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的伦理学 —— 来自经济学家的思考
☄ 在人的行动学领域，数学往往趋于模棱两可而非清晰明确；独立于文字语言的公式没有任何意义，它们还是必须依赖文字语言来解释和说明。
❦文 /普雷德拉格·拉查西格
>>Predrag Rajsic<<
译：禅心云起
一些理论家认为，外部性可能是国家干预人类互动最合理的理由。干预之所以在伦理上站得住脚，就在于会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本文表明了，即使人们接受了这一“伦理原则”，要挑出什么是生成外部性从而合理化干预的行为，通常也是武断的。
事实上，根据人们给具有外部效应的这种行为所下的定义，在一个“多个体”（一人以上）社会中，在提高经济效率（即外部性内部化）的幌子下，任何人类行为都符合管制的条件。然而，人类存在的本质令这种内部化不可能实现。因此，我们最终会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每一行为都难以避免地违背了我们预设的伦理标准。
什么是外部性？
关于外部性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最常见的定义大概是，外部性是一个人的行为给其他人带来的有益或有害的影响，而他在决定采取行动时忽略了这一点。例如，一个常用例子是工业废气排放入大气。据说工厂老板或经理没考虑废气排放对社会其他成员的有害影响。因此，工厂的工业产量就会高于其行为对他人的负面效应被纳入考虑之时的产量。这是一个负外部性。
然而，也有正外部性，一个人在无意间给别人带来好处。【请注意，一个人行为的效果总是相对于另一种结果来评估的。因此，避免导致负外部性的行为将构成产生正外部性的行为。——注1】一个常用例子是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由个人自愿交易，所采取的有益活动（教育）就变得过少。因此，无论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都会出现“效率低下”。有人声称，通过调整创造外部性活动的数量，使之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则可以增加社会总福利。
政府干预被普遍认为是种矫正机制。当过多采取某一行为时，政府应强制限制产生外部性的行为（通过管制、税收、罚款、配额等），或者应利用政府提供的手段（即补贴），鼓励产生正外部性的行为。【本文使用了旨在内部化外部性的加拿大政策实例。其他许多司法管辖区如美国、欧盟和新西兰也存在类似的政策。——注2】
这些政府干预应使经济尽可能接近完全竞争模型应预测的产出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完全竞争模型被当成了一把确定个人行为伦理有效性的标尺。根据该原则，一个人不考虑其行为对经济中所有其他个体的影响，就不该采取行动。
外部性有什么限制？
人们可能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有多少行为会产生外部性呢？
一个人可以开始列一张清单，起初是迄今公认的外部效应，接着他会迅速注意到，随着时间推移，这张清单会越变越长。名单上最近扩充的一项，是环保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人们自然会问，这种扩充的极限在哪里呢？【瓦特·布拉克(Walter Block)指出，这一限制可能相当宽泛，就算是穿袜子以免别人闻脚气，也会产生正外部性——注3】我将使用一个基本事实，即人对本身行为和他人福利之间关系的知识永远是不完美的。这个事实表明：对于社会（只要由一人以上组成）当中产生（无法估算的）外部效应的行为，实际上可以列出无穷无尽的清单。以下思想实验说明了为何如此。
想想你今天做的所有事情。你在某个时间点起床。你可能冲了个澡，刷过牙。也许你吃了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或者干脆不吃早餐。也许你对周围的人彬彬有礼，但也有可能不太礼貌。你可能会小心地开车去上班，但也有可能驾驶时不特别专心。也许你歇息时去了健身房。
也许，你晚起15分钟，就会造成交通堵塞，导致一些人上班迟到。你甚至可能导致了更多事故（尽管你本人幸运地没有卷入其中）。那些因你早起15分钟而免于交通堵塞或事故的人，从你的行为中受益。但如果你在决定何时起床时，并未评估这些好处（或坏处），那么你在某个时间点起床就构成了一个制造外部性的活动。
吃一顿营养早餐，可能有助于你的心情舒畅，这对每个和你接触的人都有好处。也许这种效果，会经由那些与你先前接触的人，传递给之后和他们接触的人。也许你通过创造一系列事件，甚至可以挽救或延长一些人的生命。而这些事件源于你吃的那顿营养早餐。
可如果同样的行动救活了一名生下连环杀手（或天才发明家、或伟大艺术家）的女性，结果会怎么样呢？各种可能性是漫边际的。无论如何，在决定是否吃早餐时，你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潜在的影响。的确，如果每次做决定时，都要这么算无遗策，对人而言，是一种特别的精神折磨。
同样，如果你对周围的人友善，你也许会考虑这一行为给自己的福利带来的影响，可一旦没考虑到你的行为对社会中所有其他成员福利的影响，你就制造了一个正外部性。另一方面，也许你不把善待他人放心上，你对遇见的每个人都态度粗鲁。在这种情况下，你施加了负外部性。在你不必体验自己行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人们正在被你的行为所损害。如果这些人能以某种方式让你感受到他们的痛苦，那么你可能会减少你的无礼程度。
哦，对了，你长相如何？人们喜欢你的外表吗？当他们看到你干净、健康、苗条或妆扮入时，也许会很高兴。但有些人可能就喜欢看到你在自然光线下的日常外表。甚至还可能会有人觉得，你的外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令他不愉快。
