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学并（再次）拆穿罗斯福新政
☄ 经济学界“主流”花了70年时间，终于开始认识到奥派经济学家们早就知道的东西——政府干预主义导致了大萧条，而恰恰是战后的资本主义治愈了大萧条。
宏观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学
并（再次）拆穿了罗斯福新政
❦文 / 托马斯･迪洛伦佐
>>Thomas J.DiLorenzo<<
♕译：山雏、熊越
♛校：熊越 董子云等
自视为经济学界精英的宏观经济学建模者们花了数十载时间，终于“发现”了入门级经济学原理，并以此成果再次拆穿了罗斯福新政。（早在20世纪30年代，亨利·黑兹利特这样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就认识到了新政的真面目：它让大萧条变得更为严重、更加持久。）
学界中的顶级学术期刊《政治经济学期刊》在2004年8月的一篇文章里刊载了经济学界精英的新发现。这篇题为《新政政策和大萧条的持续：一次一般均衡分析》的文章，作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哈诺德·L. 科尔和李·E. 欧翰南。他们写道，
“人均实际GDP在1933年大萧条低谷期比潜在水平低39%，在1939年仍然比潜在水平低27%。” 并且“类似地，个人工作时间在1933年低于潜在水平27%，在1939年仍低于潜在水平21%。”
换句话来讲，新政和终结大萧条连边都不沾，这跟几代人以来，美国公立学校传授给每个学生的政府宣传完全相反。
科尔和欧翰南——以及宏观经济学建模派的其他人——似乎对这一认识感到惊讶（如果不是震惊的话）。但对任何研究过大萧条真相（而非研究经济衰退数学模型）的人而言，这没有什么好意外的。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便经过罗斯福政权七年所谓“从资本主义手中拯救资本主义”，1939年的官方失业率依然处于17.2%的水平。根据统计局的数据，1939年的人均GDP比1929年的还低（847美元对857美元），个人总消费开支也是如此（676亿美元对789亿美元）。此外，从1930年到1940年，净私营企业投资减少了31亿美元。
因为“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是如此的令人迷惑和毫无意义，连经济学界精英都对自己发现新政真相的姗姗来迟感到不知所措。在罗斯福当政期间，从大萧条中的恢复是“非常疲软的”的（一次轻描淡写），科尔和欧翰南把这一事实说成是“令人震惊”。这对他们来说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这些数据与新古典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消磨在了一篇又一篇的期刊论文上，这些论文根据的却是想象出来的数学“模型”，常常跟经济事实毫无关系。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数十年并从他们在经济学界里的物理学嫉妒者同事们那里收到无数奖项和荣誉之后，他们终于走出去观察外面的世界，试图发现一些关于经济世界的事实。看吧，他们终于发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已经知道了70年之久的东西——新政的干涉主义让大萧条更糟糕了。
对科尔和欧翰南来说，“新古典”的大萧条理论毋庸置疑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在发现这一点之后表现出了震惊。这种理论用的英语也绝对是搞笑版的。它可以被想象成一种“弗兰肯斯坦怪物式”的萧条理论。就像科尔和欧翰南所解释的那样，“【从大萧条中的】缓慢复苏是令人困惑的，因为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导致了1929年到1933年经济下滑的各种负冲击——包括货币冲击、生产力冲击和银行业冲击——都在1933年后变成了正冲击。”
因此，根据“新古典”理论，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就有点像一个亲国家的弗兰肯斯坦怪物，而经济学家们扮演的则是疯狂科学家的角色，推荐由大量政府赤字开支来“电击”怪兽，让它重获新生。如果通过电击不能让怪物重获新生，或许可以通过对其注射血清来达到这个目的。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建模者们的话来说，政府开支和廉价信贷的这种“注入”，或许可以让经济“强劲”反弹。
两位作者写道，“从1939年到1933年，基础货币增长超过了100%”，为这种“货币冲击”应该能让经济恢复常态提供了理由。他们求助于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和伦纳德·拉宾的权威，这两个人曾宣称“正面的货币冲击将产生强劲的复苏，就业率在1936年之前回到其正常水平。”但是，事情当然并非如此。
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的《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是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经济中的泡沫，这个泡沫最终破裂，演变成了大萧条。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允许清算那些过分投资的企业，削减税收和开支，并且去除监管。相反，美联储创造另一泡沫未果，却增加了100%的货币供应，同时总统和国会实施了一系列政府干预主义政策。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用政府干预主义而非政府缩减开支来应对经济衰退，而结果是一次长达17年之久的大萧条——史上最糟。
据说，科尔和欧翰南决定，他们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本科生教授的课程不能只是无用的建模练习，还要包括能被用来解释现实世界经济事件的东西。他们特别回忆起了初级微观经济学所说的：卡特尔是通过集体同意限制市场供给以图人为抬高物价的一组企业。他们也意识到，奥地利学派早在1933年新政伊始就明白，“第一次新政”（1933-1935）是一次用政府施加的产量限制和高于自由市场水平的固定价格，将所有制造业和农业卡特尔化的企图。
他们写道，“新政的卡特尔化政策是缓慢复苏背后的关键因素，它对实际产量和潜在产量之间60%的差距负有责任。”把这种经济学术语翻译一下，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对经济体中的商品和服务实施限制，经济体中会有更少人被雇来生产商品和服务。因此，新政的“卡特尔化”政策导致了比本来应该的水平更高水平的失业率。“主流”经济学界用了70多年的时间才得出这个简单的认识，这实在令人惊讶。
相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们的传统是在经济学、历史、哲学和其他学科进行广泛阅读），经济学界“主流”思维狭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典型的学术经济学家专门研究一个琐碎的数学建模练习的一些琐碎的方面。他的经济学“知识”往往只是其琐碎专业领域内顶级期刊近几年的文章。他很少（如果有的话）读完一整本书，更不用说写一本了。关于科尔和欧翰南的发现，最令人失望的莫过于：他们甚至没有引用该主题的开创性研究，即理查德·维达和洛威尔·加勒威在1993年首次出版的《失业：20世纪美国的失业与政府》一书。维达和加勒威与科尔和欧翰南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维达和加勒威的细节要丰富得多，他们的方法也要有根据得多。
维达和加勒威估计，由于新政的干涉主义，到1940年为止实际失业率比原本水平高了8%，并总结道，“受新政项目的影响，大萧条变得更加持久、更加严重。”除了第一次新政的卡特尔化政策，维达和加勒威还解释了在最低工资法、允许工会的法律和为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而收的工资税的作用下，“第二次新政”是如何导致劳工对雇主来说变得昂贵。由于需求法则永远都不会作废，显然强迫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政府政策，会导致就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因为它使得生产效率较低的劳动力失去工作。科尔和欧翰南对维达和加勒威的书避而不谈，往好了说是治学疏忽，往坏了说是丑闻一桩。
科尔和欧翰南得出的结论在本质上与维达和加勒威的相同，却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用晦涩的语言（而非像《失业》那样用平实的语言）来表达这些结论。他们总结道，
“新政的劳工与产业政策并未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相反，提高劳工议价能力以及把合谋和支付高工资相联系的联合政策，通过制造寻租和显著提高工资并限制就业的无效率内-外摩擦，阻止了经济的正常复苏（…）废除这些政策的时候，正好出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强劲经济复苏。”
最后一句话也是另一位受奥地利学派启发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希格斯的研究主题，科尔和欧翰南同样忽视了罗伯特·希格斯。至少，经济学界“主流”终于开始认识到奥派经济学家们早就知道的东西——政府干预主义导致了大萧条，而恰恰是战后的资本主义，治愈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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