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期间应如何兼顾效率和慈善——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

☄  就和救援人员在灾区如果不能使用手机或对讲机会阻碍救援工作一样，德克萨斯州政府官员禁止市场价格从而不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顺畅交流时，也会妨碍人们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

大灾期间应如何兼顾效率和慈善❦文：罗伯特·墨菲
>>Robert P. Murph<<译 禅心云起

就像自然灾害之后经常发生的那样，德克萨斯州政府官员目前（本文写于2017年哈维飓风期间）正在调查所谓“哄抬物价”（price gouging）。在州长宣布灾难后,总检察长办公室提醒居民说，这种行为是非法的。这是贪婪与利他、市场与慈善之间表面上对立的一个典型例子。

经济学家知道供应短缺、需求激增时让价格升高以“出清市场”的标准推理。这些都是重要的观点，我将在下面进行回顾。

与此同时，我认为，在向公众热心宣讲如何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时，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往往忘记了灾难来临时强调个人道德的这一重要方面。具体而言，如果某些人只是因为他们碰巧拥有突然变得稀罕的物品，而获得真正的“意外之财”，那么这些人可以用自愿的方式，把这笔意外之财捐献出来，支援救灾工作。这样，他们毫无疑问就不会从邻居的痛苦中获利。而市场价格仍然能够发挥其有价值的功能，向经济系统中每一个人传递有关供求的信息。且由于幸运者向不幸者提供了慈善救助，大自然造成的损失得到了更均匀的分配。

让价格出清市场的标准论证

一场自然灾害过后，某些商品的供应——如瓶装水、汽油、手电筒和罐头食品——变得更加紧俏，而这些商品的需求则一路飙升。因此，“市场出清的价格”，即供给量等于需求量的那个位置，也就可能会大幅上升。（有报道称，休斯顿的一家便利店每箱瓶装水售价99美元，每加仑汽油售价20美元。）

显然大多数人会觉得这个结果很可怕，然后政府官员会向公众保证，这种行为不会被容忍。

即便如此，经济学家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价格上升的社会效益。我们可以把这些效益分为来自供给端的和来自需求端的好处。大卫·亨德森（David R. Henderson，加拿大裔美国经济学家和作家，1982年至1984年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最近在《汤姆·伍兹秀》（Thomas Ernest Woods Jr.，美国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员，《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汤姆·伍兹秀是一个由他主持的播客）上对此有精彩的讨论。

好处1：召集更多的物资供应

在供应方面，高得多的价格就像一个扩音器，向世界其他地方大声宣告：“休斯顿需要更多的瓶装水和汽油啦!”虽然我们可能会漫不经心地说，自然灾害过后，这些物品的供应是固定的，但严格来讲，这是不正确的。除了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例如雪崩或辐射泄漏），外来人士的确可以带来额外数量的这些珍贵物资。

道德确实在这里起了作用。例如，一家距离休斯顿仅1小时车程且拥有大型货车的便利店主，也许会决定取消他打高尔夫球的计划，不辞辛苦地往返几次，以捐赠方式提供或以“成本”价出售其所拥有的任何物资供应，以便在缓解苦难方面，尽自己的一份贡献。当新闻媒体报道了洪水有多么严重时，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会说，对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来说，这是“应该做的好事”。

但一个住在离休斯顿有6小时车程的便利店老板呢？为了弥补他必须做出的一些牺牲，他收取的费用要比“成本价”甚至“正常零售价”稍高一些——不仅将汽油损耗，还将误工的机会成本也算入其中——如果他要往返一次或多次，这是可以接受的吗？

当改变条件时，我们美国人会开始对那些碰巧能够获得急需物资的人的道德义务产生分歧。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实际上，一旦他们将这些物品在这座被洪水围困的城市销售时，我们允许他们对这些物品收取的价格越放松，就会有越多人最终会决定协助将水、汽油、手电筒和其他物品运进休斯顿。

