大权的官员,有时只要一个电话,就能让这些权力后裔得到一笔政府采购大单;或者设置某些规章壁垒,就能让这些贵族子弟面临的市场竞争消弭无形……

 

米塞斯明智地指出:

 

许多人常常把市场经济的企业家、资本家,与阶级社会的贵族相提并称,认为他们是一丘之貉。这一模拟的根据,是因为企业家、资本家与贵族们都是比较富有的人。但是,这样的模拟是错误的……


企业家与资本家,就与贵族们不同。他们之有财富,是得力于消费者的光顾。如果他们在市场上遇着劲敌,拿出物更廉、质更美的东西来竞争,他们很快就会失掉所有……


财富的这样消散,有的是在企业家本人的晚年即已开始。因为年老力衰,不能继续应付市场的无穷变化;但是,更常见的则是由于继承人的不振作,以致败掉了先人的遗产。如果不振作的后嗣,还能不失为有钱人的话,那就是由于反资本主义趋势下的某些制度和政治措施。

 

可见,如果我们希望有更好的阶层流动,唯一方法就是彻底清除这些替代市场消费者“指挥”资源的计划权力,也即米塞斯所说的反市场制度和政策。遗憾的是,《北京折叠》对问题的实质——计划、干预权力在现实世界中所造成的真实阶层固化,缺乏真正有意义的思考!

 

知识分子、白领阶层

的反资本主义心境

 

《北京折叠》如今在某国知识分子、白领阶层中相当流行,随着获奖新闻的刺激,大有刷爆朋友圈之势。如果说这反映了某种文化心理——大概就是米塞斯嘲讽过的反资本主义心境。

 

米塞斯在《反资本主义心境》一书中,归纳出不少憎恶资本主义及其化身资本家的缘由,其中有:传统贵族对暴发户的文化鄙视、失败者对成功者的怨气、“同人不同命”的忌妒心理、知识分子无法进入富人社交圈的受冷遇感、白领高估自己工作重要性的书记员情结、文艺工作者不愿受消费者喜好“摆布”的怨叹,等等。

 

除此外,注重自己下一代的中国人,见到富人们有钱让自己的孩子去读贵族学校,甚至早早出国享受先进教育,油然而生的危机感,自然转化成对有钱人的憎恶。其实这种憎恶毫无道理,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拼命工作的动力之一,难道不就是为后代创造更好的条件,希望后代过上更好的生活。既然人同此心,这样的憎恶,就只能是一种不见阳光、极其阴暗的心理。

 

当然,反资本主义心境的最重要原因,大概就是这些充满恨意者,没有从智识上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有意无意地把它当作一个只有利于少数人、自私贪婪、零和博弈的邪恶制度,以为采用某种占据道德高点的方法,多少能遮掩自己的怯懦无能。但与他们的粗陋理解相反,资本主义才是唯一符合道德原则、建立在自愿合作基础上、真正有利于普罗大众的制度体系。

 

在这里给出一个实在的建议:大家与其浪费时间去读《北京折叠》之类肤浅又缺乏想象力的小说,来满足自己低格调的“撸者”(loser)情怀,倒不如去阅读黄华侨老师新译的《米塞斯大传》,看看一个真正有学问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不受世人理解的逆境当中,怎样不失傲然刚劲的强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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