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雷克┃杜鲁门和原子弹
哈里·杜鲁门和原子弹
文：Ralph Raico / 译：禅心云起
【作者拉尔夫·雷克是布法罗州立学院欧洲史名誉教授。】
杜鲁门总统任上最惊人的一幕，永远不会被世人遗忘，且永远烙上他的名字：1945年8月6日广岛核爆事件，以及三天之后的长崎核爆事件。大约有20多万人被爆炸和辐射夺去生命，绝大多数都是平民，包括几千名朝鲜劳工。在广岛监狱囚禁的12名美国海军飞行员也死于非命。
围绕这次轰炸，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杜鲁门始终坚持，是他决定使用核弹，也由他来承担责任。多年来，他给出各异而矛盾的理由。有时，他暗示自己仅仅出于报复。对一名批评他的神职人员，杜鲁门气恼地回应：
“对于使用原子弹，再没人比本人更加困扰，可日方无理攻击珍珠港，杀害我方战俘，令本人不安至极。似乎他们能听得懂的唯一语言，就是我方用来轰炸他们的那种语言。”【注：阿尔波罗维奇（Alperovitz）《决定》第563页。杜鲁门补充说：“当你对付一只野兽时，就必须把它当成野兽，这令人遗憾之至，可情况属实。”阿尔波罗维奇的巨著是40年来核爆研究的最终成果，对了解这个问题纠葛不清的争论不可或缺。】
日军的野蛮行径，如何就成为对无辜男女老少进行致命报复的理由？凡对此大惑不解者，不会为杜鲁门这番辩解所动。
杜鲁门无疑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不时推出其他借口。1945年8月9日，他说：“全世界都会注意到，第一颗原子弹是在军事基地广岛投下的。那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这头一次袭击中，尽可能避免杀害平民。”
然而，这纯属胡说。珍珠港是军事基地。而广岛是一座有三十万人口居住的城市。它包含某些军事成份。可无论如何，日本各个港口密布水雷，周边海域亦为美国海军和空军所控制，不管广岛驻扎着什么部队，都因受到压制而无济于事。
杜鲁门在其他场合声称，轰炸广岛的原因在于它是个工业中心。然而，正如《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广岛所有主要工厂都位于城市边缘，且遭到严重破坏。”而核爆目标是城市中心。杜鲁门本人清楚核弹究竟会毁掉哪一类受害者，这一点在他8月10日对内阁的致辞中显而易见。他解释说，他对投下第三枚核弹犹豫不决：“再抹掉十万生命的主意太可怕了”，他说，他不喜欢杀害“所有这些孩子”的想法。【注：伯恩斯坦(Barton J.Bernstein)《了解核弹和日本投降：失之交臂的机会、鲜为人知的灾难边缘和当代记忆》。美国太平洋战略轰炸行动司令卡尔·斯帕兹将军（Carl Spaatz）震惊于广岛浩劫，他在华盛顿打电话给上司，建议下一枚炸弹投在人口较少的地区，这样“不会对城市和人民那么具有毁灭性”。】
此外，广岛是主要军事或工业中心的说法显然并不可信。对日本本土破坏性空袭几年后，这个城市一直完好无损。“轰炸司令部”清单33个主要目标当中并没有广岛。【注：长崎也是如此。】
因此，核爆的正当理由纯粹系于某个弥天大谎。这个谎言获得惊人传播——为挽救50万或更多美国人的生命，核爆是必要的。这50万人，是在12月份进攻九州，次年全面进攻本土（如有必要的话）计划中预计失去的生命。然而，对于总攻日本本土而言，最坏情况是46,000名美国人丧生。【注：参阅伯恩斯坦《战后神话：拯救50万美国人生命》第38–40页】可能死亡人数达到50万——几乎是二战全部战场死亡人数的2倍——这一荒谬夸大的数据，在当代高中和大学教科书中例行重复，被无知评论家大肆传播。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孤陋寡闻大奖要颁给总统乔治·布什，他在1991年声称：投下炸弹“挽救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注：沃克（J.Samuel Walker）《历史、集体记忆和使用核弹的决定》第320，323-25页。沃克详尽介绍了杜鲁门传记作家大卫·麦库洛（David McCullough）面对确凿证据时的拼命逃避。】
尽管如此，鉴于他释放出来的可怕东西，杜鲁门的谎话连篇和自欺欺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可以理解的是，美国占领当局对来自受破坏城市的报道进行审查，成千上万具尸体，还有肢体残损、形容可怖的幸存者一一他们的影像和照片无法抵达公众的视线。否则，美国人——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可能令人不安地拿它与纳粹集中营即将曝光的场景进行比较。
连包括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在内的美国高级军官，也把这两起轰炸谴责为野蛮而不必要。杜鲁门自己手下参谋长莱希将军(William D.Leahy)的看法十分典型：
