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造不出金字塔，美国南方奴隶制也成就不了现代市场经济
☄ “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做出这一石破天惊的推断。很长的时间，这个推论都被当作一个笑料。然而，400年之后，也即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非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的——由30万奴隶所建造。布克的依据是：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他大胆推断：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难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
近几个月，几家全国性媒体和公众人物开始宣扬现代市场经济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观点。上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结合《纽约时报》有关这个话题的一篇新文章称，“美国崛起依赖于将黑人视为实际财产。”与此同时，Vox网站最近的头条赫然是“奴隶制如何成为美国经济的基石。”
这种叙事可以极方便地做到“一石二鸟”。它将市场经济确立为奴隶制的道德继承者，与此同时也推动了这样一种观点：那些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过着相对舒适生活的人，得益于许久以前的奴隶劳动。按这种思路，如果每一个现代资本家、企业家和中产阶级业主，都从市场经济中受益，那么这个人——不管他的祖先是否和奴隶经济有瓜葛——也从奴隶制中受益。如果这一策略成功了，那么从某种意义就可以证明，现代的资本家和过去的奴隶主处于同一道德层面。当然也就证明了，市场经济在道德上同样令人反感。
幸运的是，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理论。奴隶制经济从来就不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市场经济（所谓“资本主义”）制度，也从来不需要靠奴隶制来取得成功。【注：参看彭博社卡尔·史密斯(Karl Smith)的《奴隶制如何损害美国经济》(How Slavery Hurt the US Economy)：“实际情况是，棉花在美国长期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相对较小的作用。奴隶制经济可能对美国制造业崛起有害，且几乎肯定对南方经济有害。简而言之：尽管有奴隶制，美国仍取得了成功，但决非因为奴隶制（…）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前夕，棉花生产仅占美国经济总量的5%（…）不过，也许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大量美国棉花，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纺织业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这似乎是个谬论。”】
复活奴隶主的观点
现代反市场经济人士不是第一批运用这种策略的。这种声称人人都能从奴隶制致富的历史说法，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主所做的宣传有很多共同之处。其宗旨是攻击那种认为非蓄奴北方人在道德上优越于蓄奴南方人的观点。这条信息是：“我们对奴隶制都负有同等责任。” 【注：民主党编辑达夫·格林（Duff Green）坚决主张，奴隶经济是所有(非奴隶)美国人团结起来的因素，他宣称奴隶制“粘合了好几个州的利益，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基础（…）并构成了这些州共同繁荣的一个因素。”】
该策略部分包含这样的看法：一些北方废奴主义者是伪君子，因为他们作为（向奴隶经济提供服务的）船运公司的所有者，参与了奴隶贸易。
据马修·卡普（Matthew Karp）在《辽阔的南方帝国》一书所述，支持奴隶制的政治家、美国驻巴西外交官亨利·怀斯（Henry A.Wise）记载了北方商人的虚伪，他们一边自称反对奴隶制，一边从巴西奴隶贸易中赚钱：
“怀斯报告说，参与贸易的美国人‘都来自巴尔的摩北部’，而北方废奴主义者深深卷入这场残酷的奴隶贩运。一艘臭名昭著的运奴船将大约600名奴隶运到巴西岸上，‘船主是特拉华州的一位贵格教徒，他甚至不吃奴隶蔗糖。’另一艘美国船只，怀斯宣称，‘履行声名狼藉奴隶贩子的租船合约，多次航行到（南美）海岸，船主是缅因州班戈的一家废奴报纸。’”
虽然这无疑让一些北方商人看起来很糟，但这些说法，并不能说明北方人普遍从奴隶制中获得了财富。
在将奴隶制责任扩散化方面，更有用的是“棉花大王”论证，它推动了一种观点，即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依赖棉花经济。卡普继续说：
19世纪50年代的奴隶主极少错过机会来概述“棉花大王”不可抗拒的三段论：1)美国南方生产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可用的原棉；2)这种棉花促进了北大西洋的工业发展；3)因此，法国、美国北部和英国的发达经济，实际上是由美国南方种植园主支配的。
南方人从这个“棉花大王”模型中得出的结论和前提一样自以为是。代·鲍沃（DeBow）编制的百科全书，宣称棉花是“商业为人类家庭舒适运来的最有益产品”。【《代·鲍沃评论》是十九世纪中叶，从1846年到1884年一份在美国南部广泛传播“农业、商业和工业进步和智谋”的杂志 。内战前该杂志“建议从奴隶那里榨取利润的最佳做法”。——译者注】
据称，如果没有南方的棉花，北方的工业——假定纺织依赖于棉花——将遭受严重打击。因此，南方人认为美国北方和欧洲资本家受棉花生产者的支配，他们的成功要归功于奴隶经济。
这种信念如此普遍，以至于南方政治理论家认为，南方应把经济多元化彻底忘掉。例如，乔治·菲茨休(George Fitzhugh)坚持认为，南方应该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棉花这个篮子里：
“谁给我们做鞋无关紧要。事实上，南方如急于寻求名义上的独立，却失去了目前的动力引擎，从而不再保持真正的（经济）独立，那么将犯下致命的错误。棉花为王；大米、糖、玉米，等等，还有烟草，都是他的陪臣（…）我们不该像英国人那样急于成为商店老板、鞋匠和全球承运人，从而危及这一强大的权力杠杆。”
最终，许多南方人非常自信，他们可以利用棉花经济来控制世界，南卡罗来纳参议员詹姆斯·哈蒙德(James Hammond)总结道：
“你不敢对棉花发动战争。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向它开战。”
毋庸置疑，哈蒙德和“棉花大王”理论的支持者，对棉花带来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有着错的离谱的估计。
事实证明，没有南方的棉花，这个世界也可以存活，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并不需要专门由奴隶生产的棉花。这个世界也不需要奴隶的“廉价劳动力”来经济地生产商品和服务。甚至在战前，北方移民就证明了这一点是不成立的。
南北战争后，关于奴隶棉花“必要性”的自命不凡，变得更趋明显。即使经历了联邦军队压制南方的焦土战役，棉花产量也在战后短短几年内开始恢复。这时使用非奴隶劳动力的棉花生产，在19世纪70年代就回到了峰值水平。到了19世纪末，棉花产量是战前的两倍多。
而且，即使在奴隶劳动时代，就算没有南方的棉花，也难以认为北方经济注定失败。纺织品不是人们基本需求得以满足所必需的唯一东西。奴隶贸易也不是商人唯一可以通过船运赚钱的买卖。北方各州生产了大量的食品。北方商人整船整船地运来了越来越多的农作物、建筑材料及其他和棉花经济无关的资源。
与其说奴隶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不如说奴隶经济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彭博社的卡尔·史密斯表示：
“就在美国独立前夕，剔除通胀因素后，南方人均GDP为每年3,100美元，相比之下，新英格兰仅为1,832美元。在接下来60年里，南方人均GDP实际上下降了，降至2,521美元。英国对棉花的需求，帮助其恢复到了1860年的人均4,000美元，但当时新英格兰的可比数字为5,337美元。 奴隶劳工无法和运河、铁路、钢铁厂和造船厂抗衡。奴隶制——以及它所提倡的狭隘寻租文化——抑制了南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北方和西欧的许多产业，受益于奴隶生产的南方棉花，但这一事实不能证明，这些经济体需要奴隶种的棉花才能繁荣或者生存。没有奴隶种的棉花，世界工业经济照样发展得很好。
尽管如此，某些左派人士现在正试图恢复南北战争前的旧论，即市场经济建立在奴隶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旧奴隶主们会同意这一点。但该理论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昨天，都一样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