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和经验数据的局限性

☄ 现代“经济学家”无视人的行为，抛弃了经济科学的真正基础。

经济学分析和经验数据的局限性

❦文：杰伊·恩格尔（C Jay Engel）

译：禅心云起

我们生活在“反先验知识”的时代；彻底拒绝任何独立于“数据”而存在的理论。这种拒绝接受乃至不考虑理论重要性的态度，标榜自身忠实于“证据”、“铁一般的事实”，以及不依赖意识形态化的、带有偏见的解释。对不依赖理论或解释的“事实”有用性无论采取什么挑衅行为，都被视为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因此被认为是种怪癖——应该予以不容商议的鄙视。

将社会科学当成一系列不需要解释的、不带遮掩的事实，几乎不考虑因果关系、定义和假设，以及有意志的人类行为的存在。实际情况是，对于任何理性探究的尝试，我们只会听到 “你不能和事实争辩”的高调回应。

例如，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和凯茜·纽曼（Cathy Newman）最近的对话成了热门。纽曼不断强调她拥有“坦率的事实”，仿佛事实可以自我解释似的。当然，“事实”是“存在性别工资差距”。彼得森指出，重要的是解释这一现象，解释它为什么“存在”（为了便于论证，姑且假设它确实存在）。通过研究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我们也许能够确定其不合理性。

但纽曼打算不假思索地重复：“但它确实存在！这是一个事实！”就好像声明本身就证明了它是某种社会的大祸害。

受这种思维方式影响最深的领域之一，就是经济科学领域。经济评论家已沉迷于数据点取向的、极端依赖于数学、统计、公式和其他模型的叙述，并以之取代理论。这样，他们让经济学脱离了它真正的基本前提：在一个资源稀缺和生活环境变化不居世界里的个人行为。

一个相关实例，可以在收入不平等的时兴社会叙事中找到，它最近被法国新左派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学术化”。作为他整本书基础的关键公式表示为：α= r  X β。这个公式要传达的一切信息是：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比例（α）等于资本回报率（r）乘以资本存量对国民收入的比率（β）。如果你认为这个公式是不可抗拒的，耐心听我说几句，你不需要完全理解它，就可以明白我的观点。

正如兰德尔·霍尔科姆（Randall Holcombe）在评皮凯蒂的书时说，这只是一个“会计恒等式”。也就是说，资本家（资本所有者）的收入等于回报率乘以资本资产的美元价值，从数学上是讲得通的。如果他拥有100美元资本，回报率是4%，他的收入是4美元。然而，霍尔科姆敏锐地观察到：

“皮凯蒂方程α= r ✕β把所有个人决策加总起来，尽管这从会计意义上说是准确的——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却是误导性的。”

也就是说，没有理论，我们只有一个公式，而这个公式必须解释自己。皮凯蒂，手中没有基础性经济学理论，他使用这个公式的方式，让人觉得资本家获得收入，只是因为他拥有资本。但从经济学上讲，在理论指导下，我们有能力认识到其中的因果关系，从而让皮凯蒂叙述中对该公式的使用彻底站不住脚。

皮凯蒂不考虑资本与资本产生的收入之间的基础性关系（这只能通过思考人的行为的蕴涵来进行分析），故没有任何理论可以阻止他在得出结论时犯错：获得资本回报率是一个消极的活动；它不需要资本家做出任何经济贡献。

但资本的价值（β）可不是仅仅“存在”就能为它的主人带来收入。确切说，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将资本投入生产性用途所能获得的现金流！因此，霍尔科姆认为：

“皮凯蒂使用α= r✕β这个关系式，但描述经济关系的更准确方式是β=α/r。两个表达式在数学上是等价的，但皮凯蒂的表示方式，假定资本价值决定了它的回报，而不是经济学上更准确的描述，即资本产生的回报决定了其价值。” 

进一步阐明霍尔科姆的观点：没有理论的公式任人揉捏，只要我们一用心领会经济关系，它就变得毫无用处。资本必须以产生正收益的某种方式得到使用。因此，资本只有在其使用对其他人有利（正如这些人的自愿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回报。如果不以这种方式来利用资本，就会带来亏损，即负收益。

这一切都表明，“数据”只能描述过去的现象——永远无法解释现象。正如哲学家戈登·克拉克（Gordon Clark）指出的那样：“对事实的陈述不是解释：它本身需要解释。”搜罗数据不能得出经济规律；这是因为经验数据积累本身并没有考虑到人的意志和行为。凡抽去人本身特质的经济科学努力有着根本缺陷，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忽视人的行为，就抛弃了经济科学的真正基础。对这些问题的现代研究，采用了从自然科学中借来的方法。就上述情况，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描述道：