“在广岛和长崎使用这种野蛮武器，在我们的对日作战中，没有起到任何实质帮助作用。（…）我自己的感受是，在头一次使用它时，我们采用了与黑暗时代野蛮人一样的道德标准。我从未受过以这种方式进行战争的教导，而要赢得战争胜利，是不该凭借毁灭妇孺的。”【注：莱希《我曾在那里》第441页。莱希把使用原子弹比作成吉思汗对平民的滥杀，称之为“和基督徒身份不符”。奇妙的是，莱希这本书由杜鲁门本人作序。在离开白宫前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杜鲁门把使用核弹称作“谋杀”，指出“核弹”比毒气战和生物战更令人发指，因为它用之于平民，并成批虐杀平民。】
涉及核爆的政治精英担心会出现强烈反弹，给战前可恶的“孤立主义”重生提供助力。他们仓促刊出种种书面辩解，以免公众对这些病态的战争罪行心生厌恶，从而浇灭对全球军事计划的支持热情。担心是不必要的。美国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那时起，所有调查都显示，绝大多数人支持杜鲁门，相信核弹对结束战争是必要的，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因此得到挽救，或更有可能，他们抱着这种或那种无所谓的心态。
对于这种可怕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权衡无辜日本人的生命重要，还是盟军士兵的生命重要——仍然内心不安者，会对坚持道德原则至上的天主教哲学家安森科博（G.E.M.Anscombe）的判断深入思考。【注：有一位作家绝不会困扰于牺牲无辜日本人以扰救盟军士兵——事实上，只为拯救他，这位作家就是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参阅他《为核弹赞美上帝等散文集》。福塞尔之所以小小颂扬了一番核爆，是因为他被纳入进攻日本本土的军事计划，很可能因此命丧沙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福塞尔把他情有可原的恐惧感，毫无骑士风度地发泄在日本妇孺身上，而非发泄在首先把他征募到太平洋作战的华盛顿政客身上？】
1956年6月，杜鲁门被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学位时，安森科博发出抗议声：杜鲁门是一名战犯，美国政府利用空袭屠杀例如广岛、长崎的平民，和纳粹集体屠灭捷克或波兰村庄的居民，究竟有何区别？
安森科博的观点值得深入探究。设想，当我们在1945年初进攻德国时，如果我方领导人认为，处决亚琛、特里尔或其他莱茵城市的全体居民，最终会摧毁德国人的意志，迫使他们投降，这样战争会更快结束，许多盟军士兵得以生还，那就有理由枪杀成千上万德国平民包括妇孺吗？这与核爆有何不同？
到1945年初，日方完全意识到，他们败局已定。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打？安森科博写道：“坚持无条件投降是万恶之源”。
这个不智表述由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得到丘吉尔的热情赞同，后来变成盟军的教条，在拖长欧洲战事后，又延宕了太平洋的战事。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向日方发布宣言，威胁要把其家园“彻底毁灭”，除非他们无条件投降。在“别无替代方案”的盟军条款中，是“蒙骗和误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和势力将永被铲除”。《宣言》警告说：“所有战犯将付诸法律的严厉裁判。”
对日本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眼中神圣的天皇——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肯定遭到废黜，沦为一名战犯受审，也许就在皇宫前面受刑。【注：对于某些日本领导人，保留天皇的另一原因，是作为堤坝以防战后共产主义接管的可能性。参见舍温（Sherwin）《一个被毁灭的世界》第236页：《波茨坦宣言》给日本政府内维持战争的军事死硬派而不是要求终战的反对派更多借口。】事实上，美方无意废黜或惩罚天皇。但这种对无条件投降的隐含修正，之前从未传达给日方。在长崎核爆后，华盛顿最终应允日方保留天皇的愿望，甚至保留裕仁作为天皇。
几个月前，杜鲁门一直受到行政当局内部许多高级官员还有来自于外部的压力，要他澄清美方的立场。1945年5月，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总统要求下，编写了一份备忘录，强调迫切需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应该告诉日方，我们绝不会干涉天皇或他们选择的政府形式。他甚至提出，把允许日本保留台湾和朝鲜作为部分条款的可能性。在与杜鲁门会面后，胡佛与塔夫脱（Taft）等共和党领导人一起用餐，概述了他的建议。
