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加与集体主义国家

文：Richard M. Ebeling

译：禅心云起

政府控制社会和经济生活之先例，有史以来，就见诸记载。其有害影响，古今四海皆然。印加人及其南美帝国是最著名的集体主义历史插曲之一。

12-13世纪，秘鲁山脉的一个小部落崛起成印加帝国。该政体为军事神权制，其国王借助神话来合法化自己的残酷统治：太阳神因蒂怜悯群山中的人民，派其子及亲属教授他们如何建造住宅、怎样制造基本生活日用品。后来的印加统治者声称他们是这些天神的后裔，命中注定要命令和控制那些屈于其权柄重轭下的人们。

印加帝国征服与集体主义  

14世纪，尤其是15-16世纪，印加帝国势力已然扩张成庞然大物，控制着南美洲西部沿海地域，包括今天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大部分地区。16世纪30年代，弗朗西斯科·皮萨罗领导的西班牙征服者击败了印加人。

印加国王兼任太阳神子和祭司，掌控疆土之内一切人身和财产。与古今大多数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印加融合了特权和平等主义。当西班牙入侵者进入印加首都库斯科城时，印加精英们宫殿、寺庙和宅院的壮丽，还有引水渠和平整道路网的铺设，都让他们深感震惊。

然而，若经济体系以奴隶劳动力为基础，就缺乏激励或利润去发展机器和工具，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减少农耕和制造任务所需的工作量。生产方式一般是原始的劳动密集型。因此，相比之下，西班牙人配备了更先进的武器，从而打垮了印加人。

印加精英和平民的“共产主义”    

印加社会是按特权等级制度建立起来。处在印加太阳神下的是统治阶级，官僚、军官、祭司和学者享有成员资格。再下面是印加农民、牧民和工匠；他们也被使唤来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定居，以确保印加对战败人口的统治地位。处在最底层的是奴隶，根据印加传说，他们是原本注定得死，但出于怜悯被免一死而陷于永久人身奴役的卑微劳动者。

印加统治者在一切事务中对社会上几乎所有人强制实施平等主义。在《社会主义现象》（1980）中，苏俄时代的异议人士伊戈尔·沙法雷维奇（Igor Shafarevich，1923-2017）解释：

“人生完全隶属于法律规定和官僚阶层，导致极度标准化：完全相同的服饰、完全相同的房屋、完全相同的道路。（…）由于标准化蔚然成风，无论是诞下双胞胎还是发现奇形怪状的石头，任何与众不同之物，都被视为危险和不宜。据信，败坏社会的邪恶力量就在这些事物身上体现。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印加称作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则在印加国家的结构中得到了明确表达：几乎完全没有私有财产，特别是私人土地；没有货币和贸易；彻底从所有经济活动中消除个人主动性；无微不至地规定私人生活；按官方法令结婚；妻妾由国家分配。”

对日常生活严格而详细的计划    

对于印加国家性质和运作特征的详细描述，见诸法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路易斯·鲍丁（Louis Baudin，1887-1964）的经典作品《社会主义帝国：秘鲁的印加》（1927）。

印加人靠一种残酷而普遍的制度统治。这种统治，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命令和控制上。鲍丁解释说：

“每种社会主义制度都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管理。在印加帝国，只要一个省被征服，该省人口就将以等级为基础来组织，[帝国]官员将立即开始工作。（…）他们一般负责编制统计报表，征用其治下团体所需物资（种子、主食、羊毛等），分配征用品的生产，请求应急援助和救济，监督下属行为，向上级提交完整的报告和帐目。（…）事实上，为便于控制，受监督人员在任何时候都有义务让官员进入家里，允许他们检查屋中一切，细至炊具，连用餐都得开着门。” 

鲍丁说，印加官僚体系“缓慢而逐渐地把个人吸入国家（…）直到他人格丧失。人为国家而活，而非反过来”，向所有被统治者撒下密网，将其转化为温驯顺从的臣民。印加人试图消除“人民不满的两大原因，即贫困和失业。（…）但居于同样原因，他们把进步的两大源泉也即创新和远见也一并扼杀掉。”印加政府替臣民思考一切、计划一切，结果是“商业停滞（…）缺乏活力，艺术原创匮乏，教条主义盛行，连最简单的发明也极其罕见。”

印加福利国家和人的惰性    

这种惰性是福利国家体制惯出来的。“至于深谋远虑，”鲍丁反问：“在公共粮仓充满物资，国家授权公职人员根据需要分配的民族中，又何以可能？其目光难以超出眼前必需品的范围。”

此外，印加福利国家破坏了慈善动机和个人对家庭或社区的责任感：

“更为严重的是，国家在经济领域取代个人，摧毁了慈善精神。当地的秘鲁人，期待国家包办一切，自身不再关心同胞。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才向同胞施以援手。为了那些丧失能力者，社区成员被迫在土地上劳作；但只要执行了这项任务，他们就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义务。要他们帮助邻人，必须等首领一声令下，但他们没有义务主动做任何事情。这就是缘何在西班牙征服时，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情感，也面临彻底消失的危险。”

在印加官僚体系的强制和保障下，生活被简化成沉闷不堪、了无生趣的统一、安全和秩序。鲍丁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一般人在印加国王的统治下是否快乐？

