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的“僵尸思想”：我们自己欠自己的
☄ 经过更严格审视，“我们欠我们自己”不过是迎合需要的凭空虚构，它可以让政府在今天得到它想要的消费，同时把账单强加给未来的几代人。☄ 它一再被理论和证据所击中要害，但仍在经济学领域内四处游荡，寻找新鲜的大脑以供食用。
克鲁格曼的“僵尸思想”：
——我们自己欠自己的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创造了“僵尸思想”(zombie ideas)一词，用来描述“屡屡被证据击中要害，但仍在蹒跚前行、难以抑制的政策思想，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契合政治议程”。
然而，克鲁格曼本人唤醒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僵尸：高政府赤字并不像个人背负的沉重债务那样危险，究其根源，国债是“我们自己欠自己的钱”。在回应一篇将债务对后代造成的危险与气候变化相提并论的文章时，他更加固执己见。
克鲁格曼在他的博客上反复谈论了这个话题。这是他在欧元区危机期间和大衰退之后的常见做法，当时两党都在努力削减未来赤字，以防止未来出现希腊式的债务危机。
与大多数荒诞说法一样，这种主张也有一点可信之处。国债确实在几个显著方面，不同于个人和家庭所承担的债务。承担和偿还债务的个人生命有限。政府可不是这样；它能把债务转嫁给未来几代人承担。只要人们愿意借钱给政府，且政府到期时能够偿还债务，政府债务就能永久地存续下去。且在一定程度上，债务是由国内公民所有，用于偿还债务的钱不必离开本国经济体。
他认为，担心国家债务负担可能转嫁给未来几代人的说法是荒谬。话虽如此，这一事实并没有消除反克鲁格曼观点的海量证据。以下是这一观点存在着根本性缺陷的一些原因。
国家债务很大一部分
是欠外国人的
首先，国家债务并不完全是欠“我们自己”的（也就是说，它完全由美国公民所有）。近1/3的美国债务（22万亿美元债务中的6.636万亿美元）由外国政府和国际投资者持有。
这未必是件坏事。外国人向美国政府提供贷款的意愿，帮助美国国债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使未来纳税人偿还国债利息的成本更低。如果美国政府为了支持合理举措（比如说，打赢二战）和促进未来增长的支出计划而出现赤字，我们应该欢迎来自外国投资者的资金，无论他们是什么国籍。
然而，这削弱了克鲁格曼观点的基础，即偿还债务不会给未来纳税人和未来经济带来负担，因为这些钱将“留在美国经济体中”。
“我们”这个集合谬误和
未来纳税人确实在“付账”的现实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克鲁格曼犯了布德罗（Don Boudreaux）所说的“‘我们’这个集合谬误”。即使整个国家债务都由美国公民持有，“我们”欠“我们自己”的债务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欠下债务并从中受益的个人，和必须承担偿还债务负担的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人。”
一旦我们不再使用像“我们”和“我们自己”这样的集体代名词来描述所有美国人，我们就能更清楚地了解国债给谁带来好处、给谁带来损失。
当前的纳税人和公民显然受益；他们从增加的政府开支中得到好处，而不必负担这些开支的全部代价。未来的纳税人和公民，在债务到期时不得不偿还债务，显然受到了损害。他们必须支付更高的税款，以偿还上一代人所欠下的债务。
即使老一辈人在逝世前就卖给他们债券，这种见解仍然是正确的。正如如布坎南（James Buchanan）数十年前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未来几代人首先必须从前几代人手中购买这些债券。而且，为了购买这些债券，他们就必须首先减少消费。正是减少消费——而不是当债务到期时必须支付的更高税收（根据假设，他们作为债券持有人，钱会直接流回他们手中）——才是政府债务强加给未来几代人的真正成本。
政府债务“挤出”私人投资
造成无谓损失
“我们欠我们自己”这一观点，还掩盖了两个最重要的论点，即为什么赤字支出对纳税人或未来经济而言不是免费的午餐。
首先，赤字开支挤出了私人投资。如果政府增加1万亿美元债务来资助一个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它从投资者那里借来1万亿美元，这笔钱本来可以用于私人投资。大规模赤字支出引发可贷资金需求增加，也会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换言之，所有必须用于这些项目的劳动力和资本，必须从其他通常更具生产效率的项目那里夺过来。所有这些赤字支出“看不见的成本”都值得高度关注。
