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
☄ 工业革命的种种弊端典型化、制度化为政府的过度行为和政治手段的利用。
圈地法和工业革命
文/ 温蒂·莫艾洛依
Wendy McElroy
♕译：禅心云起
——英国民歌
要将工业革命的方方面面置于适当背景之下，理解《圈地法》是必要的。工业革命常被指责犯有将大批贫困工人赶出农村、驱入城市工厂的罪过，他们在那里竞争微薄的工资，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
但工厂工作提供的环境只有优于劳动者正要摆脱的环境，其代表的机会才能吸引到工人。如果劳动者被驱往城市，那么肯定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
《圈地法》是因素之一，它是指一系列议会法案，大部分是在1750年到1860年间通过的；依据这些法案，农民被禁止使用敞地和“荒地”。敞地是大面积的农田，村民有一定的地役权，他们往往把这些土地分割成狭长地带来耕种。“荒地”是不毛之地——例如，低地、沼泽、岩石地或高原荒野——农民有传统的集体使用权，以便放牧牲畜、收割干草、捕鱼、收集木柴或获得其他利便。生活在边缘地带的农村劳动力，依靠敞地和荒地来抵御饥饿。
“圈地”指的是土地兼并，通常是为了提高土地生产效率。英国《圈地法》剥夺了当地居民对其世代惯用农地的在先权利。作为补偿，流离失所者通常得到面积较小和质量较差的替代土地，有时没有水源或木材。该法案征走的土地随后被兼并为个体私人所有的农场，有政治背景的大农场主获得了最优质的土地。通常情况下，小土地所有者无法负担圈地的法律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只好被迫离开。
自由至上论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隆伯格（Joseph R. Stromberg）在他的重要论文《英国圈地运动和苏联集体化：反农发展模式的两个实例》中评论到，
“大土地所有者的政治主导地位，决定了圈地的进程(…)正是他们在议会中的权力以及作为地方治安法官的身份，使他们能够为一己之私重新分配土地。 一场典型圈地运动，始于若干名甚至是某一位显赫的土地所有者（…）向议会请愿（…）来发起它。（…）官员们总是和领头诉求的主要土地所有者属于同一阶级，享有同一立场，[因此]毫不奇怪，大土地所有者授予自己最好的和大部分的土地，从而使英格兰成为这样一片典型之地：大庄园保存完好，拥有小部分边缘农民和一大批农村雇佣劳动者。”
接下来，这导致了农业的新实践，如作物轮作，生产效率随时间推移而大幅增加。(当然，这可能是自然发生的，由公地使用者合作提高生产效率。)无论长期效果如何，最直接影响是，有幸成为单一土地所有者的那些人受益，农民则处于不利态势。其直接后果就是摧毁了农民阶级。
当地役权被系统地剥夺时，最终留给农民的只有三个基本选择：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农，像农奴一样工作；移居新大陆；或者，最终涌入本已拥挤不堪的城市，在那里，他们竞相争夺有限的工作机会，压低彼此的工资。
圈地法的历史
英国的圈地问题极其复杂，因地区而异，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圈地运动可以追溯到12世纪，但在大约1750年至1860年达到顶峰，这一时期恰逢工业革命的发端和兴起。
经济史学家苏达·谢诺伊（Sudha Shenoy）说：“从1730年到1839年间，4041个圈地法案获得通过，581个面临反诉求，其他872个还失败了。”余下的成千个成功法案影响深远吗？”根据尼森(J.M. Neeson)的一项研究，1750年至1820年间发生的圈地运动，将英国约30%农业土地上的前占有者赶出了土地。
也许最重要的措施是1801年的《一般圈地法》(也称为《圈地兼并法》，它简化并规范了随后法案的法律程序。
史学家哈蒙德夫妇（J.L. and Barbara Hammond ）在《1760-1832年的乡村劳工》(1911年)一书中，描述了被《圈地法》赶进工厂的工人：
“圈地运动创造了一个新的阶级组织。享有权利和地位的农民，在他乡村的财富和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衣衫褴褛却能自食其力，让路于没有社团权利可供维护、没有社团权力可供依靠、没有财产可供珍惜、没有抱负可供追求，屈服于对主人的恐惧、被希望渺茫的未来压弯了腰的劳动者。世界上没有哪个阶级有着这样倍受欺凌和忍受屈辱的历史。”
经过几代人渐积渐累，圈地运动造就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业后备劳动力大军。流离失所者和丧失权利的人被迫为不够糊口的工资而工作，他们以卖淫、偷窃及其他可耻的或非法的手段做为收入的补充。
当这些劳动力让贫困阶层膨胀起来时，政府再次介入——这一次是为了帮助那些请求税收补贴的资本家。就连反自由至上论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费拉拉(Christopher A. Ferrara）也解释说，“英国对无地无产阶级贫困危机的反应”是一种
“以济贫补充微薄工资的制度，实际上在整个英国实行(从1795年开始)，以确保家庭不挨饿。其结果是（…）大量政府补贴的受雇穷人，他们的资本家雇主，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摆脱了支付最低生活工资的负担。”
这一明显的阶级苦难，紧接着推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这场运动指责工业革命剥削了大众。(社会主义者意识到了圈地运动的影响，但最终将其归咎于工业化。)工业家的剥削无疑是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有人使用了政府手段。但是，那个时候大众被剥削的主要原因是：有权有势的地主利用政治手段剥夺了农民的传统农村生活。剥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他机会在法律上被拒绝了。
贫困常被怪到工业革命头上，但仅仅归咎于《圈地法》也过于简单。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在工业化前的英国，大多数人居住在乡村，他们经常通过家庭手工业来补充收入，尤其是羊毛纺织。随着廉价棉花和工业化纺织法的出现，这种收入消失了。许多因素导致了大批失业劳动者的绝望。
然而，毫无疑问，圈地运动确实揭示了，将种种弊端归咎于工业革命远非那么简单明了。把工人的痛苦全怪罪于工业化，不仅过于简单，往往也是不正确的。无论在自由市场工业化中是否存在过某种剥削，工业革命的种种弊端都典型化、制度化为政府的过度行为和政治手段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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