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为何捍卫“煽动顽固派”的权利
文：丹·桑切斯 / 译：禅心云起
有人无法想象，殴打纳粹分子，或设法阻挠他们发泄仇恨言论，也有其不利一面。在强行清除这样的精神污染之后，世界难道不会变得更快乐幸福、更阳光普照吗？摆在面前的潜在社会实惠是如此显然，关心纳粹分子的权利，未免有些小题大做、故作深奥吧？
早在1738年，大卫·休谟就把这个问题讲的透彻明白。他解释说，即便给予“煽动顽固派”他们的应享权利，也有其实际效用和公共利益。
被抢纳粹分子的案例
在《人性论》中，休谟写道：
“独个正义行为往往有悖公益：它如果孤立出现，不伴有其他行为，本身对社会会十分有害。当某个仁德者将一大笔财产，拿还给一名守财奴或煽动顽固派时，其行为公正而堪称颂；不过公众成了实际受害者。”
许多人认为，“煽动顽固派”这个词，完全契合于眼下正在吸引公众眼球的纳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例如，根据休谟所假设，一个通过诚实经营变得富有的纳粹分子，被抢走“一大笔财富”：譬如说一堆珍藏的古老德国钱币。那么，一位相信人人皆有人权的仁德者（换言之，就是那个与纳粹分子截然相反的人），不知怎么得到这些成为赃物的钱币，并将这笔财富归还给这位煽风点火的纳粹顽固派。
按休谟所言，依据产权的严格应用，这是“独个正义行为”。纳粹分子的财富是其本人合法所得的财产，因此归还财产本身，确实是独个正义行为。
但纳粹分子会用这笔返还的财富做些什么呢？如果他用来资助网站和“推特机器人”，在互联网上大肆散播仇恨怎么办？显然，这种情况就如休谟所说，“公众成了实际受害者”。
归还财富的人权捍卫者，甚至可能亲身受害。也许他个人，也许他所属的群体，都会成为纳粹分子仇恨运动的目标之一。严守诚信，反可能损害到自身利益。休谟写道：
“独个正义行为，单就其本身考虑，对私利相较对公益而言，并不更有助益；极易设想这样的个例：一个人怎样因诚信而使自己困苦不堪，并有理由情愿正义法则对那独个行为在宇宙间暂时失效。”
现在，继续上述思想实验，不以这项权利而以其他权利为例。不考虑纳粹分子对身外财产的所有权，而考虑他的自我所有权，包括他的自由言论权。
我们假设这个权利也得到一名普遍人权拥护者，也即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捍卫：可想而知，他的信条与纳粹分子的信条有着天渊之别。
这样的辩护似乎再度与公共利益相悖，因为纳粹传达的信息，实现的纯粹只是邪恶。它甚至可能与自由主义者的个人利益相悖，因为集体主义、排他主义的纳粹分子，常常将个人主义、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当成对头，视为最危险的意识形态死敌。
原则的实用主义
但这样令人遗憾的结果，不是让纳粹享有权利的唯一后果。我们既要考虑“看得见的”，还必须考虑巴斯夏所说“看不见的”，也即维持普遍原则的更广泛效果：一般规则。休谟接着说：
“独个正义行为虽有悖于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可这整个计划或安排，无论对于维持社会，还是对于每个人的福祉，都大有裨益，或者说是绝对有必要的。其间利弊，无法拆分。财产权必须稳定，必须被一般规则所确立。虽在某一个案中公众身受其害，但这个暂时危害，因为规则的坚定执行，由于规则在社会中所确立的安定与秩序，而得到充分补偿。即使每一个个体权衡得失之后，也会发现自身得益；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正义，社会一定立即解体，而每一个个体，一定会陷于野蛮与孤立的状态。与能想到的社会最坏境况相比，这种状态还要坏上万倍。”
【注1：休谟把财产和正义本身的起源，追溯到个人承认严格应用一般规则会给个人带来好处：
“因此，当人们有足够经验观察到：无论一个人所施独个正义行为会有何不良后果，全社会所共同奉行的整个系统的行为，对全体乃至各部分都有无限好处；正义与财产权随即诞生。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感受到这种利益：人人都向他人表达这种感受，连同表示以之规范本身行为的决心，倘若他人也同样行事的话。要引导社会中任何人一有机会便行正义之举，除此外毋需其他条件。这给别人树起榜样；这样，正义就借一种习俗或合意而确立，也即在利益心引导下，且假定人同此心，人们做出每个单独的正义行为时，其他人也就不出预料地照样行事。如果没有这种习俗，那就没人能想象出正义这种美德，或者，也就没人在引导下让自身行为符合正义。就任何单个行为而论，我的正义或许在各方面都有害；只有在别人也会仿效我之榜样的这个假设上，我才会被引导去接受这种美德；这是因为，只有这种彼此协作，才可以让正义成为有利的，或赋予我遵从正义规则的任何动机。”】
