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史诗胜利

及其悲剧性的背叛

文：丹·桑切斯 / 译：禅心云起

三年前，《纽约时报》曾问：“自由至上主义时刻”是否终于到来。之后，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有什么政治或政策的自由至上主义革命发生。这引起了许多人的疑问，自由至上主义的时刻是否的确来过…但又走了。

按照这一思路，自由至上主义者大概经过《美国偶像》（注：美国FOX广播公司的知名选秀类节目）那样的政治“试音”，可表现得一塌糊涂，然后出局回家：故事宣告结束。

以这种方式描述事情，某种意义上也太愚蠢。如果自由至上主义者是一个拥有诡异思想的旁门左派，不知怎么获得众多国民的瞩目，使我们能有一次机会握住权力的缰绳，这才讲得通：就像永生邪教的一名成员获得韩国总统的权位。由于这位总统最近被迫卸任，永生教的“时刻”肯定来过，但又走了。

招牌问题

招牌不够响亮，是部分要归咎的原因：具体而言，使用标签“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而不是其哲学原名“自由主义（liberalism）”。除了为那些改变这一称谓的人辩护，他们并无太多选择。在“自由至上主义”一词被采用时，“自由主义”已经迷失很久，无望地套上一个明显非自由的意识形态。

但这个新标签却产生一种错觉，即自由传统比实际要来得浅薄和另类：就好像它是20世纪70年代才造出的左、右翼“杂交物种”。但事实恰恰相反。如下所述，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两者都是我们现在所称“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杂交后裔。

这种哲学，因为对“自由主义”一词的放弃，从漫长而光荣的历史遗产中脱离而去。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有数千年深厚根基、数百年悠久历史的传统。它是美国的建国哲学，西方崛起的催化剂，以及我们周围现代世界几乎一切美好与辉煌事物的源泉。

反专制主义的斗争

自由主义源于何方？自由主义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将其追溯到英国复辟时期（1660-1688年）。在内战中遭到废黜的君主制，当时又得到了恢复。

那个时代的巨大政治鸿沟，存在于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之间。正如斯宾塞所说：“辉格主义始于对查理二世及其谋士集团（注：cabal，查理二世五大臣名字首字母恰巧是C、A、B、A、L）重建不受抑制君权的反抗。”

托利党人是英王谋臣，捍卫的是他主宰臣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君主特权。

起初，由辉格党人领导的反专制主义运动，并没有逻辑一贯的意识形态。然而，斯宾塞辨别出辉格事业的发展趋势。这种走向，可以从他们反君权政治胜利的影响中看出：例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案》。正如斯宾塞所说：“它们削弱了社会生活中强制合作的原则，加强了自愿合作的原则。”

辉格反专制主义最终导致了所谓“光荣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英王查理二世的继承人詹姆斯二世。查理二世的侄女玛丽和她的丈夫威廉，一位荷兰亲王，被置于王位之上。权力移交后不久，英国就颁布了《权利法案》（我们同名法案的前身）。英国转型为君主立宪制。

自由观念的成形

玛丽从荷兰航往英国，她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隶属辉格党的哲学家，名叫约翰·洛克。因被怀疑策划暗杀查理二世，他在荷兰已经久候多时。

但洛克对专制君主制的真正威胁，在于他的笔锋而非刀术。他关于政治哲学的伟大著作，是如此具有颠覆性，以至于要用匿名方式出版。

洛克在《政府二论》中宣称并从哲学上捍卫每一个人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普遍权利。他也将政府降至有限的卑微角色：所做之事（如果有的话）仅限于保障这些权利。这与托利党人将君主誉为行使神圣统治权的“上天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代被视为“自由主义之父”的洛克，在这部极富影响力的著述当中，提供了辉格原版自由主义之前所缺乏的理论连贯性及依据。

辉格党人的崛起

威廉和玛丽的继任者，安妮女王（1714年）逝世后，辉格党人开始主宰议会。在议会当中，他们迅速让英国自由化。正如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由斯宾塞所引用）笔下对这个时期的描述：

