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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电影产业正在加速逃离加州?

禅心云起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2020-02-18


☄ 电影制片人只是想靠创作艺术为生。这已是一条需要艰难跋涉的道路。当另一条坦途展现在眼前时,毫不意外,许多人会选择它,放弃更险阻的道路。☄ 人才从加州的外流将不会停止,直到它恢复当初使好莱坞成为世界娱乐之都的那种相关联的经济自由。


什么电影产业正在加速逃离

加利福尼亚州

❦文:詹·马菲桑蒂(Jen Maffessanti)

本文原载于Fee.org

译 禅心云起


啊,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圣地。成千上万想要成为演员、编剧和导演的人,涌向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去实现他(她)们的明星梦,因为,那里毕竟是拍片的乐土。这可是人人皆知的。


在将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以上属实。可如今,好莱坞——我们以通常眼光看待的那个好莱坞——正在淡出视线、出走他乡。实际上,2017年,票房排名前100部的电影当中,只有10部是在加州制作的。


全加州都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持续居民外流,而洛杉矶县损失尤其惨重,这不什么秘密。问题是为什么。


电影业为什么要放弃它的奥林匹斯山

 

好莱坞起源的故事

让我们花一分钟回顾,看看好莱坞是如何在洛杉矶起步。这个词现在用来描述主流电影业,原因是,没错,好莱坞原先是“好莱坞之地”(Hollywoodland),来自洛杉矶一个特定社区的名称。

 

回溯到19世纪末,电影是一项非常新的技术,几乎所有和电影拍摄、放映相关的专利,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托马斯·爱迪生。


在历史的记忆中,爱迪生是一位重要的发明家,但他绝对不算是个好人。这大概是个公允的评价,尤其是在早期电影制作技术方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电影,几乎都是在东海岸拍摄的——大部分是在新泽西州。影片较短、无声,缺乏现代观众所期待的来自于电影的那种种微妙细腻之处。然而,在当时,它们是最先进的、最受欢迎的。


无论在哪座大城市经营一家放映厅或“五美分戏院”,一个人都可以过上非常好的生活。


直到1908年12月,情况都是如此。


就在此时,爱迪生牵头创立了电影专利公司(MPPC),通常被称为“爱迪生托拉斯”❶。这家公司由所有与电影制作和放映相关的重要专利持有者组成。


❶1897年,爱迪生开始为争夺市场不断进行专利诉讼。1909年1月1日,美国七家电影制片公司包括爱迪生(Edison)、维他格拉夫(Vitagraph)、比沃格拉夫(Biograph)、爱赛耐(Essanay)、山力格(Selig)、刘宾(Lubin)、卡勒姆(Kalem)和两家法国电影制片公司百代(Pathé) 、梅里爱 (Georges Melies)联合组成了「电影专利公司」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 MPPC )。爱迪生手里的专利最多,有很多基础专利,所以该公司实际由爱迪生控制,有时也被直接叫做「爱迪生托拉斯」(The Edison Trust)。这个公司控制了16个电影技术关键专利,并从柯达(Kodak)公司取得了电影胶片的专买权,以此为利器,试图全面控制全球电影市场。爱迪生要求全美每家影院每周交纳五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影片发行商每年缴纳五千美元的专利使用费。未经电影专利公司专利许可,任何独立制片商不得拍片。爱迪生好诉的威名,加上MPPC公司的强大实力,迫使大多数制片商、发行商和影院老板纷纷就范,缴纳专利许可费。这个公司在与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相关的几乎各个领域形成了垄断。



众所周知,爱迪生对于应该拍什么样的电影,播多长时间,谁在片中获得声望,以及放映电影的成本等等问题,都有他刚愎自用的看法。由于爱迪生本人拥有专利控制权,加上其他成员的集体影响力,MPPC以铁腕统治着电影制片业。这家公司以侵犯专利为由,对那些不服从他们指令的人加以起诉,不仅拒绝出售设备和电影,偶尔还派雇来的小混混去破坏电影布景或放映厅。


正如在线杂志《Mental Floss》的丹·刘易斯所言

“简而言之,如果你想进入电影行业,你就得讨托马斯·爱迪生的欢心。爱迪生(借助MPPC公司)是一个毫不退让的人。这家公司到处在法庭上兴讼,以防止从摄像机到放映机等等一切未经授权的使用——在许多情况下,还包括电影本身。据史蒂芬·巴赫(Steven Bach)在他的书《最终剪接》(Final Cut)中所说,MPPC公司甚至采取了极端的‘解决方案’,雇佣黑帮打手来格外严苟地执行专利。要么付钱,要么走人。”

