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的美德：左派亿万富翁抵制减税 发出“美德信号”

文： Gary Galles /  译：禅心云起

---

任何一次税制改革，凡可以被污名化为“替富人减税”时，就会遇到“向我课更多税”的美德信号，特朗普当局这一次的税改架构也不例外。最近一出，见于10月6日《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我是一名亿万富翁，请向我课更多税”。亿万富豪汤姆·斯蒂尔（Tom Steyer）写道：“作为亿万富翁，我会从减税计划中获得实惠 （…）可我强烈反对给富人、给公司减哪怕一分钱税”，因为这样做，将“抽走美国家庭所赖公共计划的资金”。

不幸的是，这种美德的信号，实际上是一种恶习的信号。为资助政府计划，高收入者支付了大到不成比例的税收。由于这些高得多的税收，并不能带来更大收益，斯蒂尔的立场，就基本上是一种强制慈善——高收入人群应该被迫支付更多钱，以便政府能够施舍更多钱，如果其他富人，不像我这样自愿提高税收，那不过是因为他们自私自利（尽管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不劳而获者，反而不会被人认为是更加自私自利的？）。

阔气的个人税收志愿者，对于他们倾心支持的计划，实际支出的也不过占支付成本的一小部分而已，却要迫使其他人承担几乎全部的成本。他们不过又提供了一个“榜样”，说明了通过政府取走他人财产的巨大回报，是怎样引导人们通往扭曲的逻辑，以证明别人何故要比你自己更应得到你的钱，而政府只是实现这个被规定好的慈善的必要机制。

但是，强制慈善的逻辑是错误的。极少有人比“秃头”哈珀（F.A.Harper）更清楚。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自由：通往复兴之路》中，他摧毁了以“慈善”来侵犯自由的借口。

┃“一个人对于自己劳动所得的权利（…）不会与怜悯和慈善相冲突。把这些事务留给自愿的行动，而不是适用于强制，与基督教伦理是和谐一致的，而非冲突的（…）自愿给予的帮助（…）才是真正的慈善；以武力夺取另一个人（…）根本不算是什么慈善，纵然被用于公开宣称的‘慈善目的’。怜悯和慈善的美德，可不会从盗窃的恶习中生出。

‘政治慈善’违背了慈善的本质（…）从别人口袋里强行拿走（…）这和盘道出了，‘政治慈善’的过程完全违背了慈善可想而知的必要条件。

那些认为自由的权利与慈善事业有冲突的人，错误地假定，人们会完全不顾别人的福利（…）对于收入和私有财产的权利，意味着有控制其处置和使用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必然会独自完全消费掉这些收入和财产。

同情心也不是指这般廉价的美德：仅仅从他人口袋中取来资金，再拿这些钱作为补助进行分配（…）用别人的钱为某些特定人购买东西。

当强制一位纳税人为‘慈善’做贡献，而不顾及他自己对于何者属于匮乏、何者急需援手的判断时，他就会愈来愈避开慈悲精神所要求的责任感（…）他会愈来愈接受这种观点：‘那统统都是政府的事！’

对这些自由权利的支持，有时被称为‘自私自利’（selfishness）。“自我”（Self），如果用在这个意义上，就意味着（…）这个人认为值得用他的收入或储蓄施以援手的任何事情。

如果‘自私自利’被用来指控一位要求对自己的生产所得有处置权利的人，从道德上讲，更等而下之的自私自利，就应该用来指控那些违背别人意志夺走别人收入和财富的非生产者。

自己的收入和财富，任凭自己处置和利用，如果把这样的控制称作‘自私自利’，那么一个人自私自利地行事，就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什么人有权自私自利，生产这件东西的人，还是其他人？你控制自己生产所得之物的处置是自私自利的，你控制从别人那里夺走之物的处置，难道就是大公无私的？

仔细回顾一下这个起始假设，即对于通过强制夺走别人劳动所得之物者，给予法律或道德上的制裁，可以最好地实现正义、慈善和无私。

自由和慈善没有冲突。更确切说，慈善是可能的，且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极高的比例。也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慈善所援的‘匮乏’才可能会最大程度地减少。”

汤姆·斯蒂尔和其他“一掷千金的税务志愿者”无疑是善意的。然而，他们在这方面公开表演的美德，诱使人们转移了对于一种恶习的关注：必然牵涉其中的侵犯他人自由的恶习。虽然今天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但哈珀对慈善何以正当化了政府强制的赞成理由中，看穿了这个漏洞。他表明了，政府强制既损害了慈善，又创造更多的“匮乏”。此外，非自愿的“慷慨大度”威胁到了自由：

┃“自由（…）要求接受一个允许人犯错的单独领域，如果他这样做，是使用他自己的东西（…）那么‘用我自己所有的东西做我要做的事’，而不是‘用别人所有的东西做我要做的事’，就会成一种首要的道德权利。”

延伸阅读：资本作为慈善的一种形态

课程广告

长按以下二维码，禅心云起邀您一道参与学习讨论

https://mises.org/wire/leftist-billionaires-virtue-signal-tax-cu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