“在他们五十年的统治尚未过去以前，英国人忘记了迫害宗教差别、压制新闻自由、干扰司法职能或抛开国会统治有发生的可能性。”

这些改革激发了贸易和工业、科技、文学艺术的巨大进步。这是真正的启蒙时代。早在18世纪20年代，英格兰自由宽容的文化，便使伏尔泰钦佩得五体投地。他写道：“英国的法律站在人性一边…”

辉格党人对抗托利党人，为英国人争取自由的尝试和胜利，深深鼓舞了美国的创建者。托马斯·杰斐逊甚至把所有人都分类为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的派别之分是自然而然的。它们存在于一切国度，无论是叫这些名字，还是唤作贵族派和民主派，右派（Cote Droite）和左派（Cote Gauche），狂热分子和激进分子，奴颜婢膝者和思想开明者。惧怕人民的病态、软弱、胆怯者，天然成为托利党人。拥护人民的健康、强壮、勇敢者，天然成为辉格党人。”

在另一封信中，杰斐逊阐述：

“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分别，建立在人的性质之上：后者，虚弱而无力，富有且腐败，他们在强大的执政者身上，看到了更多的安全和便利；前者，健康、坚定、善良，对他们的身体和道德资源充满信心，只愿基于他们的好政府之所必需，割舍那么一点点权力；因此，剩余的权力留在大多数人手中。以上是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大致区分。”

辉格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建国意识形态。洛克的政治哲学深刻影响了《独立宣言》。辉格党人对王权的抗争，激发鼓舞了美国革命。辉格宪政主义影响了美国宪法。而辉格党人争得的英国《权利法案》，则是美国的榜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世的美国辉格党把自己标榜为美国史上最激烈的非自由党派之一。）

从洛克到斯密

在《独立宣言》颁布的同一年，一份不寻常的文献出版问世，为界定19世纪自由主义的特征，提供了不少助益。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启蒙运动哲学家亚当•斯密发问，近几十年来英国为什么有幸拥有前所未有的富裕。斯密运用新的经济科学，解释了这要归功于英国的“自由主义原则”，包括自由贸易（“自由出口和自由进口的自由制度”）和整体上的自由（“让各个人在平等自由与正义的公平计划下，按照各自的路线，追求各自的利益”）。

经济学家丹尼尔·克莱因最近使用谷歌的数字化馆藏及其大数据技术来追踪“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的广泛采用，在这个词对于斯密著作巨大声望的政治含义以及“自由主义者（liberal）”一词的使用上。

斯密和跟随他脚步的古典经济学家，说服大多数有文化教养的英国人相信，先前由洛克发展而来的自由和有限政府原则，不仅是正义的和正确的，而且释放了人的生产力，令全人类变得富足。

辉格原版自由主义促成了启蒙运动，催生了经济科学，反过来又为自由主义本身提供充分的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一种更加缜密、自觉、有原则地追求普遍个人自由的运动。

自由主义的时代

在“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的反自由插曲后，辉格党人及其盟友（在19世纪中叶左右纳入一个新的自由党）在英国开启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称的“自由主义的时代“。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进一步发展，妇女获得解放，劳动力得到进一步的放松管制，资本的安全更有保障。奴隶制被废除，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被打破。

由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领导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采用通俗易懂的写作和演讲，促使英国公众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战争。

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运动，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了。自由贸易和相对和平的时代很快降临欧洲大陆。

这些自由主义政策加速和传播了工业革命，奇迹般在全球造就前所未闻的广泛繁荣。正如米塞斯在他1962年的经典著作《自由主义》一书中写道：

“在拿破仑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是伟大的。它的伟大意义，正蕴含于这样的事实，即最杰出人士为之奋斗、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自由国家组成和平世界，人们彼此开展自由贸易。这是一个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空前改善的时代。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时代。”

