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社会学：一位奥国经济学家和一位美国记者带来的启蒙
战争的社会学
一位奥国经济学家和一位美国记者带来的启蒙
文 | 丹•桑切斯
译 | 禅心云起
（本文翻译由Antiwar.org授权）
米塞斯，其时风华正茂，对于经济学当中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刚刚做了彻底革新。当大战来临，迫使他的事业中断之际，他距离更多的突破仅有一步之遥。奥国的其他经济学家，在战争策划室获得轻松安逸的任务。然而，决不逢迎主流政治的米塞斯，被送往前线担任炮兵长。
伯恩，荣获哥伦比亚大学久负盛名的吉尔德奖学金。他在这笔钱的资助下出国，访欧从事独立研究。蔓延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敌对气氛，迫使他回国重操杂志作家的旧业。然而，伯恩决不趋附随后泛滥美国的军国主义。他的反战檄文，令他本人无论在职业生涯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受到了审查和排斥。
两人都强烈反对这场大战，不仅因为个人生活所受的破坏，还因为西方文明遭到的颠覆。对米塞斯来说，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米塞斯称先前的世纪为「自由主义的时代」。这是高扬经济自由和一体化的时代。这是相对和平以及生活水平直线上升的时代。可是到了1914年，为了战争、集体主义和中央计划，这一切都被抛诸脑后。
伯恩认为这场战争「集毁灭生命和摧残生命的力量于一体」，「竭力造成一国活力的白白浪费或实际破坏。」
随后，两人皆努力解释这场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在人的精神当中，究竟存在什么致命缺陷，从而可能导致这种疯狂？又究竟是什么社会学因素，可以驱使一个国家从战争和暴政的悬崖，一跃而下无底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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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和战争的社会学
米塞斯设法从俄罗斯的炮弹和东部前线的刺骨严寒中生存了下来。战后，他立即着手编写一部书，也即他1919年的《民族、国家和经济》，以解释大战的起源。除其他因素以外，他指出，驱使本国加入战争的民族主义者，秉持的是「民族对立不可调和」的信念。他还指出，社会主义者持有类似的信念，只不过是关于阶级而非民族。米塞斯写道：「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角度，到处都是敌对的阶级利益，其冲突不可调和…」在他1922年的论文《社会主义》当中，米塞斯以尖锐的笔锋写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将社会垂直割裂，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社会横向割裂。」
米塞斯在1929年《一个对干预主义的批判》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主题，他在书中写道，卡尔•马克思
(…)否认休戚与共的利益存在于社会当中。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利益的休戚与共，只能在每个阶级的内部存在。但是，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还有另一类社会教条，认为冲突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对于这些教条而言，种族和民族战争，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法则。
然后，他将这两种教条，描述为「战争社会学」的变体。
长期以来，米塞斯一直努力从智识方面打击马克思派别的阶级战士。他们试图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引入奥国。例如，他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文章，表明了苏式计划的致命缺陷。不久以后，米塞斯发现自己受到种族战士所追捕。作为一名犹太自由主义者，他因纳粹的崛起而被迫逃亡：首先亡命瑞士，然后抵达美国。
对于米塞斯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变，证明了战争的社会学赢得了西方的心灵。在1945年的论文《集团利益的冲突》当中，他写道：
事实上，我们时代的生活哲学，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分裂的哲学。人们把他们的党派、阶级、语言集团或民族视为至高无上。在他们看来，除非牺牲其他的集团，自己的集团就不能茁壮成长。从他们眼中，任何举动，只要被视为对重大集体利益的背弃，就完全不可接受容忍。因此，与其他集团的和平协议是不可能的。
米塞斯补充说，这样的世界观，并不局限于极端的情况，即失败一方的纳粹以及胜利一方的苏联。它还促进了特殊利益的「厂商政策」在战后的整个发达世界当中受到欢迎。
在1949年《人的行动》中，米塞斯将战争社会学追溯到这样的信念，即「一个人要得到好处，就非得要牺牲另一个人；除非让别人受损，没有任何人可以受益」。这个古老的谬误，在当代，首先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蒙塔涅重新阐述，因此米塞斯称之为「蒙塔涅教条」，这个教条：
(…)处在所有当代教条的深处，也即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在一国各社会阶层的利益间，以及在任何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米塞斯警告说：
