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志：巴西的反向“罗宾汉”
☄ 尽管巴西政府今天消耗的资源是60年前的两倍多，但巴西仍存在着同样程度的不平等。
社民主义，据说是一种市场和国家干预协调地混合在一起的经济，但巴西的经验表明，它可能意味着打造让富人愈富的亲密政商联盟。
巴西人听说，缓解贫困和遏制社会不平等的法子，是通过扩大公共服务和工作，让政府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轻信这了这种宣传！社民主义给更美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
三位社会民主党总统相继上任：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和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连续任期总计22年（1995-2016年，直到被新任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中断）。他们承诺靠国家干预建立一个繁荣和平等的社会。
然后，一颗炸弹爆炸了。
2015年，巴西史上最大一桩腐败丑闻曝光（演变为一场代号“洗车”的全国性反腐行动）。一项令人震惊的非法付款计划被揭露出来，涉及大佬级政客和大公司高管，他们通过虚高价格发票的公共合同以及贿赂，一气侵吞了数十亿美元。
事实证明，社民党政府非但没有实现它承诺的社会经济进步，反而替一个宛如“反向罗宾汉”的“利维坦”腾出了空间。这个“利维坦”从穷人身上“输血”给富人。
这个“输血系统”
是如何运转起来的？
社民主义支持者声称，政府必须负责提供公共事业服务（医疗、教育、天然气、饮用水、污水、电讯、交通等）。这种模式引发了一个关于公共采购的问题：要雇谁来做这些国家打算做的事情（输送货物；修建道路、桥梁、房屋；提供服务）？巴西法律明文规定，这需要通过公开招标来实现。接下来，从理论上讲，竞标者将展开竞争，而最优（最便宜的）价格将会胜出。
真如此吗？
为摆脱竞争、增加利润，保证公共合同到手，大公司成立了“俱乐部”——用表面的（假）竞争取代真竞争的兄弟会。报价事先在秘密会议上达成，会上决定了谁将获得合同（信不信由你，通过一种“宾果”游戏），而合同的发票价格虚高。
承包商以极其有利可图的条件确保了生意。他们在敲政府竹竿，不是吗？是的，但他们并非单枪匹马。完全藏在暗处，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价格明显过高了）。为了让该计划可行，承包商同意将每笔交易1-5%的份额，转入秘密贿赂基金——这些钱随后被分配给掌权的政客们。
巴西的社会民主机制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财富再分配！
十多年来，该计划从纳税人身上“剪羊毛”，并将资金重新投向有权有势的商人和政客。接受调查的资产总额不低于4.2万亿美元，这一大笔钱令人过目难忘。
“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the 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在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参与指导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2001年，巴西的超级富豪（占总人口的0.1%）占据了该国GDP的11%，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4.4%。
谁会感到惊讶呢？巴西最大七家建筑商，既然都卷入了错综复杂的政商欺诈关系网（2015年被曝光），可以预见，这些商人会变得多么富有。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个安慰奖，在同一时期（2001-2015年），生活在绝对贫困（收入低于每天1.90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中的巴西人，数量从27.31%下降到了10%。这是否意味着社民主义在减少社会不平等方面是有效的？完全不然。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相对贫困的阶层和中产阶级）来说，在巴西的社民党政府治下，情况并未好转：危机不断重创该国（2001年；2003年；2008-09年；2014-2016年），导致民众失业。巴西人购买力逐年下降（2014年至2015年间就萎缩1000亿美元），市场连续陷入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数据，巴西人均GDP（名义）全球排名第80位（16,154美元）。
很有趣，不是吗？宣称自己是穷人捍卫者的社民党政府，确实为极度贫困的人口提供了一些支持——毕竟，这些人没有什么财富可以拿走——这些穷人是“急需”的（请原谅这个双关语）：税收掠夺借着他们才师出有名。然而，从这种干预主义获益最大的，是那些极其富有的人！他们操纵着有利于自己的体制，把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当成了自己的金矿。
那么大多数人呢？他们看到自己的财富正被税收所榨干，要（靠自己）在一个永远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生活。
某种（奇特的）罗宾汉
因此，经过数十年国家干预，巴西仍然是个低收入国家。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社民党收税的贪婪。巴西税筹研究院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1995年，巴西人必须工作106天（一年要工作3个月16天）用于缴税。201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51天（5个月），10年内增长了42.45%。
政客认为，对于旨在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现金转移支付，高税收是必需的。嗯，今天，巴西的基尼系数和1960年的一模一样：0.53，基尼系数衡量的是收入集中度，然而巴西的税收负担，从前是GDP的17%，现在达到了35%。
这意味着，尽管政府今天消耗的资源是过去的两倍多，但巴西仍存在着同样程度的不平等。怎会如此？道理很简单。
这些转移支付（“税收-福利挤油”）中只有不到1/3真正惠及了相对贫困的人群。由于对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征收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53％）的累退税制，低收入人群按比例支付了更多的税款——一个家庭总收入越小，花在消费上的份额就越大，支付的税收相对其资源也就越多。乐施会（Oxfam）的一份报告显示，收入最低的巴西人，32%的收入用来缴税，而收入最高的阶层，仅将收入的21%用来缴税。
穷人和富人的税负分配和收入比较
总而言之，政府从相对穷的人那里获得税收，并把财富（1）赐给富人（给政客的贿赂以及留给某些商人的公共合同）；（2）施给极度贫穷的人（小额现金转移或实物福利）。
数字从不说谎。
从2003年到2015年，596亿美元用于“家庭津贴”（Bolsa Familia），一个收入再分配社会项目，每月提供津贴（最高62美元），每年为1,400万低收入家庭（4600万人，占总人口21%）提供福利。这无疑是一大笔钱。
同时，光巴西石油（Petrobras，巴西政府所有的石油公司）转移的资金总额（洗车行动曝光的资金）就可能达到140亿美元，这笔钱分发给了一小部分挑选出来的不诚实政客和商人（不到总人口的0.01%）。
语言和现实之间的鸿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西经验证实了，社民党政府和其他任何政府一样，都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个人，只顾攫取金钱，最大化本身的利益，才不管什么社会福利。然而，他们有更丰富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
难怪当巴西政府扩权时（据说为了解决社会不平等），操纵公共机构的统治阶层及其不想在公平市场上竞争的密友，很快就会找到一种方法，给穷人增加负担，这一现象过去发在、今后仍然可能发生在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