此外，米塞斯在他最伟大的论著《人的行动》当中写下：

“把自由主义的时代斥之为唯物主义，这是有意的歪曲事实。十九世纪不仅是生产技术和大众物质生活空前进步的一个世纪。它的成就也远多于延长人们的平均寿命。它的科学和艺术造诣是千古不朽的。它是名传千古的音乐家们、作家们、诗人们、画家们、雕刻家们的一个时代；它使哲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都彻底革新与进步。而且，它使一些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思想与一般人接近，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现代世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不可思议的技术以及我们今天享有的惊人机会——是自由主义时代的产物。

托利“自由主义者”

但即使在这场胜利当中，自由主义的坠落就已经开始。到了19世纪80年代，令斯宾塞深感悲哀的是，他那个时代自称的自由主义者，正踊跃于立法反对自由，与专制主义托利党人（当时更名为保守党）所做的一样狂热。斯宾塞在《新托利主义》一文中提到，“大多数现在被当成自由主义者的人，都是新版的托利党人。”

斯宾塞详细描述了1860年以后，自由党占据的议会，成为“社会”立法的不竭源头：规定价格、管制工作时间、授意各类审查、资助公共工程、限制“恶习”、把孩子关进公立学校、给贸易套上许可规定（包括《流动商贩法案》，对无证小贩进行惩罚）、在电报业中建立国家垄断，甚至制定了最终引发“鱼类高死亡率”而损害渔业的《海鸟保护法案》。

斯宾塞指出，自由党通过不断增加税收来资助以上一切。

然而，在斯宾塞时代，甚至于这些政策，被某些更“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嗤之为不过是“修修补补”。一位自由主义内阁部长坚持认为，应该“对小屋业主、土地所有者、纳税人采取”全面强制。另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

“…对他的选民发表演讲，轻蔑地提到慈善协会和宗教团体帮助穷人之举，说‘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应该把慈善当成自己的工作’。”

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者推动了美国人今天所说的社会保障。我们从斯宾塞那里了解到： 

“…有合理化建议认为，应该组织一种强制保险制度，强迫人们趁年轻就为丧失工作能力时作好筹备。”

在叙述了这一立法之后，斯宾塞恼火地总结说：

“那么，这就是那个以自由为名、以扩大自由为主张而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党派？”

在斯宾塞1903年去世后，自由主义的背叛唯有更加不堪。自由党短暂在野后，在1906年选举中取得压倒胜利，并立即通过一系列建立现代英国福利国家的福利法。几年后，自由党政府把英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时代迎来了血腥的结局，全面战争、极权主义和管制国家主义的新时代降临。

堕落也蔓延到美国。米塞斯在1962年写道：

“今天，这个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哲学的宗旨几乎已被遗忘了。在欧洲大陆，只有少数人还记得它。在英国，‘自由主义’一词主要用于表示仅在细节上与社会主义者的极权作法稍有不同的方案。在美国，‘自由主义’在今天所指的那一套思想观念和政治假设，在各方面都与老一代心目中自由主义的意思恰好相反。美国自称的自由主义者，以政府万能为目标，作为自由企业毫不妥协的敌人，倡导当局的全面计划也即社会主义。”

斯宾塞的尸体解剖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自由主义”的含义是怎样变得如此混乱，以至于完全颠倒过来？按照斯宾塞的说法：“自由主义已经迷失自我”，因为自由主义者过分狭隘地强调了自由主义的成果（广泛的公共福利）� 52 36393 52 19065 0 0 4931 0 0:00:07 0:00:03 0:00:04 4931�而以牺牲自由主义的原则（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为代价。

正如斯宾塞所说，“大多数人的福利，逐渐被自由主义政治家和自由主义选民当成是自由主义的目标。”

这种福利逐渐被视为：“不是通过放松束缚而间接收获的结果，而是直接取得的结果。而为求直接获得它们，他们使用了与原本使用的方法本质上相反的方法。”