只要人民维护蒙塔涅教条，认为他们除非牺牲别国的利益，就无法在经济上繁荣，那么，和平将永远是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的时期。
在1957年《理论与历史》当中，米塞斯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分析，并为战争社会学的支持者定制了一个术语：「反和谐论者」。
在反和谐论者的眼中，利益共同体只存在于其成员的集团内部。各个集团及其各个成员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与所有其他集团及其成员的利益发生冲突。所以，各集团间的永久战争是「自然而然的」。各个集团对其他集团这种战争的自然状态，有时可能出现中断——这应称作休战时期，而非误作和平时期。在战争中，一个集团与其他集团的合作，有时也可能出现。但这种联盟，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它们不影响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利益冲突。在与某些盟国合作，击垮几个敌对集团后，联盟当中的头领集团反对先前的盟友，一举消灭他们，独自建立世界霸权。
米塞斯用这个框架解释，为什么军国主义社会，会变成警察国家：
他们认为，人类的状态，陷入永不可解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存在于彼此斗争的各集团间；在成为主人的集团最终胜利以后，接着又存在于奴隶主及苟活的奴隶之间。因此，这个至高无上的精英集团，必须随时准备战斗，首先压制敌对的集团，然后平息奴隶的叛乱。永远处在备战状态，决定了社会按军队模式组织的必要性。与其说军队注定是服务于政治体制的工具，毋宁说它是社会合作的精要，所有其他社会制度从属于它。个人不再是共同体的公民；他们沦为战斗部队的士兵，无条件地服从最高指挥官的发号施令。他们没有公民权，有的只是军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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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道夫•伯恩
和战争作为国家的健康
社会的军事化，也是伦道夫•伯恩未竟之作——《国家》的主题。在他1918年去世以后，在他的公寓里，找到了未发表的手稿。与米塞斯不同，伯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未经历战斗。他的大量身体限制（身体畸形、驼背和发育不良），更不用说他的道德约束，让他上不了战场。
然而，战争传染病般的破坏，也一样波及到他。由于用笔努力反战，他陷入失业及孤立无援，最终被1918-1919年的流感所击垮。这场疫情在全世界夺去2500万人的生命，在美国就让300万人丧生。伦道夫•伯恩是一个当代的瑟赛蒂兹：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驼背者，他勇敢地反对特洛伊战争的无情，并因此身受痛苦折磨。
米塞斯阐述了驱使人们走向战争的意识形态因素，而伯恩则着重探讨了宣战以后，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别是，他讨论了战争状态，如何从精神上军事化人民，从而永久地存在。
宣战时，人民经历了剧烈的心理变化。伯恩如下所述，来自于他自己痛苦的体验：
然后，除却少数抱怨以外，在他们所生活的全部环境中，他们着手让自己接受严格军管、人身强制和精神扭曲，变成按指令行事、货真价实的毁灭工厂。对别人拥有的一切，举凡政府认定有罪的，则悉数予以肃清。
伯恩认为，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对本能的回归：一个社会倒退回一个畜群。
动物聚集在一起寻求保护。在战争威胁面前，人们最能意识到他们的集体性。集体意识带来了信心和力量充沛之感，这反过来激起逞勇好战之心，战争于是一触即发。文明人当中，群体冲动，不仅产生了一致的防卫行动，而且产生了一致的观点意见。由于思想是行为的一种类型，群体冲动在思想领域泛滥，且需要那种统一思想的意识。而在战时，这样的思想塑造是如此有利。
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正是伯恩所说的“国家”。在和平时期，国家在国民生活的背景中被放逐。「随着战争的冲击，国家再度成为它自己」，伯恩接着说：
公民舍弃对政府的蔑视和冷漠，使自己的目标与政府的目标完全一致，恢复所有的军事印象及印记。通过人的想象力，国家复活成为一个威严的存在。
当伯恩写下名句「战争是国家的健康」时，这正是他言下之意。国家非常注重自身的健康。它不打算容忍对一场战争的终结，因为战争是对国家的滋养。所以，在战争状态旺盛之时，反战的情绪和表达，都是不可容忍的。再一次根据亲身体验，伯恩厌烦地说：
国家是一座嫉妒之神，不会与竞争对手并立。它的主权必须抵达每个人，所有的情绪，都必须融入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刻板形式，作为国家畜群情绪的传统表达。（...）在这架庞大的畜群机器中，异议者就像轴承之间的砂粒。国家的理想，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通往军事团结的不可理喻的动物蛮力。一切对这种团结的干扰因素，都会引起拼尽全力去碾碎它的狂热冲动。
这一段落笔锋异常尖锐，考虑到写下这段话的作者本人，也被自己所描述的方式所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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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伯恩的
认识综合
米塞斯和伯恩的分析是高度互补的。蒙塔涅教条构成了部落主义思想和直觉本能的放纵，导致畜群在战时的崛起。在《人的行动》中，米塞斯写道：
「自然境界」的特征是不可和解的冲突。每个人是其他所有人的敌对者。生存资料是稀少的，养活不了所有人。
