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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美德:左派亿万富翁抵制减税 发出“美德信号”

2017-11-19 通天译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文: Gary Galles /  译:禅心云起



任何一次税制改革,凡可以被污名化为“替富人减税”时,就会遇到“向我课更多税”的美德信号,特朗普当局这一次的税改架构也不例外。最近一出,于10月6日《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我是一名亿万富翁,请向我课更多税”。亿万富豪汤姆·斯蒂尔Tom Steyer写道:“作为亿万富翁,我会从减税计划中获得实惠 (…)可我强烈反对给富人、给公司减哪怕一分钱税”,因为这样做,将“抽走美国家庭所赖公共计划的资金”。


不幸的是,这种美德的信号,实际上是一种恶习的信号。为资助政府计划,高收入者支付了大到不成比例的税收。由于这些高得多的税收,并不能带来更大收益,斯蒂尔的立场,就基本上是一种强制慈善——高收入人群应该被迫支付更多钱,以便政府能够施舍更多钱,如果其他富人,不像我这样自愿提高税收,那不过是因为他们自私自利(尽管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不劳而获者,反而不会被人认为是更加自私自利的?)。


阔气的个人税收志愿者,对于他们倾心支持的计划,实际支出的也不过占支付成本的一小部分而已,却要迫使其他人承担几乎全部的成本。他们不过又提供了一个“榜样”,说明了通过政府取走他人财产的巨大回报,是怎样引导人们通往扭曲的逻辑,以证明别人何故要比你自己更应得到你的钱,而政府只是实现这个被规定好的慈善的必要机制。


但是,强制慈善的逻辑是错误的。极少有人比“秃头”哈珀(F.A.Harper)更清楚。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自由:通往复兴之路》中,他摧毁了以“慈善”来侵犯自由的借口。


“一个人对于自己劳动所得的权利(…)不会与怜悯和慈善相冲突。把这些事务留给自愿的行动,而不是适用于强制,与基督教伦理是和谐一致的,而非冲突的(…)自愿给予的帮助(…)才是真正的慈善;以武力夺取另一个人(…)根本不算是什么慈善,纵然被用于公开宣称的‘慈善目的’。怜悯和慈善的美德,可不会从盗窃的恶习中生出。

 

‘政治慈善’违背了慈善的本质(…)从别人口袋里强行拿走(…)这和盘道出了,‘政治慈善’的过程完全违背了慈善可想而知的必要条件。


那些认为自由的权利与慈善事业有冲突的人,错误地假定,人们会完全不顾别人的福利(…)对于收入和私有财产的权利,意味着有控制其处置和使用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必然会独自完全消费掉这些收入和财产

 

同情心也不是指这般廉价的美德:仅仅从他人口袋中取来资金,再拿这些钱作为补助进行分配(…)用别人的钱为某些特定人购买东西。

 

当强制一位纳税人为‘慈善’做贡献,而不顾及他自己对于何者属于匮乏、何者急需援手的判断,他就会愈来愈避开慈悲精神所要求的责任感(…)他会愈来愈接受这种观点:‘那统统都是政府的事!’


对这些自由权利的支持,有时被称为‘自私自利’(selfishness)。“自我”(Self),如果用在这个意义上,就意味着(…)这个人认为值得用他的收入或储蓄施以援手的任何事情。

 

如果‘自私自利’被用来指控一位要求对自己的生产所得有处置权利的人,从道德上讲,更等而下之的自私自利,就应该用来指控那些违背别人意志夺走别人收入和财富的非生产者。

 

自己的收入和财富,任凭自己处置和利用,如果把这样的控制称作‘自私自利’,那么一个人自私自利地行事,就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什么人有权自私自利,生产这件东西的人,还是其他人?你控制自己生产所得之物的处置是自私自利的,你控制从别人那里夺走之物的处置,难道就是大公无私的?


仔细回顾一下这个起始假设,即对于通过强制夺走别人劳动所得之物者,给予法律或道德上的制裁,可以最好地实现正义、慈善和无私。

 

自由和慈善没有冲突。更确切说,慈善是可能的,且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极高的比例。也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慈善所援的‘匮乏’才可能会最大程度地减少。”

 

汤姆·斯蒂尔和其他“一掷千金的税务志愿者”无疑是善意的。然而,他们在这方面公开表演的美德,诱使人们转移了对于一种恶习的关注:必然牵涉其中的侵犯他人自由的恶习。虽然今天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但哈珀对慈善何以正当化了政府强制的赞成理由中,看穿了这个漏洞。他表明了,政府强制既损害了慈善,又创造更多的“匮乏”。此外,非自愿的“慷慨大度”威胁到了自由:


“自由(…)要求接受一个允许人犯错的单独领域,如果他这样做,是使用他自己的东西(…)那么‘用我自己所有的东西做我要做的事’,而不是‘用别人所有的东西做我要做的事’,就会成一种首要的道德权利。”


延伸阅读资本作为慈善的一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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