（这些方法当然是政府的控制和强制）。

换句话说，自由主义事业从“摆脱国家取得自由以增进人民福利”偏移向仅仅是“人民拥有福利”，最终坠入“给人民恩惠的全面福利国家”。

有意思的是，在真正的自由主义证明自身有可能性之前，普遍繁荣（“大多数人的福利”）根本算不得一个政治问题。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自然匮乏被认为是一个不可更易的事实，因此只有少数统治精英才能生活得宽裕阔绰，而大众注定要过艰辛赤贫的严酷生活。只有在自由主义释放了人类的生产潜力之后，普通人享受日益增长福利的概念，才成为现实世界的可能。

福利国家版本“自由主义”的梦想，连能够进入想象（如果它是不可实现的话），都要归功于原版自由主义取得的实际成就。

更深层次的原因

然而，斯宾塞从自由主义纲领当中辨析出来的致命焦点偏移，也许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自由主义运动，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受到与生俱来绝症的折磨。我所说的先天缺陷是指政治。

如上所述，自由主义诞生于辉格主义。辉格主义是一种固有的政治运动。像所有政治派别一样，辉格党人有他们的选民和敌人。且恰好，他们的选民是被剥夺权力和受到压迫的政治弱势群体（起初是中产阶级，后来是下层阶级），而他们的敌人是被赋予权力及压迫性的有权有势者（国王及其附庸）。

鉴于此，他们的政策自然会产生斯宾塞所识别出的自由主义倾向：解除压迫和缓解压迫的权力。再次，只有待到后来，知识分子才提供了普遍主义的哲学武装，可用于起初的那个特殊政治计划。

但是，辉格党人不仅仅为了给他们的选民自由，而且要在政治上赋予他们权力：起初以加强议会，其后以扩大投票权为手段。

占得上风的国会，开始时的大多数用途，是把平民从王权压迫下进一步解放出来。但国会没有止步于此。它超出解放本身，走向扩大化：这样做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政治派别本质上系于成员的利益，而非道德原则。鉴于这种根本指向，随着投票权不断扩张，囊括越来越多普通人，辉格/自由主义的英国就自然沦落为一个福利国家。

国会的神圣权利

如斯宾塞所说，当时的国会自由主义者指出，托利党人运用国家权力，是遵照惠顾少数人的神旨，而新的自由主义者这样做，是遵照有利大多数人的大众意愿，进而为他们采取托利党人的国家权力手段，努力找寻托辞借口。

斯宾塞将这个区别彻底驳斥为毫不相干，但依然无济于事，因为他的同时代人，已成为新公民宗教的狂热信徒。正如斯宾塞在另一篇文章《巨大的政治迷信》中写道： 

“过去的巨大政治迷信是君主的神权。现在的巨大政治迷信是国会的神圣权利。加冕膏油似乎不知不觉地从单个人的头上流淌到了大多数人的头上，同样赋予他们以神圣，使他们的法令凛然。”

这种迷信同样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民主权”从一开始就是辉格党人/自由主义者反君主纲领的关键要点。这个要点将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大多数人暴政”的民主。

国家作为“人民代表”的洛克概念，似乎是君主作为“上天代表”之托利党表述的改进，但“人民”是一个不合逻辑的集体主义抽象，本身有如“上天”一样沉默。所以当官员假装以“人民”名义发言时，情况就像君主和朝臣以上帝名义起誓时一样危险地不负责任：也许还要危险，因为对这些主张的反抗，被他们参与“自我统治”的神话削弱了。

自由主义托利党人

在他伟大论著一个预见性十足的附录当中，斯宾塞强调了一个更引人入胜的政治现象。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变得如此咄咄逼人，结果把原来的国家主义者，托利党人/保守主义者，推向了自由一边：仅仅出于自卫所需。

“…自由主义者制定的法律，极大加强了对公民的强制和束缚，以至于在遭受这种侵犯的保守主义者当中，抵抗也愈来愈强烈。这个事实提供了证据：主要由保守主义者组成的‘自由与财产防卫联盟’，以‘个人主义对抗社会主义’为座右铭。因此，如果当前的事态推移继续下去，那么不久以后，真的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自由主义者为追求他们所认为的大众福利而践踏于脚下的自由，将被托利党人拾起来捍卫。”

