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帮派的经济学
☄ 了解供求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会有监狱帮派，为什么理性人会做出看似毫无意义的行为。
为什么囚犯会加入监狱帮派？
答案就是，和其他人一样，囚犯也会对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做出反应。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一个行动过程的代价变得高昂，人们就会减少行动。反之亦然。
主观偏好协助人们决定如何衡量成本和收益，且在审视人们的决定时不能忽略这些因素。仅仅因为不享有囚犯的偏好，或因境况与之相异，我们就忽视他们的偏好，是无助于解答这个问题的。
在美国的刑罚体系中，监狱帮派并非自始自终地存在；故了解其形成发展的因素，是以理性行动人的视角看待囚犯的关键。对监狱帮派的一种解释是，他们提供了许多犯人需要的服务。
例如，监狱帮派可以提供和政府机构类似的服务但那些关在监狱里的人，缺乏正式使用外部常见的治理机制的渠道。监狱内部缺乏一家一般方式的“政府”（或其他正式的治理机构），这意味着以非正式规范为基础的行为体系对于规范行为是必要的。
在监狱帮派出现之前，历史上分散化的规范对于囚犯的自治已经足够。规范有助于确定什么是社会允许的行为，比如为别人持着门。在监狱里，没有正式法律规定这些非正式规则。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非正式规则逐渐发展起来，并且 是一种廉价的治理方式。
这种治理方式一直有效，直到监狱人口变得太多太庞大。此时，要记住什么可不可以接受等等相关信息，成本太过于高昂。接着就出现了组织，以便解决那些需要规范处理的许多问题，不过是通过集中化的过程。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监狱系统中存在的一套规范，通常被称为“罪犯法典”，以永不协助官员及同时尊重同狱囚犯为基础。这些规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囚犯必须设法找到和陌生人间进行互利行为的方式。没有这种方式也就不会有（比如说）黑市。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监狱人口激增之前，分散的惩罚机制是阻止不诚实行为的有力手段。但随着人口增长，他们也变得更年轻、更暴力。这损害了“罪犯法典”的有效性。
这些不断变迁的监狱文化让规矩失效，并为监狱帮派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帮派不是随机形成的，而是通过在帮派成员之间建立互利纽带来填补权力真空。当常规治理不能保护私有产权时，组织可以提供保护。这种事在监狱外也会发生：从历史上看，意大利黑手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地下世界的社会秩序》中，大卫·斯卡贝克（David Skarbek）将墨西哥黑帮确定为第一个监狱帮派。这一大帮派主要由来自加州街头帮派的西班牙裔组成。他们在加州各所监狱之间活动时，影响力扩散了开来，为保护和竞争非法监狱市场，其他帮派也纷纷形成。
导致帮派形成的另一因素，是对违禁品需求日益增加。根据加州惩教局的数据，1959年报告显示有26%的犯人吸毒成瘾，而1978年这一比例为82%。这一巨大的增长，部分是由于尼克松总统的禁毒战争，这场战争调整了许多量刑实践。这些囚犯消费者为监狱毒贩提供了巨大的利润动机。
监狱毒贩必须能够阻止机会主义行为并确保质量。由于在监狱里交易违禁品的固有危险，帮派相对于个人在贩卖麻醉品方面具有优势。黑帮非常成功地发出可信的暴力威胁，以阻止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受益于地下世界的规模经济，享有着广泛的贩运网络。
监狱帮派有许多贸易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和中世纪的城镇差不多。中世纪商人往往确定不了其他商人的可信度，以至于察觉不到未来的交易，也没法让不诚实商人的名声受损。社团体系克服了这一问题。在这一体系中，个人声誉基于各自社团的声誉。这鼓励了非人格化交易和监督同伴的行为。
以帮派声誉为基础，促进了彼此不熟悉的合作者进行交易，监狱帮派也满足了同样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搭便车”问题，人们会试图为了获得好处而谎称自己是帮派成员。因为存在许多不同的信号来区分成员和非成员，握手和纹身就是有力的例子。
监狱中人口众多，派系林立，竞争激烈，因此，帮派有着强大的种族基础，也就不足为奇了。种族是一种很容易识别却极难改变的东西。在人人每天24小时着装一模一样的地方，种族提供了一种廉价的身份识别方法。
团体可以围绕其他相似点形成，比如宗教。但非基于种族的方法，更难以学习和识别，这让种族成为区分各社团最强有力的方式之一。
先前没有种族主义行为的囚犯，被扔进一个种族隔离的世界，只能要么适应、要么受苦。斯卡贝克在《地下世界的社会秩序》一书中指出，新来犯人常在到达几天内，就有人凑到跟前，告知他们监狱里的规矩。
今天，监狱帮派在刑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派会分配宝贵的资源，比如娱乐场所。由于设备质量或战略原因，有些区域比其他区域更受欢迎。帮派通常将暴力视为解决这些公共区域使用冲突的有效方法。这进一步激励了个人入伙，以便更轻松地捱过狱中时光。
监狱帮派也要对他们成员的行为负责，保持良好的集体声誉，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即使这意味着要让人害怕。惩罚有帮派的内部机制，以解决个人之间以及非法市场上的冲突和争端。由于这些市场的存在和贸易帮派的盈利需要，他们实际上有最小化暴力的动机。暴力会吸引注意力，阻碍正常运转持续下去，这让非暴力解决方案成了最有利可图的选择。
虽然帮派的确提供了许多与互助协会相同的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参与了许多掠夺性行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削弱了（不成文的）“罪犯法典”的效力，从而导致了现状。帮派不仅出现，而且满足了治理的需要，同时也提高了黑市的效率。
了解供求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会有监狱帮派，为什么理性人会做出看似毫无意义的行为。毕竟，（将亚当·斯密的话改写一下，）犯人们期待所需的违禁品不是借着帮派成员的仁慈，而是借着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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