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枪文化如何培养公民的美德？
☄ 正是靠享有一种带有危险性的自由，美国人才学会了减轻自由所冒危险性的艺术。——托克维尔
美国的枪文化如何培养公民的美德？
❦文 /亚伦·陶
>>Aaron Tao<<
译：禅心云起
许多人往往惊讶地发现，我既是一名枪支所有者，也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坚定捍卫者。毕竟，作为第一代华裔美国移民，我并不符合美国拥枪者的典型刻板印象。在美国受人珍视的所有自由当中，《第二修正案》承认和保护（而不是赋予）的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自卫权，是我花了最长时间才全面接受的。
但是，作为一名思想开明的理性主义者，历史教训和统计研究被证明是压倒性的（更不用说学习枪械基本技巧和机制的纯粹乐趣），并最终助我理解，为什么数千万美国同胞珍视他们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培养公民的美德
无论是从英国赢得独立的北美殖民地人民，还是维护自身民权的非裔美国人，枪支的作用和美国人的身份都是密不可分的。枪是一种终极的多功能工具，它赋予了使用者从获取餐桌上的食物到保护自己生命（无论是对抗普通街头罪犯还是政府暴政）的手段。塑造美国枪文化的哲学基础和生活经验都十分重要（而且相互促进），但我想特别关注某个方面：公民美德的培养。
拥有枪支和射击练习可以促进自力更生、个人责任和社区建设。我每回前往射击场，都会看到父母教自己年幼的孩子射击的决窍，男子全心指导着他们的另一半，所有肤色和种族的人都乐在其中。即使是神经过敏的枪支怀疑论者，通常也会面带灿烂的笑容离开。
此外，令我惊讶的是，有大量外国游客渴望学习如何操作枪械，实现人生第一次射击——普通人在他自己的祖国通常无法实现的一项活动，如果说不是完全非法的话。我不止一次担任非官方大使，教欧洲交换生如何使用我的AR-15半自动步枪来射击。
依我的经验，在射击场上度过的每一天，都完美写照出那种紧密相联于普适原则的美国多样性。正如美国最优秀的外国观察家之一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赞赏的那样，枪文化在美国培育了公民美德和健康的公民社会。在他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对这个新生共和国众多的志愿协会印象深刻。这些协会为人民的自治提供了活水源头和训练场所。
在枪支俱乐部、射击练习场、商业展会以及研讨大会上的活动和互动，与教堂、运动队、辩论社团和其他公民团体一样，对培育一名具备美德的公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现行枪支法讲座到自卫实践课程，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美国人，都随心所欲地分享他们的知识。一个充满活力的在线社区，涵盖了枪支评论、AR-15拼装、军事史、时政以及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和枪支有关的话题，这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枪文化。
赋予人们有备无患的能力
在分享了一个他和家人遭遇真实威胁的辛酸故事之后，《国家评论》的作者、伊拉克老兵大卫·弗兰奇描述了携带武器是如何有效地赋予个人能力，是如何（正如我们所知）探索一个互伸援手、通力合作的友善社交网络：
“你的世界观发生改变，你的知识面也随之扩大。你知道人们总用枪来自卫，而通常毋须扣动扳机。你和朋友们分享你的故事和经历，很快他们也会走进枪械商店。他们开启了自己的美国‘枪文化’之旅。
在这个旅程结束时，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你扩大了社交圈子，纳入了你真正喜欢的人，他们可能帮助你度过生命中的艰难时刻，你珍惜这些交情。一种强烈的信念向你袭来，你、你的家人和你的社区，都因为你拥有并携带枪支而变得更安全、也更自由（…）
信心是有传染力的。人们都想要获得更大的能力。这就是枪文化筑建基础的方式——不是全国步枪协会，也不是国会，而是枪主，每一个自由公民，都为其添砖加瓦。”
虽然我很幸运，不是因为遇到过像弗兰奇及其家人那样的真正威胁才相信自我保护的必要性，但我完全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邪恶，只要条件成熟，就有一帮人会对他人犯下一些难以言喻的罪行。从愉快的方面来说，我还可以肯定，我自己的美国枪文化之旅，让我认识了一些知识最渊博、最善良、最能给我支持的人，他们现在成了我的私交好友。
