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市民社会和众筹

众筹能够解决更多问题

而非社会学家

文：Robert Chovanculiak

译：せつ/校：禅心云起

民主制度在市民社会中运转得最为自如。然而，不依赖政治家和民主政治的遥控来解决本地事务，是市民社会的形成途径。这听起来像个悖论，可事实上，所谓“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既不需要政治家或更多选举，也不需要冗而又冗的竞选纲领。

市民社会中的生活

当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19世纪周游美国时，他对当地这种与法国形成鲜明对照的市民社会赞叹不已。最让他震惊的不是那些翻阅政党与政治家竞选纲领的选民，也不是事关联邦开支的公共辩论。

最让托克维尔震惊的，是美国民众自己组成协会、俱乐部和社团来解决眼前任何问题的能力。托克维尔钦佩这些不对政治家的协助翘首以待，自己联合起来运用“特定时空的本地知识”来克服难题的人们。

20世纪初，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是好几个协会的会员。这些协会处理各种事务，从娱乐活动、克服烟瘾、保障救助、慈善救济、老有所养到本地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19世纪末，自由女神像从法国来到纽约时，需要为她建造一个雕像底座。当时的州长西奥多·罗斯福（不要和福兰克林·罗斯福弄混）拒绝用公共资源提供财政支持。于是美国居民完全靠众筹资金来建造这个底座。这在当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即便今日，社会学家们仍在为美国的这种社会感到惋惜。市民社会衰落背后的一个原因，是政府通过民主机制来提供公共服务：把花言巧语灌入选民耳中、惑乱人心，将市民社会排挤出去、取而代之。如今，政治家们会争先恐后地为雕像底座甚至整座雕像提供资金，完全以财政税金为代价。

指望那些逐步造成市民社会萎缩的机制，能利用来建设一个市民社会，岂非南辕北辙？如此建成的市民社会又如何能够有效运转？

市民社会之所以重要，有多重原因，其中之一是，它能在人际间普遍缺乏了解的大型开放社会中，促成和增进信任。要生活在充满和平合作和生产劳动分工的社会里，这种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如此氛围下，你可以不上锁就把你的自行车丢在公寓楼里，或者周日晚上十点上街去商店购物。大量经济学研究表明，信任是影响社会福利水平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我们需要“数字村”

那么，我们如何重建市民社会，在庞大数量的人口中增进信任呢？一个可能答案，也许是互联网以及共享经济、众筹等相关的“社交技术”。

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以增进全然陌生者间的信任为基础：他们不怕在陌生人私宅里度夜，或反过来，让从未见过的人住在自己家里；他们敢于钻进私车，然后穿过乡野，被载至百里之外，相信自己能抵达目的地。

共享经济创造了特殊的“虚拟俱乐部”，从而把小社团的有益之处扩展到大型开放社会。

众筹为人们结合起来解决其当地问题提供便利。如果你们那里的公园破败失修、你们居住的区域面临犯罪率升高，或者公共照明因为当地政府财政亏损而关闭，你们不需要参加政府会议、修订政府预算，也能通过众筹平台，凭身为市民的主动性，筹措必要的资金来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对遥远的、抽象的观点难有激情，例如参与民主进程或参加“公共辩论”。让人们参与正在他们身边发生的行动、目睹自身境况的直接改善，从而与他人达成信任，这更容易做到。互联网带来了如上可能性，诞生了诸如共享经济和众筹的全新“社交技术”。这将是重建或构建我们市民社会的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