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白左”拒绝谈论委内瑞拉

文：Ryan McMaken/译：David Wu

导读

“白左”是近十年来流行的一个戏谑性术语，指那些主张国家干预再分配财富的社民主义欧美左派。目前词义有扩大化倾向，不再限于欧美，还适用于像周保松这样的华人“左翼自由主义者”。在委内瑞拉的空前灾难面前，这些号称的“社会良心”，对于在挨饿、在受苦的人民基本上无动于衷，集体保持令人尴尬的沉默。

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伯尼·桑德斯在接受环球电视台采访时，拒绝回答有关委内瑞拉的问题。他称自己之所以不想谈论委内瑞拉，是因为他“专注于本人的竞选运动”。许多人认为貌似更加合理的原因是：委内瑞拉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一国实行桑德斯式社民主义时究竟会发生什么的一个极好例证。

教宗方济各不余遗力地谴责那些市场倾向的意识形态，据说这会让数百万人陷入贫困，可同样，他似乎对讨论委内瑞拉近几年来没有尽头、滑向深渊的贫困化不感兴趣。塞缪尔·格雷格在昨天的《天主教世界报道》中写道：

“教宗方济各在面对他所认为的严重不公时，可不是那种被人认为会犹豫退缩的人。在像难民、移民、贫困和环境等等问题上，方济各都措辞强而有力、妙语迭出纷呈。

然而，委内瑞拉抗议者遭受的暴力事件早成家常便饭，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犯罪激增、腐败猖獗，通胀恶化，司法机构赤裸裸政治化，基本食物和医疗用品不见踪影。尽管如此，对于这场撕裂一个天主教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拉美国家的严重危机，第一位拉美裔教宗却令人称奇地钳口结舌、不置一评。”

尽管事实上，实际就生活在委内瑞拉的天主教主教们，谴责委内瑞拉政权又一次揭示“社会主义在每一个建立这种体制的国家中”的“彻底失败”，等来的仍然是教宗的缄默不语。

因此，对许多委内瑞拉人，问题来了：“教宗方济各躲到哪里去呢？”

和桑德斯一样，方济各对委内瑞拉也无话可说。正因为委内瑞拉政权奉行的，正是桑德斯、方济各和其他市场经济通常意义上的敌人所喜欢的那种政策。

这是一个以价格控制、政府没收私产、大福利国家、中央计划以及关于平等、济贫和抗击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巧舌如簧为标识的经济计划。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辅助性地解释道：“有两种模式，即破坏一切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以人为核心的查韦斯模式。”

查韦斯模式仅仅是社民主义与环境主义的混合体，很容易被认出是美欧许多全球政治精英所支持的左派意识形态的委内瑞拉版本。另一方面，正如我以前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模糊术语，大多数时候实际上还只是意味着一个相对自由市场和适度自由放任的制度。

事实上，除了古巴和北朝鲜政权，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政权，在抵抗所谓“新自由主义”威胁方面是态度明确的。

因此，随着委内瑞拉陷入混乱，我们从左派大部分人那里听到的，是一片死寂、鸦雀无声，甚至某些有节操的左派也注意到了。

例如，在《回击》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佩德·罗兰格-克里昂指出：

“委内瑞拉传来消息，当它是好消息时，那么可以把查韦斯当成左翼旗帜，他的滑稽提供了喜剧般的轻松气氛。但是，一旦这个国家开始螺旋式陷入毁灭时，查韦斯开始类似于另一个拉美独裁政权，最好视而不见。”

然而，作为一个全心全意的左派，兰格-克里昂仍然错以为委内瑞拉的问题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对他而言，查韦斯经济计划与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遭到破坏不约而同，只是一个不幸的巧合。

可事情是：这不是巧合。

事实上，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一个国家，选出一名左翼民粹主义者，他取消了多年市场倾向的改革，最终破坏了经济。

这在拉美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正如鲁迪格·多恩布茨和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所解释的，这个循环一再重复。

“最近在阿根廷和巴西发生了可以大致这样描述的事情：首先，一个相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权上台，适度减少政府开支，多少限制政府权力，迎来一个增长期。但是，尽管出现了增长，像拉美国家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与世界富裕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而且还存在很大的不平等。那么民粹主义的社民主义者说服选民，只要政权再分配更多财富，惩罚贪婪的资本家，管制市场使之更“人性化”，那么每个人都会富裕起来。更令人称赞的是，邪恶的资本家将因为剥削穷人而受到惩罚。最终，经济在新社民政权的压力下崩溃，新自由主义政权再次当选以便收拾残局。”

委内瑞拉现在正处于这个周期的中间阶段。经过几十年相对有限的政府干预，委内瑞拉成为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二十年来，查维斯为了“平等”，为了摧毁资本主义的邪恶，设法掌握这个国家的财富，重新分配它、管制它、没收它。可是，只有在生产性阶级绝望放弃和财富耗光以前，你才能重新分配、管制和没收。

在左派的思维当中，最终的贫困爆发不可能是糟糕经济政策的结果。毕竟，查韦斯政权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这个政权按自己的意愿再分配财富，向每个人“保障”最低生活工资、医疗保健和充足食物。在“新自由主义”反对的呼声中，“平等”是根据法令强制实施的。

左派假定的唯一可能答案，必须是资本家的破坏，或者——正如教宗所提醒的那样——太多的“个人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左派面临的难题，是这个叙述从根本上说是不合理的。难道哥伦比亚比起委内瑞拉拥有更少的资本家和个人主义者？几乎可以肯定：有更多。那为什么委内瑞拉人要排队等待几个小时，穿过哥伦比亚边界，以购买在委内瑞拉的社会民主主义天堂里所没有的基本食物？难道智利放弃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贸易和市场？显然没有。那么为什么智利经济在过去25年中增长了150％，而委内瑞拉经济反而萎缩？

回应基本上是沉默、沉默。

这并不是说，左派口中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没有缺陷。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方面——比 如自由贸易和相对自由的市场——是全球贫困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而识字人口和卫生设施数量上升的原因。

新自由主义的其他某些方面则是可憎的，特别是中央银行和裙带资本主义。但是，自由市场的答案，很久以前就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回应。米塞斯在自己反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斗争中，主张前后一贯的自由放任、健全货币以及还要大得多的国际贸易自由。

然而，为揭示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答案，我们不必采用什么其他方法，只要看看这样的场景：委内瑞拉人民快要饿死，并且要等待几个小时来购买一卷卫生纸。

而如果这就是左派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他们似乎无言以对，也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