事实上，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正是“托利党人”，1975年至1990年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在半社会主义和激进国家主义的漫长黑夜之后，将自由和财产权的话语重新引入英国政治。

撒切尔主义为美国里根主义铺平道路。里根保守主义也有本土根源，可追溯到反对过激“自由主义”新政的抵抗运动：穆瑞·罗斯巴德称之为“老右派”的拼凑联盟。

就像之前的辉格主义，新的“保守主义运动”把真正自由主义的普遍原则视为智识弹药（在洛克、斯密、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作品中发现的原则），在其政治斗争中加以自私的利用。之所以显得是在牟取私利，是因为保守主义者有随时放弃自由主义原则的倾向，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其选民的狭隘利益，就像之前的辉格党人及自由主义者。

保守主义者特别倾向于以先发制人手段保障其成员权利的名义，侵犯非成员的权利。“吸毒者必须被先发制人地囚禁关押，以保证街道的安全。”“穆斯林国家必须被先发制人的狂轰滥炸，以免他们的统治者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朝一日对我方人民使用。”

不光彩的后裔

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把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当成一种古怪的左右派混血，像“社会自由主义和财政保守主义”之类的胡话，是如此恶劣。事实上，现代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都是改变世界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坠落后代。现代自由主义作为原版自由主义的混淆颠倒而出现。现代保守主义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种准自由主义反应而产生。

此外，现代保守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才是“杂交物种”。如上所述，现代自由主义者运用保守主义手段（国家权力）来追求自由主义目标（多数人的福利）。现代保守主义以自由手段（自由市场、枪支权、宗教自由等）来追求保守主义目标（少数人的福利）。上述情况是真实的，然而，只有当文中所说的现代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不全是伪君子或出卖者。

正如斯宾塞所解释的，现代自由主义试图利用国家直接向其成员提供的利益：真正的自由主义间接地带给所有人这样的利益，但手段只是给予人们自力谋生的自由。

而通过上述“先发制人暴力”的分析，我们可以用以下见解来补充斯宾塞的分析。现代保守主义试图利用国家间接地保障其成员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自由主义作为一项原则直接提供给所有人这样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两派努力都悲惨地失败。现代自由主义者的福利/保姆国家措施，只会让他们的选民愈陷于贫困。而现代保守派的战争/警察国家措施，只会让他们的选民更缺少安全。

对左派，在扶助保障你们的名义下，让你们的双手空空、一无所得。

对右派，在保护你们权利的名义下，让你们的权利作废、取缔殆尽。

当今的自由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几代人的你争我夺，破坏了原版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奇迹般的现代文明：用自己的狂热战争和干预措施来拖垮文明，妨碍个人不顾这一切依然在努力实现的英雄成就。

这种双管齐下的野蛮袭击力度持续不衰，因为随着原版自由主义的坠落衰败，左右两翼就成为给全世界的意识形态想象力缚上枷锁的双头国家垄断。这个双头垄断需要被打破。我们的文明迫切需要回忆起长期被遗忘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个传统，极大提升了文明，初次让人类看到我们的真正能力所及。这就是当今自由主义的任务。

然而，除非我们避免昨天自由主义的致命错误，这项事业才是可以持续的。正如安布罗斯·比尔斯所说，政治“不过是利益的冲突，乔装成原则的对抗”，就像原版自由主义一样，任何卷入政治机制的道德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被无原则的派系利益所俘虏。对此我们已经初见端倪：右倾自由至上主义者涉足文化战争，与民族主义调情，而左倾自由至上主义者涉足身份政治，和家长式全球化（译者注：一种假借自由贸易之名进行贸易管制乃至税务全球性合作的政策取向）调情。所做这一切，都是为赢得政治盟友、击败政治敌人。

要想在未来取得持久不衰的胜利，自由的事业必须在思想观念领域和个人伦理领域取得人们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