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的全球主义?什么是坏的全球主义？
好坏全球主义有什么区别？
文
Ryan McMaken
禅心云起 译
“全球主义”和“全球化”这两个术语，没有任何确切的定义。它们由各色评论家随便使用、任意发挥，包含好的东西，也包含着坏的东西——往往彼此矛盾。全球主义，有时意味着降低贸易壁垒，有时意味着通过像北约之类的国际组织来推行冒进的外交政策；还有时候，它意味着支持像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官僚机构。
最近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 “赞扬全球主义者”一文中，布雷特·史蒂芬斯提到了这种模棱两可、定义不清。然而，对于如何界定全球主义，史蒂芬斯也未认真尝试过。他装着想要定义全球主义，但文章最终只是在拿那些不赞成他所谓大都会观点的特朗普选民和乡下佬取乐。
史蒂芬斯告诉我们，全球主义者想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反过来说，非全球主义者不这么想。我们从他那里获悉，全球主义者重视军事联盟和自由贸易。但鉴于斯蒂芬不愿定义这些术语，或想要告诉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机制，方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依然拿捏不定：全球化究竟是否算件好事？当国际联盟被利用来充当合法化理由，粉饰向平民投掷炸弹的行径，或掩盖把伊拉克化为废墟和变成基地组织庇护所的事实时，是否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呢？当欧盟使用“自由贸易”协定，在多如牛毛的重税和管制下将企业家压垮时，是否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呢？
亲市场和反市场力量
混为一谈
不幸的是，这不是什么罕事。全球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个严重滥用的术语，从减税到发起选战无所不包。对于右翼批评者来说，全球主义必须受到质疑，因为有这么多中间偏左政治家被视为“全球主义者”。主张强化政府对市场控制的人，像比尔·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都被认为是道地的全球主义者。
同时，“全球主义者”也长期遭到反资本主义分子的抨击。他们认为全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者”携手合作，推动市场力量、自由贸易的扩展，减少政府对日常生活的干预，从而让世界贫困化。
这些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因此抨击世界银行、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世界贸易组织）等被普遍视为“全球主义者”的组织。不幸的是，批评理由是错误的。这些全球主义组织当然需要批评，但不是因为它们推动了经济自由化这些实际上好的方面。它们之所以应受批评，是因为作为政治组织的主要角色，助长了强权恐吓和政治操纵其他弱国的能力。
自由贸易、军事干涉以及官僚政治活动，共遮“全球主义”这一把伞，结果让全球主义问题玉石混淆，变得几乎无可救药。
但是这个词还有一线希望。
从历史角度看
全球主义
是和平与自由的意理
纵观历史，重在切记，全球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自由的意理、自由贸易息息相关。
并非巧合：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最有力倡导者之一，理查德·科布登，反对贸易壁垒和侵略外交政策而不知倦怠。科布登发起了一场卓有成效的意理战，抵制他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作为重商主义特征的民族主义思想主张：经济成功和军事安全都是零和游戏，需要派极度爱管闲事的政府机构来插上一手。
科布登，和重商主义誓不两立。他的和平与自由贸易计划，当时被正确视为国际主义方案。托马斯·伍尔兹指出：
“科布登的方案无疑在今天被污名化为‘孤立主义’。尽管如此，与世界的自由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难以被描述为孤立。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科布登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国际人’。这个美誉，他当之无愧。科布登认为，和平、自由贸易和不干涉的这些想法，不仅仅是某门某派的意理承诺，而是文明进步和繁荣富裕的必要成分。”
我们可以说科布登是欧洲第一批真正的全球主义者之一。科布登得到了法国伟大自由市场经济学者巴斯夏的进一步支持。巴斯夏坚持不懈地呼吁货畅其流，谴责政府机构“改造人类”或对人口的严密管理。
因此，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者，支持劳动力和货物更大流动自由和非干涉外交政策，他们如果看到今天假冒伪劣的“全球主义”，大概会感到困惑不解吧。
即使是亲市场全球主义者，也常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像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来“确保”自由贸易风靡世界。这一向是个不太令人信服的说法。正如卡门· 多诺拜特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表明，WTO确实降低了贸易壁垒。WTO框架之外的贸易自由增长，远远超过WTO框架之内的贸易自由增长。获得自由贸易利益所必需做的一切，无非是单边消除贸易壁垒。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可能促进了其贸易集团内部的贸易，但对于真正的自由全球贸易，则筑起了一层厚重的壁垒。
“新全球主义者”的外交政策更糟：支持以“人道主义”理由发动无数战争和军事干预。令人诧异的是，像北约这样庞然大物般的军事官僚机构，也被认为是“全球主义”组织。
政治全球主义
区别于
经济全球主义
但是，我们如果想要结束这种混乱，就需要将政治全球主义与经济全球主义区别开来。
如此一来，就会发现，经济全球主义是给世界带来巨大好处的力量，而政治全球主义则主要是给国家扩张权力的工具。
关于经济全球主义，我们可以一而再三地看到，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畅通无阻，不受国家妨碍，既改善了国际关系，又提高了生活水平。政府越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极端贫困人口就越少，健康和福利就越多。例如，拥抱贸易和自由经济的拉美国家，体验到了经济增长的甘甜。而那些坚持旧管制经济的拉美国家，则继续品尝停滞动荡的苦果。然而，朝着自由贸易和去管制方向，仅仅采取分散和单边行动，就足以且已经让上述好处化为现实。任何国际官僚机构都是非必要的。
这才是经济全球化：让全球贸易、创业精神和资本投资的好处越来越多地开放给全人类来分享。
与此同时，政治全球化阻碍了这些好处：例如，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政治全球主义者，把时间花在报告人如何不该吃肉，将来要如何规范吃肉行为上。政治全球主义者策划新预谋，以防止气候变化为名，给贫困人口增加生活成本。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发表意见，论如何通过增加税收（也就意味着扩张国家权力），以及同时实施新的管制，来实现经济“现代化”。
做出这些区分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全球主义带来财富。政治全球主义带来贫困。
经济全球化，是让各国政府别挡道，关系到放任自由、放开干预、促进创新、贸易以及人际交往的自由。
另一方面，政治全球主义关系到控制、统治、中央计划和强制胁迫。
某些粗心大意的观察者，可能会把所有这些混淆在一块，并宣布“全球主义”是件大好事。可只要稍稍关注更多细节，我们就不会作如此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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