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不该受限制 也不该被强求
☄ 光计算业内竞争者数量多寡或评估公司规模大小，对于评价竞争的质量而言，是一种肤浅和有失准确的方法。☄ 竞争如果需要强求也就失去意义；好的竞争来自于自由放任。
想象有两场不同的田径比赛。在第一场比赛中，有100名选手，他们都是奥运健将。在第二场比赛中，也有100名选手，他们个个臃肿肥胖，但由于和教练关系不赖，他们都有资格参赛。哪一场比赛竞争更激烈呢？
它们都有相同数量的竞争对手，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场比赛的竞争程度是同等的。应该提出的问题不是“哪场比赛竞争更激烈？”而是“哪场比赛有更好的竞争？”
不同市场结构中的竞争
不同市场结构的各自特征，导致了不同类型的竞争。不是每个行业，都能以典型（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所定义的那种方式，拥有“完全”竞争。根据定义，时装业的竞争是“不完全的”。“完全”竞争涉及生产同质产品的公司。想想柑桔种植者或铅笔制造商。相比之下，时装业出产的产品形形色色、千姿百态，以“不完全竞争”为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时装市场缺乏足够的竞争
那么，更好的竞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
“竞争本质上是一个形成意见的过程：通过传播信息，竞争创造了经济体系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当我们视这个经济体系为一个市场时，我们就预先假定了这种统一性和连贯性。”
换言之，竞争是有益的，因为它让高效的生产商兴旺发达及发展壮大，同时诱使低效的生产商最终离开市场、将稀缺资源转移给前者，从而向消费者提供关于最佳生产者的准确信息。
因此，仅凭一个市场中企业数量的多寡，并不足以决定一个行业的竞争水平。竞争者数量本是进入门槛高低和个体竞争者效率的结果。质量的竞争来自于后者；低门槛增加了竞争对手的数量，但效率更高的个体竞争者更迅速地获得市场份额，从而降低了（竞争者）应有的数量。
竞争的质量
由于竞争质量取决于市场信号（向消费者示意最佳生产者何在）的准确程度，通过反垄断法人为增加竞争的企图，全然不得竞争的要领，因为它们让效率低下的竞争者，继续存在于市场中，而优秀生产商由于最终将被拆分，扩张和创新的激励，就这样被无益地浪费掉了。一旦市场信号被扭曲，竞争的质量就会降低，即使竞争就数量而言在表面上有所增加。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垄断呢？这取决于“垄断”的类型。
竞争自然发生，行业如果有利可图，就会吸引新厂商进入，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的公司，相应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自然垄断——那些虽无政府偏袒、却一以贯之地击败竞争对手而获其地位——是极其罕见的。
自然垄断即使形成了也难以持久，因为规模经济也会造成官僚主义和迟缓停滞等等弊害，这会导致“自然垄断”企业失去垄断地位。这样的“垄断”并非竞争的反面，只有比任何潜在竞争对手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它们才能主导市场。
当一家企业或集团不依靠竞争优势，而靠政府援助来寻求长盛不衰时，就会形成恶意类型的垄断或寡头垄断。此即所谓裙带主义，即这些公司以补贴、（对竞争对手的）强监管、关税及其他种种削弱竞争的策略为捞取好处的手段。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多，监管机构就越容易受裙带风气的影响。旨在提高贸易壁垒以便保护现有企业的法律，则扼杀了竞争。
呼吁和鼓励此类监管的公司，将限制新企业进入市场。这些类型的垄断，对社会造成了纯粹的危害，因为国家批准的垄断企业，没有动机最大限度地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强竞争意味着恢复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中，决定一家企业成败的，是消费者而不是政府。增强竞争的最好方法，就是创造一个尽可能降低新公司进入壁垒的环境，而非让现有的低效竞争者存活下来。
监管增加了障碍
过度监管应得到遏制，由于它保护大企业，使之免受（更富创新性的）小企业竞争。监管常被人视为医治私营企业“毛病”的良方，但事实上，大公司频繁游说立法者增加监管负担、从而加强了控制的行业，进入壁垒越升越高。沉重的监管负担，让新兴企业背负高昂的合规成本，这往往威胁到了它们的生存。
制药业收取天价缘于该行业固有的某些进入壁垒，比如研发投资。过度监管只会让新制药商进入成本更高，从而恶化这一问题。对于少数有能力承担合规成本的公司来说，这些成本固然增加了生产费用，但可以简单转嫁给消费者。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行业的监管相对较少。高科技行业准入门槛较低，政府的许可要求也少。因此，激烈竞争导致成本下降和质量提升。20世纪80年代初，每兆字节成本在100美元到200美元之间，但今天这个价格不到1美分。
这不是说高科技行业不存在裙带现象。事实上，这个行业的裙带现象与日俱增。当一家公司利用政府政策，来获得相对于其他公司的竞争优势时，竞争对手别无选择，只能步其后尘，也开始寻求对监管机构的影响力。
微软成立之初，该公司在政治游说方面投入甚少——直到1997年遭遇反垄断诉讼，严重削弱了其竞争地位。结果，微软大幅增加开支，以便和那些在游说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的竞争对手（比如太阳微系统和网景公司）在政治领域角逐。汲取了这一历史教训，高科技公司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游说政府。谷歌如今花在游说上的钱最多。监管机构常被它们负责监管的企业所支配。
竞争性自由贸易
减少自由贸易壁垒也能促进竞争。价格高昂的非专利药物，比如治疗婴儿寄生虫感染的达拉匹林（Daraprim），2015年被图灵制药公司收购时，价格从13.50美元涨到了750美元。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愤慨，并呼吁加强监管。
然而，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得多的解决方案：自由贸易。达拉匹林在欧盟和印度的价格要便宜得多，在这些地方，据估计只需5美分。然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制定了法规，要求进口药品须经过同样严格和昂贵的审批程序，从而减少了来自国外的竞争，也让更多国内公司无法销售达拉匹林。
现代资本主义由于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从而偏离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导致了裙带之风盛行。当今企业身不由己地花在游说监管机构的时间和金钱完全是浪费的，因为这意味着资源从创新领域白白流失。
光计算业内竞争者数量多寡或评估公司规模大小，对于评价竞争质量而言，是一种肤浅和有失准确的方法。竞争如果需要强求也就失去意义；好的竞争来自于自由放任。我们需要培育一个监管负担更轻、贸易壁垒更少的经济环境，而不是苦苦支撑那些不靠政府援助（纳税人金钱）就存活不下去的公司，这样才能不阻碍新竞争者的自由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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