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医疗保健真相
文：Klaus Bernpaintner/译：禅心云起
作为目前定居美国的瑞典人，对瑞典医疗保健有切身体验的我，对于罗伯特·弗兰克教授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在奥巴马医保计划上，瑞典人可以教会我们什么》一文中宣传的错觉，必须有所回应。
读到这些来自经济学教授，却与基本经济学理论脱节的东西，真是令人惊奇。然而暂且不谈理论，弗兰克教授只要实地找一家最近的公共急诊室来考察，就足以无可挽回地粉碎他所有的幻觉。现实情况是，瑞典医疗保健是中央计划悲剧的完美例证。既昂贵——雪上加霜的是——还让无辜者白白送命。
作为社会民主党建设“人民之家”(Folkhemmet)计划的一部分，全民免费医疗在上世纪50年代推行。这个宏伟抱负还包含全面免费教育、为穷人提供现代住宅、强制政府养老计划，等等。姑且疑罪从无，假设计划鼓吹者拥有良好的意图；可往往正是这些良好意图，铺平了通往地狱终点的道路。
这个计划推行还没多久，在各个方面就已陷入灾难，现在，甚至随便找个路人，都明显知道这一点。他也许不能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但他能够明白，这个体系绝不像宣传的那样可行，并且情况在迅速恶化。
在这个乌托邦计划开始以前，瑞典拥有在文明世界当中可以说绝对最低的税收，毫不奇怪，生活水准一流。而这个计划，将瑞典变成一个全球第二高税率（仅次于丹麦）、通胀猖獗、经济不断衰退的国家。
医疗保健在经济学上毫无神秘之处——它只是又一项服务。就像其他服务一样，在自由市场上能够以可承受的价格和不断改善的质量充分提供。但也像其他任何服务一样，当中央计划者把手伸向它时，就会发生故障。宣称医疗行业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失灵”，就如同说前苏联的面包生产存在市场失灵。
让我们看看，由瑞典政府（当然也就是由纳税人掏钱啦）提供免费医疗之后发生了什么。注意同样的经济法则和激励机制，也适用于政府决定接管及免费提供的任何服务。这个法则也差别甚微地适用于奥巴马医改计划。
在瑞典，免费医疗起初被认为仅仅提供给穷人。对那些喜欢原有医疗服务的人没有什么影响。但当政府突然提供免费选择，许多人为求免费医疗而舍弃他们的私人执业医生。公办体系不可避免地扩张，私人医生因此失去患者。然后，他们要么被迫接受公办体系的雇佣，要么离开这个行业。最终结果是铁板一块的公办医疗。在这个体系的运营中，我们能发现弗兰克教授所称的规模经济吗？或许。但只要考虑到官僚机构为管理这个体系而出现的必然扩张，就算有所谓“规模经济”存在，也会被其成本及低效抵消殆尽。
这样的结果在瑞典显而易见。只剩下极少几家私人诊所。除此以外，大部分从业者都被吸纳为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庞大的官僚机构被架设起来，以实施对公办医疗及伪私营医疗所必要的中央计划。
每四年一次选举时，瑞典人对三个层面的政府投票：国家、省及地方政府。省政府是中等水平的地区性政府；有二十个这样的省政府。它们几乎全力经营公办医疗，但总是资金匮乏，常常入不敷出。
我相信德高望重的弗兰克教授知道：自由市场制度的优势，就在于供求共同形成价格。价格对医疗业者发出信号，告诉他们：病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评价最高的又是什么。假如对心脏手术的需求激增，其他条件不变，服务价格也随之看涨。医疗业者会被提升的价格，引导到能获取更高利润的领域。更多医生愿意提供心脏手术，带来产能提升，满足需求增长，价格开始回落。有人抗议说：医生靠最大化利润，借病患的苦痛过上好生活，这是不道德的。但比起凭借大家的饥肠辘辘盈利赚钱的农夫，这究竟又有何不道德可言？
自由市场制度就是这样，系统性分配生产能力（“供给”），从而迅速满足患者的当务之急（“需求”）。对更低价格及更高质量的努力追求，缘于竞争总会带来额外利益之故。这个法则对于医疗、手机或园艺等等服务都同样适用。
公办医疗体系的官僚机构，既然无法利用市价分配资源，就必须采用其他手段。首先，根据预估需求，猜测骨折、心脏、肾移植手术来年的数量，试图进行计划指导。这些瞎猜，都注定枉费心机，既造成某些领域短缺，也同样造成某些领域过剩，这一切都最终转化成人道灾难和经济浪费。
没有利润动机，也就没有适应实际情况的动力，也就无法将昂贵设备利用到最优水平，无法提升服务水准，无法让病人得善待而有尊严。所有改变都必须由高高在上的计划者靠命令往下推动。医生及护士之所以感到沮丧，是因为他们不能将技艺自由发挥到极致，不能竭尽全力地帮助患者。许多最优秀的医疗业者选择改行。
虽然不大可能用数字描述，但瑞典的医学职业技能水平明显低于美国。从多个层面，从医生，甚至从学生那里，都能发现这一点。我的一位朋友，是美国医学院的学生。他在一家瑞典大医院呆了一年。他觉察到，瑞典的学生们从不在手术室里多花一点额外时间。他为此深感震惊；这里没有追求卓越的动力。当然也有人无悔地热爱本职，工作异常出色，但整个制度不利于这样的态度。
