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奇迹背后的人

文：Lawrence W.Reed/译：David Wu

让我们为香港——这个位于亚洲大陆东南的“小不点”欢呼三声。《华尔街日报》和传统基金会编制的“经济自由指数”，连续两年将香港（HK）列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译者注：本文写于2014年）。

尽管自1997年脱离英国统治后，回归大陆中国的怀抱，香港仍然实现了本地居民的日常自治。迄今为止，中国人一直忠实信守承诺，不加干涉地任由香港经济独自发展。对每位热爱自由的人士来说，香港经济如此自由的理由，有如一曲悦耳动听的音乐：相对廉洁；高效而独立的司法机构；尊重法治和财产权；简单税制，个人和企业负担较低的税率，总税负仅占GDP的14％（美国的一半）；对资本收益或利息收入，甚至对香港境外投资收益都不征税；没有销售税或增值税；宽松的监管风格；没有政府预算赤字，几乎不存在公共债务。哦，别忘了，它的平均关税税率接近于零。那是完完全全的零关税！

“华尔街日报/传统基金会”报告的最新排名，证实了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在其最新“世界经济自由指数”中揭示的排名。后一个榜单，也把香港列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世界银行将香港的“经商便利度”评为全球最佳。

说某个经济体是“最自由的”，等于说它是“最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是你对和平共处的人们不横加干涉之时的产物。它不需要终身爵禄的中央计划者们，在闭门造车的象牙塔中，煞费苦心地策划一些矫揉造作的顶层设计。可倘若我们轻信那些批评资本主义的人，香港也就必定是名副其实的“地狱厨房”，集贪婪、贫穷、剥削和绝望于一体。

香港绝不是这样；连边都沾不上。

也许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不喜欢谈论香港的原因：它不仅是最自由的经济体，也是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其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4％，在过去15年里增长一倍有余。人们不是逃离香港，而是涌向这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香港人口仅75万。今天接近于当初的十倍，达到了710万。

积极的不干预政策

香港再度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消息，也让我们有机会表彰对这个长期成就居功至伟的人。郭伯伟爵士（1915-2006年）的大名，应该永远占据伟大自由至上主义者“万神殿”的顶格。我们中的某些人只是把自由主义观念转化成文字。这个人实际上把自由主义观念转化成数百万公民的公共政策。

晚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97年对郭伯伟的致敬中解释了，他的经济遗产有多么的惊人：“比起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9世纪的经济超级大国，日不落帝国，香港——地盘狭窄，人满为患，除良港外别无资源。然而，40年来，这个拥挤狭小地方的居民收入水平，比前宗主国的居民收入水平还要高出1/3。”

郭伯伟是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就读于爱丁堡的莫契斯东中学，然后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研习古典文学。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香港的英殖民行政服务部门任职。战后他被要求为政府制定计划，以推动经济增长。值得一赞的是，他放眼凝望现实，留意到在没有政府指手划脚的情况下，经济已然重焕生机、渐入佳境。所以，当母国在克莱门特•艾德礼（英国工党政治家，1945-1951年任英国首相）治下往社会主义方向举步蹒跚时，郭伯伟却在香港倡导他所称的“积极不干涉政策”。1961-1971年，他身为香港财政司司长，亲自执行这一政策。

“在我们的广阔经济领域当中，依靠19世纪‘看不见的手’，而非让官僚们笨手笨脚地介入它的灵敏机制，仍然是更好的出路，”郭伯伟在1962年宣布：“我们尤其负担不起对经济的主要活力也即自由企业竞争制度的摧残。”他不喜保护主义，厌恶各种补贴，纵然是对新行业也即所谓“幼稚”产业：“一个幼稚产业，如果娇养溺爱，往往永陷幼稚之中，而无法成长茁壮。”他坚信“从长远来看，在自由经济中行使个人判断的企业家个体，他们的种种决策加在一起，纵使经常发生错误，也会比独家政府集中决策的伤害要来得小；而且对这种伤害的抵消，肯定也会快得多。”

自凯恩斯时代以降，人类行动应被简化成数据从而让中央计划者“假装有知识”的观念，让经济学受到诅咒。许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搞不清楚应在什么地方，让数理“黑板经济学”止步，让真实经济学起步。对郭伯伟来说，计划者对统计数据的追求是极度令人生厌的。因此，他拒绝收集数据。当弗里德曼在1963年向他提出“统计数据不足”的问题时，郭伯伟爽快地回答：“如果我让他们计量这些统计数据，他们就会一门心思地用这些数据来进行计划。”

倘这听起来落后而陈旧，让我提醒你，近百年来最惨痛的经济失败，都是因为集中计划和迷恋数据。一切行政部门都醉心于收集数据，原因无他：即令最蹩脚的数据，也会给计划者带来控制的幻觉。但这一切没有发生在香港！

统计数字再怎么准确，再如何周到，都难以取代各种良好的原则。在郭伯伟治下，因不乏良好原则之故，香港经济在其任内实现了腾飞。弗里德曼在2008年11月的《自由人》杂志中写道，安德鲁•莫里斯指出，在郭伯伟任财政司司长的十年里，“实际工资上涨50%，而贫困人口急剧下降，从50%下降到15%。郭伯伟1971年退休后，有失原则的继任者，开始涉足社会福利开销，但他们通过卖地财政来资助，而非增加税收。今天的税率还是这位年长者离开时的样子。”（译者注：事实上土地垄断财政可以说是香港经济的最大污点，是今天香港房价奇高和人均居住面积狭小的最主要推手，而香港还有大量闲置空地！哪怕仅仅是某一个领域，只要不信任自由市场而让官僚胡来，就会出现严重的紊乱后果。）

附带说一下朝圣山协会

2014年9月，朝圣山协会——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组成的知名国际组织，将在香港举行下一届大会。郭伯伟爵士是该协会多年的老会员了。

我自己作为协会一员，希望能在那里为他举杯致敬。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人在香港证明了自由企业制度是很棒的理论。这基于很多理由，而不光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较得出，它的实际运转是行之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