公平地说，克鲁格曼并不否认挤出效应的存在。但他认为“挤出效应”仅在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才适用。如果经济陷入衰退，就不会出现挤出现象，因为赤字融资项目所利用的实际资源本来就是闲置的，并不是从私人部门项目那里挤占而来。
即使这种貌似合理的说法也存在争议。在大衰退时期，“挤出效应”仍然是个问题。经济中存在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赤字支出项目可以完美地瞄准这些闲置资源。
最后，为偿还债务而增加的税收会造成经济的无谓损失。凡税收必然是扭曲的。更高的所得税不利于勤勉。更高的资本利得税不利于投资。更高的工资税不利于就业。等等。因此，任何形式的高税收都妨碍了生产，意味着某些交易的好处将无法实现。
结论
“我们自己欠自己的”这一论点，自身显然有一种肤浅的吸引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自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推翻“老的正统财政理论”以来，该理论一直作为一个重要观点流传至今的原因。
但是，经过更严格审视，“我们欠我们自己”不过是迎合需要的凭空虚构，它可以让政府在今天得到它想要的消费，同时把账单强加给未来的几代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观点包含了克鲁格曼讽之为“僵尸思想”的所有基本要素。它一再被理论和证据所击中要害，但仍在经济学领域内四处游荡，寻找新鲜的大脑以供食用。
附录：思想实验
一个简单的数字示例应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假设政府今天决定在基础设施上投资1万亿美元。它通过发行30年期国债来资助这个项目。为简单起见，假设只有两代美国人(年长的和年轻的)，债券只由美国人购买，利率0%，没有通货膨胀(显然这些假设是不现实的，但请多担待)。现在假设29年后，即将退休的原债券持有人，决定以1万亿美元价格将债券转手给年轻一代。第二年，政府对年轻一代（尽管他们显然不太“年轻”）增税1万亿美元，终于用这笔钱偿还了债券。
根据克鲁格曼的观点，年轻一代根本没有受到损害。毕竟，只要他们从老一代手中购买债券，当30年国债赎回时，他们不得不多支付的1万亿美元税款，完全被他们作为债券持有人收到的1万亿美元所抵消了。他们的税收增加了1万亿美元，但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这就打了平手。
但实际并非平手。克鲁格曼忽略的是，年轻一代必须减少消费，才能在29年后为这些债券支付1万亿美元。所有因素加起来，年轻一代在第29年支付了1万亿美元（他们的账户借记1万亿美元)，然后在第30年为更高的税收支付额外的1万亿美元（他们的账户借记1万亿美元)之前收到持有这些债券支付的1万亿美元（他们的账户贷记1万亿美元)。
考虑到以上种种，年轻一代人显然净负担了1万亿美元债务来偿还老一代人的债务。这和老一代人完全不转手债券没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代际转移会更明显：年轻一代将多支付1万亿美元税收，直接用于老一代人债券的赎回。
这一切都表明，债务负担不会在我们将其传递给后代时神奇地消失。你可以像谚语中所说的那样，把那个罐子一路踢下去，但这条路最终会在某处结束（意思就是：你可以不面对乃至拖延问题的解决，但问题最终总要得到解决）。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将该账单传递给后代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原初的债券持有人是自愿牺牲当前消费来购买这些债券的。但显然，对于这种安排的任何一部分，未来几代人可不是自愿同意的。他们的税收被提高了，以便偿还前人所欠下的债务。这不仅不道德，还是不民主的，因为后代没有机会对起初的开支进行投票。因此，无论从伦理还是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最好用今天更高的税收（而不是用明天更高的税收）来资助更高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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