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大公司的“托儿”…
☄ 指责自由市场支持者是大公司“托儿”，既是罔顾真相，又是智力上的懒惰。
如果我是大公司的“托儿”…
文 / 布拉德利·托马斯
Bradley Thomas
♕译：禅心云起
如果我是一名大公司的“托儿”，我会赞成许多这样的政策。
首先，我会强烈主张建立一家强干预风格的政府。
大多数的政府法规和限制措施都意图限制竞争，提高潜在竞争者的市场准入门槛。如果我被雇去替大公司游说，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必为不二法门。这能让大公司在竞争中占尽便宜，挤垮小型或新兴竞争对手。
公司越大越成熟，通常越能更好地消化额外的合规成本，因为它们更有可能拥有现成的法律部门。规模较小的公司将难以负担这些额外成本，而潜在的创业公司也将因沉重负担而倍受打击。
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为例。该法案以所谓“给华尔街施限”来兜售，但最后结果，却是给小社区银行浇了一盘冷水。在金融危机之前，每年约有100家新银行成立。但在《多德-弗兰克法案》颁行后，从2010年到2015年，只有三家新银行开业。
一个大政府监管国家通常意味着大企业获胜。
如果我是一名大公司“托儿”，我会支持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最重要的联邦补贴之一是农业，最大受益者不是小家庭农场，而是大型农业综合企业。
此外，当把强干预政府与企业补贴计划结合在一起时，这种环境特别适合于培养“裙带关系”。有了主张支持政治特权制和救助制的政客，依附关系、求得庇荫的条件就成熟了。拥有最好说客的大公司将利用影响力来取得照顾，从而在和影响力微弱的对手竞争中获得优势。
如果我是一名大公司“托儿”，我会支持而非反对美国军方永无休止的战争。“军工复合体”是真实存在的，从每一次（以“保护我们的自由”或“打击恐怖主义”名义兜售的）海外冒险中都获利不菲。
我还将支持国际贸易限制，比如高关税。然而，对这一立场要留心的是，我支持的那些保护主义措施，要给我正为之帮衬的行业带来好处。每一项保护性关税的背后，都有一位报酬丰厚的大公司说客，他成功说服了足够多的政客，以牺牲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的行业。
不受约束的自由国际贸易肯定不会出现在大公司“托儿”的愿望清单上。
如果我是一名大公司“托儿”，我会支持最低工资立法和“为15美元而抗争”。
惊讶吗？
试想一下，如果一项法律强行规定了大多数竞争对手无力给付（给大部分劳动力）的工资，那么现有企业会得到多大的好处。作为大公司“托儿”，我的幕后老板有能力支付高薪，甚至有可能，他们已经给所有员工支付了15美元以上的时薪。
对那些保证不了工人15美元时薪的工作岗位，我的大公司盟友有能力将必要的任务予以机械化（自动化）。规模较小、利润较低的公司会被这种负担压垮。现有大公司就能牢牢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在劳动力成本高企的条件下，尚未进入市场的创业公司，就将不得不重估可能的预期利润，这导致许多创业计划就此搁置。如此一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公司就能因为没有竞争而高枕无忧。
如果我是一名大公司“托儿”，我会支持政府大规模轻轨建设项目。典型的轻轨项目意味着数十亿建造合同——通常给了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政府合同伴随的（市场）压力，难道有可能像以满足消费者为宗旨的生产伴随的压力那么大吗？如果成本超出了预期，又会有谁在乎呢？政府项目可没有利润和亏损的考验。
大开发商也喜欢轻轨项目，因为他们可以在沿线项目上大赚一笔，因为这条线路的存在，这一带一夜间成为黄金地段，房地产价值显著提升。
总之，如果我是一名大公司“托儿”，我最不愿提倡的就是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自由放任的支持者常受政治对手指责，称他们希望给大公司赋权。然而，国家统制经济的干预政策，以任人唯亲、政治特权和豁免竞争为手段，才真正在赋予大公司以权力。而这些干预政策是自由市场支持者一贯反对的。
指责自由市场支持者是大公司“托儿”，既是罔顾真相，又是智力上的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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