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重商主义增长引擎已陷入停滞
☄ 韩国要实现其潜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复苏，需要通过自由市场对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置，不受政府保护主义的妨碍。
韩国新重商主义增长引擎已陷入停滞❦文：米哈伊·马科维（Mihai Macovei）
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是自由市场投资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果。这一见解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所熟知。罗斯巴德认为，惟有自由市场才能确保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而政府支持的投资“要么是不当投资，要么根本不是投资，只是资产的白白浪费”。米塞斯解释了限制市场竞争如何将生产转移到条件较不利的地方，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然而，这一点仍有待韩国这类国家的理解。在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国家主导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似乎已达到了极限。
初看起来非凡的经济增长故事
韩国从上世纪60年代最贫困经济体之一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同时还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该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2018年几乎达到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人均GDP的平均值，而在1970年则不到OECD人均GDP平均值的1/6（图1）。7-10%的快速增长维持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增长是被高投资所推动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于1990年达到了40%的峰值，此后平均为32%左右（图2）。
快速工业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助韩国于2017年成为全球第五大制造品出口国。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看似非凡的成功背后，是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政府通过补贴和贸易及投资壁垒对大型企业集团，也就是闻名的“财阀”（chaebol）的支持，使三星、现代、LG、起亚和大宇（现已倒闭）等企业成为全球冠军。但是正如瑞安·麦克马肯所指出的，在韩国政府与企业的“合作”背后，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的经济机会被浪费掉了，这意味着中央决策和政府对大企业的偏袒，显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增长下滑，而生产率和消费滞后
当国家变富时，经济增长通常会减速。然而，韩国实际GDP增长的下降幅度过大，从上世纪80、90年代的7%-8%，一下子降至目前的3%以下。尽管投资率非常高，但在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放缓等因素的作用下，韩国的潜在产出也大幅下降。最重要的是，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GDP的快速增长。2018年韩国人均实际GDP要比OECD前一半国家低1/3，而劳动生产率要比相同样本低46% （图3）。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更长工作时间来弥补：韩国人的工作量比OECD平均水平高出15%，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30%。
为了换取较长的工作时间，韩国人必须满足于较低的工资和相对于GDP表现较低的私人消费水平。从1990年到201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韩国人均GDP和OECD平均水平的比值从43%增至94%，增长了一倍有余，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工资和OECD平均水平的比值从59%增至85%，增长要缓慢得多。这与较弱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一致，但也反映了财阀的垄断力量、极度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环境；还反映了一种低效率的工资模式：倾向于服务年限而非绩效，从而压低了工资水平以换取工作保障。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是OECD成员国中最低的。同样，家庭净可支配收入也在稳步下降，2018年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0%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5%和60%。
除了压低工资、高进口关税和国内公司之间受到限制的竞争之外，私人消费也遭到了损害，2018年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降至相当低的48%（图4）。由于家庭收入落后于GDP增长，消费和购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贷支持。2019年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92%，是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暴露无遗
根据主流的增长“配方”，韩国拥有极高的投资比例、极长工作时间和一流的研发支出（2017年占GDP的4.6％），应该有一流的经济表现才对。它在对资本和劳动力的定量利用方面看似出色。但是，如果没有这两者的有效结合，单凭资源利用的规模，是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只有自由市场才能确保将生产要素有效地分配给最具生产力的用途。在韩国，不幸的是，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受到严厉监管，无法执行资源优化的任务。
产品市场上有限的竞争，还有政府对赢家的选择，一直是韩国增长模式的内在特征。保护主义工具箱里，既有贸易和投资壁垒，也有补贴。与韩国在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在141个国家中排名第13）中的整体排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关税贸易开放度排名第91，非关税壁垒排名第77。同样，2018年该国外国直接投资（FDI）仅占GDP14%，而欧盟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5%和36%。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占GDP的22%，成了直接投资的净输出国。用于经济活动的预算补贴几乎是OECD平均水平的两倍。
特别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当财阀系统过度扩张、效率低下表现得极度明显时，政府致力于推动大企业缩小规模，为中小企业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既得利益者使市场自由化几乎不可能，政府转而通过信贷和其他财政补贴、降低税收、享受公共采购优惠以及对某些业务的独家经营权等方式，逐步将支持范围延伸到了中小企业。其结果是，财阀和中小企业现在都在受严格保护的分割市场上经营，而韩国的产品市场监管在OECD国家当中仍是第四严格的。
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也非常严格，久而久之导致了效率低下的二元劳动市场。在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中，韩国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裁员成本、雇佣和解雇便利度等排名仅接近于一百位。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大量非正式工作弥补了严格监管。非正式工约占总就业人数的1/3，而OECD国家当中这一比例为11%，他们的平均工资仅为正式工人工资的66%。相对于中小企业和服务行业缺乏吸引力的工作而言，大公司的高薪正式工作是稀缺的，而前者却面临着劳动力短缺。再加上教育错配（即过度的高学历教育），导致年轻人就业率相当低。
增长战略的转变犯了方向性错误
就像各家政府经常做的那样，在解决经济增长效率低下和消费低迷的问题上，韩国政府的行动是治标不治本的。2017年，新当选的总统文在寅宣布向国内收入导向型增长转型，主要通过再分配收入和刺激消费。在2018-2019年期间，政府大幅提高了累计30%的最低工资，将法定工作时间从每周68小时减少到52小时，并承诺增加约40%的公共就业。
不用说，这些措施让情况变得更糟，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战之后，这些措施与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叠加在一起。受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就业岗位减少的影响，韩国就业增长明显放缓，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来自公共部门和不稳定的兼职岗位。尽管采取了收入再分配措施，私人消费增长在2019年进一步放缓；受外国直接投资外流和企业搬迁等因素的打击，私人投资连续6个季度下降。总而言之，韩国的实际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3.2%下降到2019年的2%。除此之外，提振收入的措施代价高昂：预算余额预计将从2018年占GDP 2.6%的盈余，恶化到2020年占GDP1.4%的赤字。
明智的前进道路
韩国要实现其潜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复苏，需要通过自由市场对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置，不受政府保护主义的妨碍，无论这种保护主义是对占主导地位的财阀还是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真正的资本积累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支撑起市场设定的工资水平，同时不损害成本的竞争力。由于生产只是一种为消费服务的手段，按心愿自由选择消费量表，将为韩国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激励。
韩国的例子充分证明了米塞斯的主张，即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使人们变得更贫穷、更不满意。用米塞斯的原话来描述，
“有些人详细论述政府对生产活动所谓的激励。然而，政府没有办法激励某一生产部门，除非打击其它生产部门。政府从某些在市场未受干扰时会使用某种生产要素的部门，挪出该种生产要素、导向别的生产部门。（…）唯一要紧的是这个事实，即：人民被迫放弃某些他们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满足，而仅得到他们认为比较没有价值的满足作为弥补。（…）针对这些流行的谬误，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个不言可喻的道理，即：凡是政府能支用或投资的，都是从人民手中拿走的，政府的支用和投资每增加一分一毫，人民的支用和投资就相应地减少一分一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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