虽然你可能正在努力改善外表，以便在和周围人交往中获得个人好处，但可能有很多人喜欢你的外表，而你在做决定时却从未考虑到他们。也可能有人不喜欢你优雅的样子。也许他们心怀忌妒，看到你运动选手般的身材，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又或者，如果你不注意个人卫生，或没有健康身材，有些人就可能不喜欢在公共场合看到你。
不管怎样，你通过向别人展示自己给别人造成了外部效应。你外表动人，有人可能大饱眼福，而有人则可能内心受损。这些影响是外在的，因为当你决定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时，你没有考虑到所有其他人的体验。
这张清单可以永无止境地扩充时，我们这才意识到：为了妥善确定我们每个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我们就有必要具备观察一个平行世界的能力。在这个平行世界里，我们采取了另一种行为，从而可以比较两种不同行为的结果。然后，我们需要对自己所能虑及的一切可能行动方案，重复这道“练习”，直到我们发现我们评价最高的行动过程。对社会每个成员的影响，都要考虑在内、没有漏算。我们需要每时每刻都这样做，因为我们一直在行动。
事实上，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将自身行为带来的外部性内部化的第二个条件是：我们需要洞察每个人对我们行为的不同替代结果的评价，以便对每个人的福利做出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是你为什么永远不会知道早上6点15分而不是6点30分起床的实际效果。【即使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两种超自然能力，既能识别出世界源于其行为的所有可能状态，也能洞察社会中每个个体对每个状态的评价，还存在第三个障碍。没有一种客观方法可以利用个体评价来得出这个世界唯一可取的状态。换言之，即使你知道你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也没有理由认为你选择的行为，会受到一切有关各方的青睐。参见肯尼斯·阿罗（Kenneth J.Arrow）《社会福利概念中的一个困难》。——注4】
因此，我们所做任何事，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许多人。对于大多数这些相互作用，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给他人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性质。我们即使有这样做的意图，可要将这种种影响算尽，也必然是无能为力的。换言之，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外部效应。
因此，我们往往只关注那些相对容易确定最直接潜在因果关系（而忽略了所有其他因果关系）的行为。例如，如果移民官员不允许交流发电机发明者尼古拉·特斯拉于1884年入境美国，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个行为竟会阻止特斯拉在纽约尼亚加拉瀑布建造第一座交流发电机组。移民限制不会被视为一项可能在当时妨碍了世界电气化的行动。相反，留在历史记录当中的，不过是美国国土上少了一个移民罢了。
我们之所以关注那些重复性更强、看起来更“可预测”的行为，是因为这些行为能让我们观察到一些规律性和模式。这些行为的例子包括向大气排放废气、向水体排放固态或液态废物、产生空气振动、营造美不胜收的全景（例如，农场景观）、培育人力资本(例如，教育)。
但我们没有客观理由就此打住。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重复性的行为，比如保持个人卫生、对他人礼貌（或粗鲁）、工作努力（或懒惰）、按时起床和睡觉（或作息缺乏规律）、做一个慈爱（或不称职）的父亲、丈夫、母亲或妻子。这张清单还可以持续不停地补充。
因此，根据外部性的定义，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符合接受国家管制的条件。但更仔细的审查，揭示了为什么这是一个肤浅的结论。
国家可不是某一种神奇的力量——按照和人类行为法则不同的法则行事。国家机器也由人组成，因此和任何其他一组个人一样，都受相同的（行动学）逻辑约束。因此，就像任何其他人的行为一样，政府官员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难以估量的外部效应。
像任何人一样，他们也不能确定其行为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福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即使我们假设外部性内部化是最终的规范性原则，依靠一组个人来执行这一原则，也没有多大意义。
最后，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外部性是自然法则的结果，而不是完全竞争模型中的某种反常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该关心其行为如何影响他人。
这个结论只是意味着，我们如果要忠实于人类行为外部效应的性质，就必须承认，外部性的内部化（作为功利主义权利理论的一个分支）对于伦理标准而言是个差劲的选择，这纯粹只是因为没有任何人的行为能够企及这个标准。故我们有充分理由去评估其他评价人的行为的（伦理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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