还要记住，这条“向上倾斜的供应曲线”——也就是说，随着价格上升，在休斯敦就会有更多（比如说）瓶装水——不仅在地理空间上起作用，而且在时间上也起作用。

好处2：储存货物以备不时之需

例如，假设一家杂货店经理听到飓风即将来袭的消息。如果她相信当局会允许商家按市场承受力定价，那么她可能会决定在仓库里多放几箱水、手电筒、电池、发电机，等等。她知道，如果风暴的结果是一个“空心汉堡”（美俚，指预想落空），她将不得不在下周进行一次挥泪大甩卖，以便清除多余库存。（毕竟，在飓风来袭使她充实仓库之前，她大概已拥有了最佳库存。）

然而，只要我们假设中的杂货店经理知道，在发生水灾时，法律将允许她收取（例如）常规价格的四倍，和她知道当局会因她“哄抬价格”而惩罚其决定的情况相比，那么她也许会更愿意冒着预测出错的风险，在仓库里面装载更多单位的物资。

类似推理也适用于加油站所有者，他们也许有能力灌入数量超级庞大的油料库存（也许通过额外卡车运入，并保留在仓储中），但只有在他们认为汽油市价将有可能打破（比如说）10美元，且当局允许他们收取这样的油价，他们才愿意承担这笔额外的费用。

这些例子说明了，当飓风袭击休斯顿时，当地政府对“哄抬价格”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瓶装水、汽油、电池等等物资的“库存”。在一个自愿交易在法律上一度神圣不可侵犯的环境中，企业主甚至纯粹的投机者却没有像他们本该做的那样，尽可能多地运来这些货物。

在接受伍兹采访时，亨德森也谈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即更高的价格，会促使店主将货物留到人们更急需的时候再来出售。我会用一个假设的故事说明他的观点：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由于禁止“哄抬价格”，坐拥好几托盘瓶装水的休斯顿店主，可能只会在第一天把它们全部销掉，然后就离开这座城市，因为没什么事留给他做了。然而，如果当局和公众不谴责店主以真实市价出售瓶装水，他可能会推断，“如今在这个街区，瓶装水价格是每箱10美元。但如果雨下个不停，清理街道的时间比人们预期的要长，我完全有可能把剩下的50箱留在后边的储藏室，几天之后，以每箱50美元价格卖掉。一想到能多挣2,000美元，我在店里多睡几天也不离开休斯顿，就是值得的。”

这种类型的分析表明，不仅我们要用高价告诉阿肯色州的商家，他们应该在休斯顿（最缺水的地方）卖一些瓶装水，而不是在小石城全部销售掉，而且也告诉在休斯顿的商家，他们应该在飓风后第五天（最缺水的时候）卖一些瓶装水，而不是第一天就全部销售掉。

好处三：鼓励节约

在前一节中，我们概述了价格上升带来了关键产品供应量增加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让价格上升也会鼓励终端用户节约，这样任何给定的物品供应，都会在人们之间更一致地“配给”。

考虑瓶装水。一旦风暴来袭，某个家庭知道他们将被困在休斯敦洪水泛滥的街区好几天，他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跑到商店去囤积必需品。按照正常的零售价，一位母亲可能会购买10箱瓶装水，不仅用于饮用，还可能备来（比如）煮意大利面。毕竟，谁知道水电会瘫痪多久呢？她的理由是，如果情况尽早恢复了正常，她可以把这些箱子丢在储藏室里，在未来两个月里提取这些瓶装水。为防万一，储存一些水，没有什么坏处。

但当然，这正是我们不希望人们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每个被困家庭（比如说）平均只有3箱瓶装水。我们希望那些比邻居先到商店的人，对自己买了多少东西，要非常地审慎，因为他们需要把其他瓶装水单位留在货架上，以便下一个来的家庭能够买到。

这正是一个“岂有此理的”价格要做的。如果商店对一箱零售价通常为4美元的瓶装水收费20美元，我们假想的母亲就不会那么随随便便地往她的SUV里塞入10箱水。在受到了价格冲击之后，突然之间，用瓶装水煮意大利面似乎不再那么诱人了。也许她只会买3箱水，取而代之买一些金枪鱼罐头和蛋白质条。

说到汽油，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情况下，反哄抬规则有一种特别悖理之处。想象你是一名军事指挥官，你有成千上万车辆需要从海岸撤离，而你的海岸基地只备了有限的燃料。然而，在几个小时车程的内陆地区有很多加油站。你会怎么做?