二战知名作家往往喜欢黯淡的猜想。例如，如果美国没有参战，那么希特勒就会“征服世界”和杀害不计其数的人（这显然过于低估苏联红军；而且日本难道也在试图“征服世界”？）现在，在这种情况下，试着猜想历史，假定太平洋战争以战争惯常的方式结束——通过谈判投降条件，最悲观假设，日方坚持要保留帝国的一部分，比如朝鲜、台湾甚至“满洲”，这也可能会阻止亚洲赤化，意味着三、四千万生灵免于涂炭。
可即使在1945年，外交途径仍然可行。很显然，杜鲁门除诉诸核弹以外，绝对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手段来结束战争。没人告诉日方，他们将是迄今为止发明的最致命武器（“达到英国‘大满贯’——当时最大炸弹威力的2万倍以上”，正如杜鲁门在宣布广岛空袭时所吹嘘的那样）的受害者。也没人告诉他们，苏联准备对日宣战，这个事件比起核爆还要让东京的某些人震惊。【注：参看伯恩斯坦《了解原子弹》第254页：“似乎仍有可能，尽管不太确定，保留天皇、预见苏联进攻和继续围攻战略的协力配合，将及时结束战争，从而避免11月份攻击本土。”伯恩斯坦是一位严谨客观的杰出学者，尽管如此，他不同意阿尔波罗维奇和历史修正主义学派的几处关键观点。】参与核项目的某些科学家在无人居住或人口稀疏地带展示炸弹威力的诉求被驳回。这一切都为从形式上保障无条件投降的表述，挽救在执行这项计划过程中可能失去的军人生命。然而，本世纪伟大军事史学家之一的富勒少将（J.F.C.Fuller）针对核爆写道：
“虽然挽救生命值得称道，但绝对没有理由使用违反人道主义和战争习俗的手段。倘若如此，以缩短战争和挽救生命为借口，则每一个可以想象的暴行，就都是有理由犯下的。”【注：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45年：战略与战术史》第392页。对恐怖轰炸德国城市同样感到愤怒的富勒，把袭击广岛和长崎描述为“一种连‘跛子帖木儿’也自愧不如的战争形式”。参看伯恩斯坦《了解原子弹》中得出的结论：1945年，美国领导人没有尽力避免使用核弹。核弹使用并没有给他们造成伦理上或政治上的问题。因此，他们轻易拒绝或从未考虑过大多数所谓核弹替代方案。】
富勒这个说法的正确性，不是显然的吗？理性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好几代人一直都在制定战争规则，首要原因不正在于此？
当大众媒体追随美国政府、亦步亦趋地赞扬原子焚化时，著名保守主义者谴责这是一桩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战争罪行。宪法学者和《人间事》周报创始人之一莫利（Felix Morley）瞩目于广岛浩劫，包括“被困在33所被毁学校的成千上万名儿童”。他呼吁同胞以他们的名义补偿这一切，建议派遣几批美国人前往广岛，就像派遣德国人前去见证纳粹阵营所犯下的一切罪行。
保罗传道会、《天主教世界》的编辑吉利斯（James Gillis）牧师和另一位坚定的老右派，将核爆痛斥为“对基督教文明和道德规范前所未有的最沉重打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所有人和保守主义者戴维·劳伦斯（David Lawrence），多年来一直对核爆予以谴责。著名保守主义哲学家威弗(Richard Weaver)反感于：
“来自堪萨斯和德克萨斯的青年让非军事的德累斯顿陷入一场浩劫（…）将历史名城如蒙西卡西诺和纽伦堡化作齑粉，还把核子毁灭带到广岛和长崎的这一出出奇观。”
韦弗认为这样的暴行深深“损害了文明赖以维系的根基”。
今天，对杜鲁门从空中屠杀数十万日本无辜平民有丝毫不安者，被自诩的“保守派”诽谤为“反美”。这显示出当今“保守派”与一度配得上这个名称的人士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
西拉德（Leo Szilard）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署名的致罗斯福信函原件就是他起草的。他还参与策划了曼哈顿计划。1960年，西拉德在逝世前不久，提及另一个明显事实：
“如果是德国人把核弹投进城市，而非我们，那么我们就会把‘往城市投核弹’定为战争罪，在纽伦堡把犯下这桩罪行的德国人判处死刑。”
比起在东京和马尼拉处决日方将领所援引的罪证，广岛和长崎的浩劫是还要严重的战争罪行。如果哈里·杜鲁门不算是一名战犯，那么也就没有人是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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