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需要战胜什么样的不平等？
☄ 如果我们在理智上诚实，就没有理由屈从于市场是不满根源的左翼叙事。
智利需要战胜什么样的不平等？
❦文：何塞·尼诺（José Niño）米塞斯学院
译 禅心云起
对所谓“经济不平等”的嘲笑，在智利经济模式的批评者中颇为盛行。智利在过去40年里取得的经济成就，还不足以让那些音量最高的吹毛求疵者闭嘴。为了尽其所能地找到漏洞，他们经常援引智利的不平等来表示担忧。
对于不平等的抱怨，一直是智利过去十年政治抗议的核心——从2011年学生抗议到去年的全国性抗议。
不管智利取得了多大进步，批评家坚持认为，挥之不去的不平等，足以证明芝加哥学派倡导的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必须重蹈中央集权的老路。
说千道万，不平等是智利的致命弱点吗?
数百年来，智利饱受诟病的不平等（贫富差距）一直居高不下，但根据世界银行报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差距明显缩小了。
智利1990年的基尼系数是57.2。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基尼系数衡量的是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为0表示完全平等，为1表示完全不平等。智利的基尼系数起初高于平均水平，令国际观察人士忧心忡忡，引发了对市场导向政策可持续性的质疑。但许多智利发展成就的怀疑者经常忽视的是，不平等在整个拉美政治经济中普遍存在。
事实上，2018年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发现，智利的不平等排名已经下降到了拉美平均水准以下。智利现在的不平等程度低于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的财政部长罗德里戈·瓦德斯还发现，从1990年到2015年，收入最低的智利人，所得增长了439%；而10%收入最高者，所得仅增长208%。天主教大学教授劳迪奥·萨佩利的研究同样表明，智利的不平等差距正在缩小，而且可能与西班牙、美国等国处于同一范围。
围绕不平等这一问题，人们变得歇斯底里，但还是有建设性的方法来加以讨论。资本主义造成了不平等的普遍信念是种误导。不平等是人类的一个特征，不管政策如何调整，不平等都会以某种形态存在。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明白，不平等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缺陷，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应该接受的一个特征：
“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正是这种手段，令消费者至高无上，权力在握，让所有从事生产的人，都要服从他们的命令。它驱使生产者竭尽全力，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它让竞争发挥作用。为消费者实现最优服务的人，获利最多，财源滚滚。”
然而，公共政策也会造成各种形式的财富不平等。自由市场支持者不应立即忽视对不平等的担忧。瑞安·麦克马肯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平等并非“仅仅是有益市场过程的的结果（…）从而没必要仔细研究”。相反，通过“确定什么可归因于有益的市场自由，什么可以归因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来分析不平等，是一种头脑更加冷静的方法。
当今世界，“管理型国家”㊟几乎到处可见；它的触角伸至私营领域的每一部分，到处带来扭曲。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视不平等，试图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给它贴标签，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 管理型国家(managerial state)这个概念的变体包括治疗型国家、福利-战争国家、行政国家，以及温和的极权主义，它代表着一种历史走向，即“法律被行政命令取代，联邦制被行政专制取代，有限政府被无限国家取代。”它以平等或积极权利等抽象目标的名义行事，并利用其道德优越感、征税权和财富再分配的权力来维持本身的权力。
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应该对央行的作用提出质疑
中央银行的例子尤其显著。路易斯•鲁瓦内指出，央行在迅速造成财富不平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考虑一下“坎蒂隆效应”。
这一效应以一名法裔爱尔兰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他就是理查德·坎蒂隆。18世纪初，坎蒂隆亲眼目睹了约翰•劳掌权下法定货币制度的通胀效应。坎蒂隆效应详细描述了新钱的第一批入手者，如何享受到收入的增长，而新钱的最后一批入手者，随着通胀出现，如何遭遇了购买力下降。
中央银行，一度被许多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如今已被全世界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独断地接受，并被当成了一个运转顺畅经济体的正常特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宽松货币政策的鼓吹者中，许多人也在抱怨不平等，完全忽视了加剧不平等的最大机构之一——中央银行。
我敢打赌，绝大多数智利抗议者和左翼权威人士都没有在谈论“坎蒂隆效应”，更不用说呼吁智利中央银行关门了。他们对不平等的讨论，大多都困死在对资本主义和不平等予以肤浅批评的简单纲领上——无论这种不平等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如前所述，种种数据表明，智利的不平等程度在下降，但人们仍在抗议该国严重的不平等危机。不出所料，抗议者要求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在理智上诚实，就没有理由屈从于市场是这种不满根源的左翼叙事。
认为智利是一个自由放任的镀金时代国家，充其量是一种误导。在过去的十年里，特别是在巴切莱特总统任期内（2014-18年），国家有了相当大的扩张。智利进步基金会执行董事阿克塞尔·凯泽指出，在过去十年里，智利政府的规模扩大了50%。
智利在世界银行集团营商环境排名中也出现了下滑。目前，智利排在第57位。相比之下，智利2012年排名第33位。根据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经济自由指数，智利经济自由度也遇到了类似的下降。2012年，智利是全球排名第7的自由经济体，但在2019年，下滑至第18位。这种下滑并不代表着末日景象，但确实表明了，智利越来越接受政府加大经济控制力的观念。
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里，智利的中央集权水平在不断提高。在另一份报告中，OECD发现，2000年至2016年间，首都都会区对全国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0%。在公共支出方面，智利各地方政府仅占12.5%，而OECD平均水平约为56.9%。
这种中央集权让许多智利人感到窒息。他们不得不像沙丁鱼一样挤进首都的地铁系统，交通拥堵日趋严重。人们还普遍认为，政府的大部分慷慨赏赐给了圣地亚哥，而外围地区仅得到了残羹剩饭。相较于可能涉及创设更多政府项目以应对不平等的传统策略，解决智利日益扩张的中央集权问题，也许是更明智的选择。
像不平等这样的主题，需要的是深思熟虑，不能简化为重复老套的潦草观点。然而，对觉察到的不平等大发脾气，然后又轻率地利用国家来试图解决问题，表明了缺乏成熟和远见。在拉丁美洲，领导人目光短浅引发的不稳定比比皆是。这里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动荡样本库。
智利当然不必为这本已然详尽的失意文选再添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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