经济计划总带来失败。当计划者开始意识到市场的优越性，却依然冥顽不化。他们宁可尽量模仿市场，使用“新公共管理”、代金券制度或医疗交易所这样的时髦技术。通常，这些解决方案的结果，甚至比完全的计划还要具有毁灭性。为使系统运转，他们不得不把每种医疗情况简化成代码，每个病人简化成识别号码，每个疗程简化成计划（武断的）成本及收入数字。
各大报刊最近披露，医生被告知，要根据病人身为未来纳税者的价值来区分优劣等级。老年人作为未来纳税者的价值当然较低，所以在这套工作体系中自然列为劣后等级，从而更享受不到适当治疗。在私营医疗体系中，你可以决定自己的优先等级，例如你可出售房屋，将收入花在恢复健康上。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别人为你设定优先等级。
我们知道，每个计划者引导的行动，都会导致五个自相矛盾且始料不及的反应，每一个又会招致计划者引导更多行动。最后，以像瑞典这样的失败体系而告终，那里的服务是“免费的”，却难以享受的到。
在瑞典，对于非危重病例而言，你必须到公办医疗诊所。从普通流感到脑瘤的任何病症，这里永远是起点。你必须根据你的医疗服务区域去指定诊所。接诊只有通过预约安排。这些诊所，每早通常有个30分钟的窗口，这时你可以申请其中一个预留空缺。注意要提早预约，否则轮不到你。而同一天很难得到约诊。你会被指派给一个全科医师，也许是个你以前从未遇见过的医生；很可能是连一口瑞典语都说不好的外乡人；很可能是一个讨厌自己工作的家伙。假如你情况严重，就会踏上转介专科医生之旅。这个过程会耗费数月。与弗兰克教授所认为的相反，这并非该体系确保最大产能利用率的“特色”。这是中央计划不可避免的特色，类似于苏联等候面包的排队长龙，没人称之为“特色”。
这个医疗“等候长龙”就是死地绝境。当一名病人终得见到专科医生时，病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救治，这种情况极为常见。转介落空是家常便饭。官僚体系造就无精打采、冷漠无情的雇员，拒绝额外努力，不为失误负责。
假如你情况危重，你会到一家类似前苏联那种庞大规模医院的急诊室。弗兰克教授盛赞这些大得异常的设施提供了“规模经济”。斯德哥尔摩有两家大医院。2004年，它们由一家知名咨询公司予以合并。“合并”当然是失败的，所以多年来讨论，要再次把它们分开。
急诊室完全是不同的体验。除非你呼吸困难或大出血，你要等上5-7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但你只能在工作日和办公时间，才能期望这个“高”水准的服务。非办公时间或周末，就别提有多糟了。医生们大多忙于为中央医疗部门填制表格，在小方格上涂划代码以完成履职报告，而不是去探视病人。患者立即见到医生的案例虽有所闻，但也极为罕见。
6-8月份以外，计划好你想要解决的重大健康问题。这十分重要，因为医院在夏季实际上关停休假。
由于缺少利润动机，免费服务不仅低劣且又昂贵。一家大银行（瑞典银行）最近发表一份报告，指出每个赚钱谋生者，平均要向政府上缴70%的所得，包括从他薪水当中无形切下的“一大块蛋糕”。随着时间推移，免费体系越来越贵。因此，纵然税收不断增长，赤字弥补也变得不可能，每年都有更多病情被列为“非威胁生命”而不再予以保障。
在中央计划失败的最后阶段，计划者干脆放弃。他们想要从整个事态中脱身，于是决定“私有化”医疗服务。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们将医院贱价甩卖给关系好的“企业家”。计划者将自己转变成监管者，从而制造一个高度保护的“市场”，那里的“企业家”只被要求提供“政府质量”水准的服务，却索要做同样事情“政府成本”水准决定的价格。显然，这里形成的永久利润空间是如此之巨，足以让你驾着救护车穿过，却没有竞争来阻止。
这个情况，不仅在医疗行业，而且在所有伪私有化和严重管制的行业，如教育、制药、养老，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当人们发现，巨额利润被转移到避税港，又连忙要求非法化医疗行业中的利润，这个行业被政府国有化。兜了圈又回到原点。
这个过程是如此明显。瑞典的各政治派别及媒体专家都广泛一致地同意，医疗行业中尤其是税金上的利润是不道德的，应予取缔。为此说不定哪天就会立法。
瑞典的私营医疗市场小到可怜。极少有人能负担得起，因为大家已为所有“免费”的东西缴纳了占收入70%的税收。然而，政客拥有私人医疗，这些自然由纳税人支付。他们看起来如此特殊，为别人设计的医疗体系，对自己却并不适用。
当我全家搬到美国，花了三个月办妥医疗保险。这期间，家人不小心折了腿，我们在半小时车程外，找到了一家“五分钟诊所”，拍片、矫正及打石膏，没有等待——全部费用200美金。这样的服务，在瑞典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尚未被政府彻底摧毁的市场，能创造价廉物美服务的事例。
美国以保险为基础的医疗服务如此昂贵，是因为这个行业的过度管制，还因为与同样过度管制的保险业在法律上的联系。这两个行业都因为管制的过度保护而免受竞争。奥巴马医改无疑会使它们更昂贵、更官僚主义、更难以获得。修复美国医疗保健的方式，是切除中央计划及管制的毒瘤，而不是移植更多的中央计划及管制。
我已看到（和生活在）美国医疗保健的未来，一个绝对行不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