在这样的条件下，蒙塔涅教条的确是真实的：除了牺牲别人，没人可以获益。所以在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式战争当中，「生物竞争」不可避免地居于统治地位。「合作」从根本上说是原始积累，是为了赶超和压倒竞争对手，以争夺生存资料。
但人类能够认识到，分工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会产生好处。因此，特别当关系到财产和个人安全，他们形成了基本的道德戒律，使这种潜移默化的合作成为可能。诚如米塞斯所解释的，这正是文明的产生方式。
然而，在面临「救生艇场景」时，大多数人将搁置文明的规诫：在那些如此渺茫绝望的情况下，否定社会合作的好处。
当一家政府宣战时，它基本上要说服它的臣民，他们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致命的攻击迫在眉睫，或必要的资源（石油，生存空间等）正危险地减少。故事继续往下编：在这些紧急情况下，为了生存，就需要对那些畜群以外的人搁置基本的道德。杀害无辜的外人，必须得到许可，以便释放消灭这种威胁所需要的巨大力量。从外国人那里掠夺资源，也必须被接受，免得本民族的孩子忍饥捱饿。与外人的社会合作不再有益。至于“敌对人群”，蒙托涅教义得出结论：只有对外国人予以灭绝或掠夺，国家才能得到好处。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原始本能取而代之。人们开始行动起来，不仅针对外国人，而且针对他们自己的同胞。畜群为了生存，就必须强大；为了强大，就必须统一。在通往战争的狂奔当中，每一头畜群的成员，都必须顺巨流而行，否则就会被踏于蹄下。合作逐渐不与文明关联，连同它各种细枝末节，都退化为我们野蛮残忍祖先粗暴统一的行伍。
为了最大化团结一致，整个畜群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顺从于政府当中的这些“牧人”。因此，政府感兴趣于促进冲突的意识形态，以便煽动（国外和国内的）冲突，从而驱使人们呼吁其不受规限的“领导”。人是唯一能通过野蛮化而被贬抑驯服的生物。
在战时，人际关系变得完全兽化。我们的同胞，不再被视为互惠互利、自愿交换的价值之源：作为劳动分工和文明生活的伙伴。相反，集团外部的同胞，被视为完全缺乏价值：作为猎物或竞争生存资料的对手，因此也就是敌人。集团内部的同胞，只有在他们加入统一的群体，籍以压倒敌人时才有价值：伯恩所谓“盲目的动物蛮力”。借用音乐术语：普遍和谐让位于各集团之间的不谐杂音以及集团内部的一致强音。
米塞斯解释了对这个谬论（蒙塔涅教条）的信念，如何使人民倾向于部落主义和冲突。而伦道夫•伯恩解释了基于这种谬论的恐惧，如何使一个社会变成一个驯服的畜群，任人驱策，随时准备投入部落间的战争。谬误加惊骇，错讹加恐惧，就等于服从和战争。在渴求权力方面，这个等式从不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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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谐
是通往和平之路
对战争社会学的第一次伟大智识胜利，由18-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所取得。他们的头一个对手是重商主义者。重商主义者是当时闻名的反和谐论者，主张战争、保护主义和垄断特权。古典经济学家反对他们，证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不是盛行冲突而是盛行利益的和谐：无论在民族之间，还是在阶级之间。米塞斯称古典经济学家以及追随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为「和谐论者」。事实上，弗雷德里克•巴斯夏，伟大的法国古典自由主义者，在他的1850年著作《和谐经济论》中，雄辩地阐述了经济学所揭示的「利益和谐」。但对于那些「认为人的利益从根本上对立…」的人，这根本是无效的。
米塞斯在《一个对干预主义的批判》中写道：
在私人财产秩序中，没有不可解决的利益冲突。从这个立场出发，人们甚至会认识到，由于社会协作的范围愈来愈广，程度愈来愈强，战争行为会变得愈来愈少。劳动分工使人际关系愈趋紧密，而战争，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革命、内战），愈有可能得到避免。好战生物，人，变成生产者，「战斗英雄」化身「贸易者」。
和谐论者，通过赢得意识形态的战斗，为自由主义和工业革命时代日益崛起的和平、自由和繁荣铺平了道路。然而，到了19世纪末，新的反和谐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开始生根。它们在新的世纪继续崛起。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和苏维埃所犯下的恐怖罪行，标识着它们的顶峰。
今天，我们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因为我们仍然受到蒙塔涅教条和畜群心理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重新发现米塞斯所说的「古典和谐论」，那么两者都可以被消除。理解良好的社会和经济哲学，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与政府的危言耸听相反，我们并非身处民族的救生艇场景。因此，没有借口将我们与其他民族（或其他阶级，诸如此类）关系中的基本人类尊严束之高阁。也没有借口抛弃我们的自由，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军事体制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合作（自由贸易、投资、迁徙等），而非冲突（入侵、占领、轰炸、傀儡政权、制裁、关税、边界等），才是实现我们本身繁荣的最可靠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