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只允许你的部队在车辆中灌入足够到达下一个加油站的燃料。这会分散可用的燃料，这样你就可以疏散尽可能多的车辆。

现在回到现实世界：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路上，成千上万人希望从沿海地区撤离，由于炼油厂供应中断和其他瓶颈，如果不大幅提高价格，一些地方加油站可能会用完汽油。那些先到达加油站的幸运儿，自然会先把油箱加满，然后再上州际公路逃离鬼门关。然后不幸的后来者，就会看到加油站是空的，并可能最终停在洲际公路上。当局接下来面临的麻烦，就是如何处理那些不是因为洪水被困，而是因为在逃跑过程中耗尽了燃料的司机。

相反，如果一些相关加油站每加仑收费15美元，那么当暴风雨来袭时，那些油箱里还有（比如说）半箱汽油的车主就会说：“太离谱了!”然后回到高速公路上，看看50英里内价格是否更便宜。在15美元的价格上，只有那些即将用完汽油的车主才会买一些，他们甚至也只会购买足以让他们有些喘息空间的汽油。他们可能也会碰碰运气，希望他们如果远离风暴，汽油会更便宜。就像我们假想的军事指挥官一样，去中心化的价格系统，在车辆之间分配稀缺的燃料，让尽可能多的人撤离。

当别人受苦时，你却从中获利，这合乎道德吗?

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人在听到了这些熟悉的经济学家论证之后，只有后退一步。“是的，我们理解你关于‘效率’的观点，”他们说。“但是，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在灾难中，许多英雄挺身而出、迎接挑战，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有些便利店老板前一天碰巧得到了一批瓶装水，在邻居失去房子的时候却中了乐透彩票，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对此表示同情，也同意，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往往给人冷酷无情的印象，似乎与日常道德脱节。（事实上，这正是我在独立研究所的新书《教皇方济各与关爱社会》的结束语中所持的立场。）

然而，我认为，与其禁止店主收取“市场所能承受的价格”，还不如建议他们将自己真正的“意外之财”捐献给救援行动，从而避免个人从他人悲剧中获利。

例如，假设一个便利店老板碰巧坐拥100箱瓶装水，而这些水通常只卖4美元。（假设他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没有采取任何特别有预见力的措施来增加库存；这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持有的存货。）由于洪水泛滥，他意识到自己即使卖14美元还是很可能会卖光。所以他有可能获得潜在的1000美元（10美元价差x 100箱）的纯“意外之财”。

传统的道德家会说，不，他应该把价格保持在4美元。但在他们心里，不那样做，店主会把那1000美元装进口袋。

然而，假设不是这样，如里店主收取了14美元的全部费用，然后将这1000美元意外之财捐给了当地的救济机构，该机构再向那些被洪水从家中冲走、一无所有的家庭免费发放食物和干衣服。或者更明确地说，假设他把1000美元意外之财捐给了当地的一家组织，这家组织用这笔钱买了瓶装水，然后分发给绝望的人们，这又如何呢？

我们一旦沿着这条路径思考，就会看到，坚持瓶装水只收4美元的情况下，只意味着我们假设的店主是将其价值1000美元的慈善，集中于某些特定的休斯顿人——这些人碰巧走进他的商店，取出他们的信用卡，大手大脚地购买瓶装水。这些人是否就是休斯顿那一天最需要他捐赠1000美元善款的人呢？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结论

正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比其他学派经济学家更强调的那样，市场价格是一种信号，它使人们能够相互交流有价值的信息。就和救援人员在灾区如果不能使用手机或对讲机会阻碍救援工作一样，德州政府官员禁止市场价格从而不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顺畅交流时，也会妨碍人类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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