兼收并蓄的社区
我特别要强调，枪支社区对新移民和边缘化群体的鼎力支持。2016年奥兰多夜店枪击案发生后，许多射击练习场都提供了免费培训，而“公开携武”（Open Carry Texas）等传统拥枪组织为LGBT（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人群提供了武装安全保障。【注：奥兰多同性恋夜店枪击案发生在2016年6月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名为“脉冲”的同性恋酒吧发生的一起大规模枪击案，共造成包括枪手在内至少50人死亡，53人受伤。】许多枪支商店报告说，LGBT顾客增加了，新自卫团体，如以LGBT为核心的“粉红手枪”，会员人数激增。不同背景的自由公民因普适原则和共同利益而团结一致。如果托克维尔亲眼目睹枪支赋予个人的能力是如何巩固了公民社会的结构，他一定会感到自豪。
作为希腊-罗马先驱的崇拜者，美国国父们明白，只有具备美德的公民才能自我治理并维护自由的社会。美利坚共和国早期，政治家和普通民众都认为，个人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和为了集体自卫参加民兵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这和今天许多误入歧途的辩论不同。在他著名的《美国宪法评注》中，约瑟夫·斯托里大法官阐述了《第二修正案》的正统观点：
“任何人，只要适当思考过这个问题，都毫不怀疑这一条款的重要性。民兵是一个自由国家抵御外国突然入侵、国内叛乱和统治者篡夺国内权力的天然防御力量。对于自由的人民来说，在和平时期维持大型军事机构和常备军有悖于合理的政策，无论是因为它们伴随的巨额费用，还是因为它们为雄心勃勃和无原则统治者提供了颠覆政府或践踏人民权利的便利手段。
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被公正地视为共和国自由的守护神；因为它对统治者的篡权独断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约束；而且一般来说，即使这些恶行起初侥幸得手，人民也会有能力抵制并战胜它们。
尽管这个事实看起来如此清晰，尽管良好规制下民兵组织的重要性似乎不可否认，但也不能掩盖这一点，也就是在美国人民当中，对任何民兵纪律的制度都越来越漠不关心，也存在着一种因其负担而欲摆脱所有规制的强烈倾向。在没有某些组织的情况下，如何使人民保持适当武装切实可行？这很难看出来。这里的危险定非微不足道，冷漠可能导致厌恶，厌恶可能引来轻蔑；从而逐渐破坏我国权利法案这一条款的所有保护。”
正如斯托里大法官和早期美国人所理解的那样，武装起来的民众维持着自由的制度。贯穿美国整部历史，拥有枪支的个人远非孤军奋战，他们组织并参与民兵组织，以抵抗常备军和中央政府暴政的前景。即使今天的民兵不再扮演它历史上的重要角色（正如斯托里大法官和其他人会哀叹的那样），也并不当然意味着《第二修正案》已经过时，更不意味着这略微有那么一点削弱了枪支所有权的重要性。
《第二修正案》并不是逝去时代的退化残余之物。它产生于人民的切身体验。他们了解常备军和军事管制的危险，他们成功推翻了暴虐的政府，他们认识到人性的现实，尤其是人追求权力和支配他人的倾向。
今天的我们就如同建国者那一代，为确保我们本身和我们所爱之人在我们的个人、家庭和生计中享有自由的庇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宝贵权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大多数现代枪支所有者都知道，他们继承着横亘于史册的宪法遗产。一个自由的社会惟有当它的人民将其原则内化时才能持久。作为一名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每当持枪射击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感到自豪，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保持我们自由传统旺盛生命力的数百万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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