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西方文明
大家总以为富人之有财富就是穷人所以穷的原因，因而对于统治者之剥削工商界财富，反加赞许。所以大量的资本累积成为不可能。
自由与西方文明
✈文 /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译：夏道平
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有机会为他们理想中的前程而努力。分工竞业，各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这种自由，在计划经济下是不存在的。计划经济是由官方决定每个人的职业。每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决定于上级的意旨，个人的前途，完全靠权力者的眷宠。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向他人的既得利益挑战。如果他觉得，他有能力以价更廉、物更美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他就可以试显身手。资金缺乏并不妨碍他的企图，因为资本家经常是在寻找善于利用资金的企业家。工商业活动的成败兴衰，靠的是消费者的选择；争取消费者，靠的是价廉物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所得者也不受雇主的任意支配。一个企业家，如果雇不到最合适的员工，或者不能以足够的工资防止他们转业，那么，营业的纯利就会减少。雇主与受雇者之间，无所谓恩惠。雇主雇用员工，同购置原料与设备一样，是营业上必要的手段。员工方面也可自由选择最适合于自己的工作。
这种决定个人地位与所得的社会淘汰，在市场经济下不断地进行。一方面，有些巨富日渐衰落，最后化为乌有；另一方面，有些贫贱出身的人物，地位与财富一天一天显赫起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特权阶级；政府对于既得利益，并不给予特殊保护，任凭后起之秀向它们挑战。在这种社会里，已经致富的人，为保持财富，仍须努力不懈，与他人竞争。
在分工合作的社会架构里面，每个人都要靠他自己对于购买者群所提供的劳务，而他自己也是购买者群当中的一个人。
每个人，当其购买或不购买的时候，就是一个最高权力的一分子。这一权力，指定了所有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在这所有的人当中，自然也包括每个购买者和不买者在内。
某些人的所得较高，另一些人的所得较低。在这一分配过程中，每个购买者都是影响因素。每个人都可自由提出一种贡献以换取较高的报酬。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就是：某甲依赖于别人的，并不多于别人之依赖于某甲。除此之外，可以说没有其他的自由。生产分工，谁也不能完全自给。
我们之所以赞成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主要的理由，还不在于社会主义必然地毁灭一切自由，把所有的人都置于权力者奴役之下。作为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市场的功用消失了，任何经济打算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主义不能被看作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它不但破坏了社会合作，而且带来穷困与混乱。
谈到自由问题，不一定涉及存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相对立的经济问题。但我们必须指出，西方人之所以不同于亚洲人，完全是由于前者过的是自由生活。中国、日本、印度，以及近东的一些回教国家，在没有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前，他们并不是在野蛮状态下生活。这些民族，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以前，已经在工艺、建筑、文学、哲学，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有了辉煌的成绩。他们也建立过强有力的帝国。但是，他们的努力一旦被阻，他们的文化就陷于麻痹迟钝的状态，失掉了适应新的经济问题的能力。他们的智力与艺术天才也为之消失。艺术家与作者，赤裸裸地抄袭前人的格局。神学家、哲学家、法律家，也只以注释古人的著作为能事。他们祖先所创造的那些纪念物黯然无光，他们的帝国也已解体。他们的元气与活力消失了，面对日益贫弱的趋势而漠然无动于衷。
东方古代的哲学与诗篇，是可以与西方最好的作品比美的。可是在最近几百年当中，东方却没有任何重要的著作出现。在现代文化史的记录上，难得找出东方作者的姓名。东方人对于人类文化久已没有任何贡献了。有许多问题与争论，在西方曾经闹得有声有色，对于东方人则是陌生的。一方面是波澜壮阔，一方面是死水一团。
理由是很明显的。东方缺乏一件最重要的东西——相对于国家而言的自由的观念。东方人从未举起自由的旗帜，从未强调个人的权利以对抗统治者的权力，从未把专制君主的任意专断当作问题来讨论。因此，他们从未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制以保障私人财产，防止暴君们随意没收。反之，大家总以为富人之有财富就是穷人所以穷的原因，因而对于统治者之剥削工商界财富，反加赞许。所以大量的资本累积成为不可能。因此，凡是需要大量投资的一切进步设施，这些国家都做不到。资产阶级不发达，著作家、艺术家和发明家也就无所庇托以发展其天才。对于后生辈，所有发展个性的道路都阻塞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就是服侍统治者这一条路。西方社会是每个独立的个人可以个别地力争上游的个人社会；东方社会则是一群臣民糜聚起来，靠着统治者的恩惠而过活的社会。西方活泼的青年把世界看作一个竞技的场所，在这里，他可以赢得盛名、地位、光荣，与财富；在他的野心之下，天下没有太难的事。至于东方人，因其父母们都是迁就环境、遵循传统的，所以他们都养成了优柔谦卑的习性。自立自恃的西方人，那股得意洋洋的朝气，表现出来，就像热烈的赞美诗一样，索福克丽兹（Sophocles）的安提娥尼赞美歌（Antigone-hymn）与贝多芬（Beethoven）的第九交响曲（Ninth Symphony），就是这种气概。这一类的音乐，是东方人所未曾有的。
西方文明的建造者，其子孙将舍弃自由而自愿地投降于万能政府的保护下，这是可能的吗？由一个最高权力者，设计一具庞大的机器来运用，把人当作这具机器的螺丝钉，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他们会满意吗？停滞了的文明，其心理竟会对于那些牺牲了成千累万的生命而争得优势的观念，发生扫荡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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