【注2：亨利·黑兹利特在《道德的基础》一书中，将休谟描述为“规则功利主义”伦理传统的创始人，以便区别于这个经常与杰里米·边沁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功利主义”。】
一旦你开始对普遍原则/一般规则制造例外，你就开始在削弱它；进一步制造出例外，也就更加容易。如果纳粹仇恨言论受到限制，为什么不限制传统保守派的仇恨言论呢？如果有暴力煽动色彩的纳粹言论太过危险，为什么要容忍共产主义者暴力煽动色彩的言论，或者容忍对政府的任何根本性批评？
正如杰弗里·塔克最近所写：
“一旦挑拣出你所想用的这种行使权利之法，你就会威胁到权利这个想法，使其完全仰息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而在《人的行动》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在个案中，庸药治疗广告或许不会造成公共损害：
“（…）如果政府要禁止这一类的广告——它所宣传的「事实」是不能用实验自然科学的方法证明的——对于市场的运作倒也无害。但是，如果你准备给政府这个权力，而你又反对政府同样地来审查宗教的宣传，那你就是不一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当你一开始限制它的时候，你就驶入下滑道而难以停止。如果你指派政府证明香水牙膏的广告是忠实的， 47 28581 47 13552 0 0 4226 0 0:00:06 0:00:03 0:00:03 4227就不能反对它干预一些更重要的宗教的、哲学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事情。”
如休谟所言，你对权利的普适性侵蚀得愈厉害，社会就愈通往“无法无天”的丛林法则。纳粹一般的兽性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以牺牲文明意识为代价而疯长。
不仅仅事关纳粹分子
当自由主义者和言论自由的其他真诚捍卫者，像美国公民自由协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捍卫纳粹分子的言论自由，他们最关心的可不是为纳粹分子本身辩护，而是为一个重大原则和一般规则辩护。
在一个世界里，政府统治本身极可能被“煽动顽固派”所掌控，这样一种辩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想法在1960年电影《四季之人》中得到生动表达，见于托马斯·莫尔爵士和另一角色之间的对话：
罗珀：所以你现在把法律权益给予恶魔！
莫尔：是的。那你会怎么做？横穿过法律，开辟一条大道去抓获恶魔？
罗珀：为达这个目的，我会砍掉英国每一项法律。
莫尔：哦？然后，当最后一项法律被砍掉，恶魔转身向你扑来，你要往哪里躲，罗珀，这时所有法律都已躺下？这个国家，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种植着法律的密林——人的法，而非神法，如果你把它们全砍掉，而你正是想这么干的人，你真认为，你可以在随后的狂风横扫中站稳？是的，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会给予恶魔以法律上的权益。
以上对话，用“纳粹”代替“恶魔”再读一遍。
这就是坚持早期自由言论和宽容捍卫者伏尔泰的立场——被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概括为“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背后的实用主义理由。
https://fee.org/articles/why-david-hume-defended-the-rights-of-seditious-bigo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