“建构模型：经济学，还有最近的政治学，一直深受‘建构模型’之害。人们不再发展理论；他们‘建构’社会或经济的模型。然而，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一概念的特有的不合宜。一个工程模型是对真实世界给定结构中既存关系的一个精确复制，按定量比例精确地缩小；但是，经济和政治理论的‘模型’不过是几个方程和概念，充其量只能近似于经济或社会众多关系中的一小部分。

测量：计量经济学会最初的格言是‘科学就是测量’，这一理念原封不动地从自然科学中转嫁而来。如果大家都认识到测量这个概念本身意味着必须有一个外延的客观单位为尺度，那么在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疯狂而徒劳地测量内涵的心理强度的努力就会消失。但意识的强度必然是内涵的，因此无法测量。

数学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和哲学中,不仅仅使用测量，而且普遍使用数学方法，这也是一种从自然科学中不合理地转嫁而来的方法。首先，一个数学方程意味存在着可以相等的量，而等量又意味着这些量有测量单位。其次，数学关系是用函数式表达的；也就是说，变量是相互依存的，确定因变量，取决于哪一个是给定的，哪一个是变动的。这种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实体本身不提供其运动的原因，运动是由各实体（这些实体及与之相互作用的实体）性质之间可发现的定量规律所决定的。但在人的行为中，人的意识的自由意志选择是原因，而这种因又产生一定的果。因此，将‘函数’这样一个（变量间）相互依存的数学概念运用于经济学是不恰当的。

事实上，计量经济学中频繁使用的‘变量’概念本身也不合理，因为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发现常数才能得出规律。只有当某些东西不是变动的而是恒定的，‘变量’这个概念才有其意义。然而在人的行为中，自由意志排除了任何定量常数（包括恒定的测量单位）。所有试图发现这些常数（例如严格的货币数量论或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函数’）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

最后，像微积分之类数理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对研究人的行为是完全不适用的，因为它们假定了无限小的连续性；虽然这些概念可以合理地描述物质粒子被完全决定的路径，但它们在描述一个人有意志的行为时是严重误导性的。这种有意志的行为只能以各个不连续的、非无穷小的步骤发生，这些步骤要大到足以被人的意识所感知。因此，微积分的连续性假设不适用于行动人的研究。”

在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学家中，米塞斯也许是最敏锐地意识到不依赖于“数据”的理论的重要性：

“例如，在谈论苏维埃制度时，你就不能不借助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在讨论工资和工时法案时，你就不能不借助于工资、利润、利息和价格理论，也就是市场社会的一般理论。‘纯粹的事实’——让我们暂且把是否存在这一回事的认识论问题撇在一边——就可以任人解释的。这些解释需要运用理论上的洞见来加以阐明。

经济学不仅不源于经验，甚至其理论也不可能借助经验来验证。我们必须反复强调，任何复杂现象的经验，可以而且的确有不同的解释方式。同样的事实，同样的统计数据，可以成为相互矛盾理论的所谓证明。” 

因此：

“历史经验（每个经济经验都是历史性的，鉴于它是以往经历之事）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一般假想的那样。经济学理论不是源于经验。相反，它是理解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工具。经济史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定经济学理论的教义。相反，正是经济学理论使我们有可能构想过去的经济事实。” 

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任何一组数据或其他观测现象，都可以用理论工具来解释。但这样的解释只给我们提供了历史信息——关于几乎无限数目变量特定安排和组合的信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考虑某个价格结构和产品要素安排，考虑某些消费者偏好，考虑商业周期处于哪个阶段，考虑利率，考虑其他很多因素，可以得出特定情况的一定结论，但只是极为模糊不清的。结论也许有趣，但仅仅是历史性的，与经济学理论无关。因此，理论和历史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人的行动的蕴含，后者只是观察过往事件而得的模糊知识。

作为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我们不需要委内瑞拉等国的惨痛经验来“教会我们”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不可行性。我们也不需要引用历史上全权国家的大规模谋杀事件，来证明这种制度安排不可避免的崩溃。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就是行不通的。作为一项民主政策的干预主义，也抵触于我们对行动人本质的认知。经济理论本身警告那些谨慎的思考者，无论是对自由市场零星式的干预，还是政府的全面集中控制，都会带来阻止文明进步的效应。计量经济学家泡制的数据、公式和实证研究从根基上就要受到有力挑战：要说这些东西本身能给经济学理论和政府政策带来什么贡献，都是毫无根据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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