“他知足地为一位自己奉为神圣的主人劳动。他只能服从，省却思考的麻烦。他即便视野受到限制，也意识不到，因为他不知道有其他事物；他纵然不能提高社会地位，也不会因此感到痛苦，因为他想象不出上升通道的可能性。他的生活按步就班、不起波澜，其千篇一律，只能被固定节日和诸如婚姻、兵役和劳役等事件所打破，一切都严格遵规守矩。这些印第安人即便快乐和悲伤，都有固定的日期。惟有患病和死亡，才能逃避政府的监管。这是一种消极的幸福，既无大悲，亦无大喜。帝国制造了所谓“幸福者的牢笼”（…）印加国家，只有执政阶层的成员，尤其是首领，才能过上充实的人生；首领及其家人以外，人不再是人，而是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官方统计的数字。”

正由于此，在对印加人的解释中，伊戈尔·沙法列维奇得出结论：“印加国家似乎是人类史上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完美化身之一”。

在我们的时代，政府控制之灾全然无异。可以肯定，20世纪极权-集体主义国家在强度和普遍程度上，与古代印加人全面计划的社会别无二致。而我们活在其中的21世纪“民主”集体主义也不乏相似之处。

我们的自由在政治家长制下被削弱   

那些现代社会监管机构的操纵者，监视和管制着许许多多（如果不是大部分）从生产过程到制成品实际使用阶段的经济事务。

他们窥探监视，然后着手规范我们的私人和家庭事务。他们对我们的福利和幸福负责，设法保卫我们免遭日常生活的一切考验磨难。他们插手我们的学校教育，当我们生病时照顾我们，当我们失业时替我们寻找工作，没有工作时还付钱给我们。他们关心我们的精神健康，监督我们摄入的精神营养。他们对我们的读物和我们享受的娱乐活动有极大兴趣。

一个又一个的自由逐渐被缩减、削弱，之后被拿走，政府现在对那些以前属于个人领域和自我决策的事情负责。

可就此而言，这个过程与印加人所发生之事有何不同？路易斯·鲍丁指出，

“[政治家长制不断扩张]，其毒性剂量一开始没有大到足以引起印第安人的反应，而是涓滴渐进，直至他们人格丧失。形成被动服从习惯的人，最终由于再也不能够独立行动，反而喜爱上背负的枷锁。再没有什么其他事情，比顺从一位也许严苛但支配一切，确保他饱腹终日，并消除他心中一切忧虑烦扰的主人更加容易。”

我们虽没有一位以神圣太阳神名义统治的国王，却有一个傲慢的知识和政治“进步主义”精英阶层，自称知道人类应如何在他们指导下向“历史正确一端”前进。虽没有一群以奴隶和听话印加平民的牺牲为代价而自肥的印加王候和祭司，却有一个利用政治掠夺力量剥削社会生产性成员的特殊利益集团关系网。虽不像印加人那样土地为集体所有且从事强制性劳动，却有集控制、命令和禁止于一体的监管“蛛网”，限制和规定我们每个人该如何运用自己的私有财产、该过上怎样的人生，而这两者，已经愈来愈任由干涉主义国家的管理者来行使决策裁量权。

否定个人自我利益

要求集体主义无私牺牲    

今天的政治计划者和掠夺者，就像500年前的古代印加集体主义者一样，对这两个基本手段强加统治和控制。正如法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伊夫·居约（Yves Guyot，1843-1928）观察到的那样：通过“把压制私人利益作为人类行为的动机，以利他主义取而代之”作为人牺牲自我和丧失自由、被迫为集体服务的理由。

当然，许多（假如不是大多数）现代“进步主义者”和“社民主义者”当然会否认他们与印加人及其集体主义帝国的残忍、专制主义和帝国侵略的任何“家族相似性”。然而，印加体系的本质和实现社会工程师目标的制度先决条件，仍然与之基本相同。

两者（现代福利社会和古代印加社会）都要求个人及其生命——还有他的梦想、需求、希望及和平的抱负——统统听从某些人的发号施令。这些人拥有强迫权力以令他屈服并遵守政治权威的强制性命令。它们都要求废除个人按他认为最有利于促进自身利益及以自由市场的人际协作方式和平获得和利用财产的权利。

两者都要求推定所谓的团体、集体或部落利益优先于任何个人宗旨和目标。与这个虚构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的社会集体相比，人类的个体看起来十分渺小、轻若鸿毛。

且两者都向个人灌输这样的信念：他必须为这个假定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如果他不能屈服于“一般福利”，他应该感到内疚。在古代印加人中，有些人被要求作为人牲慷慨赴死，以安抚太阳神的欲求。现代社会福利国家也期望个人放弃自己过上充实生活的个人选择，抛舍和平自愿的个人行动和人际互动，而其他服役军人有时需要在‘全民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名义下牺牲自己的性命。”

幸运的是，不像几个世纪前印加人相信在他们的帝国成功实现的，也不像现代集体主义者今天所继续设法实现的，人类的精神，可没那么容易被年深日久地摧毁。在个人的内心，还有对自我表达的珍视，还有希望获得自由的坚持。这种内在的力量，一旦觉醒，就会保证自由永远不会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