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些电影人对如此严格的限制感到十分恼火,并想方设法逃避爱迪生和他的MPPC公司。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往西出走。

 

在亚利桑那州尝试失败后,洛杉矶成了有抱负电影制片人的目的地。除了离新泽西和MPPC公司尽可能远之外,这个小镇的天气,常年阳光明媚——日照长这一特色,在人工照明极其有限的年代,对电影制片人来说至关重要——这里还有大量廉价房产和高技能、低成本的劳动力。


当地的政府支持商业的发展。加州法官对爱迪生及其专利也没有好感,就算是专利诉讼败诉了,要执行也颇为不易。另外,如果MPPC公司真的能横跨整个美国,从东部来到西部那么遥远的地方提起诉讼,墨西哥边境也近便到可以让制片人轻松藏匿起来,直到传票送达员最终放弃并返回。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富于变化,景色也十分优美;且景点之间相距咫尺,摄制组转换场地,只是举手投足之劳。于是好莱坞就成了理想的拍片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洛杉矶成了电影制片的热土,而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一时无法再制作电影。好莱坞明星在崛起,过去数十年间,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了当明星,立下了雄心壮志。

 

好莱坞的第二幕
出现了许多问题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好莱坞欣欣向荣,不缺钱,也不缺人才,两者源源涌入。但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电影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广播电视,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录像出现的同时,加州电影业的种种角色,也见证了工会组织化的风潮。


这令电影片场的各色人等,越来越受到严格的界定和合同的保护。没人可以越雷池半步。

 

《名利场》杂志的尼克·比尔顿讲述了他从一位好莱坞编剧那里听到的“雨滴故事”

“影片的一个场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休息室里拍摄,一名主角冒雨冲进休息室里,念了几句编剧写的台词。在前期拍摄之后,导演喊‘咔’,这名编剧按惯例,缓步走到演员身边,对他的表演发表评论。当他们站在那里聊时,编剧注意到演员的肩膀上还残留着一小滴雨珠,就趁此时,很有礼貌地把这滴雨珠掸掉了。然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名剧组服装部的员工,她冲了过来,把编剧训斥了一顿。‘那不是你的工作,’她责备道,‘那是我的工作。’”

编剧惊呆了。但他好歹也在好莱坞干过很长时间,明白她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毫不夸张地说,抹去演员服装上的雨滴是她的工作——一份报酬丰厚、受到工会保护的工作。尽管片场有其他几百人,但只有她,才能执行这一工作。

 

在加州,不仅仅是工会劳动力昂贵。和劳动力成本难舍难分的,就是加州每小时13美元、全美第2高的最低工资水平,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还会上升至每小时15美元。尽管在涉及臭名昭著的AB-5法案上仍有一些反复,但该州许多企业正被告知,他们需要将自由职业者雇佣做(远为昂贵的)长期雇员。


❷ 美国加州于2019年9月通过AB-5法案(Assembly Bill No. 5),本法目的在于强化零工经济下非典型劳务提供者(如平台外送员)的所谓“权益保护”。依本法主要规范,系推定替雇主提供服务的工作者为雇佣契约关系下之雇员,业者应就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劳灾、医疗保险等向这些工作者提供等同受雇人之相关权益及保障;若要被例外认定为非成立雇佣关系之独立承包商,则必须满足不受公司于工作方面的控制指示、从事与公司通常业务范围无关之业务、以及有实质接案自由等三要件,并要求业者应以上列标准判定其劳务提供者为雇员或独立承包商,同时需于例外认定为独立承包商时提出相关证明。



不仅如此,加州房地产和住房市场也是全国最贵的,这种趋势没有任何真正改善的迹象。该州的分区制和建筑法规让创新变得困难。加州农业的特殊政治优惠待遇,导致了干旱条件下的个人用水配给。


事实上,饮用水并不是加州唯一受管制的饮料。此外,该州2019年与电力供应商PG&E在强风期间轮流给顾客限电带来的混乱,很大程度上也是爱管闲事的州政府造成的问题。


一旦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上述列表绝不是完整的——加州的贫困率是便是美国最高的。


这并不是说电影制片人不想在洛杉矶拍片——他们想。但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的限制,极大增加了在加州拍摄和制作的总成本。哎,现在连以洛杉矶为背景的电影,都不在洛杉矶拍摄了。


所以,鉴于加州的人为壁垒和高昂成本,再加上去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结果就是制片公司利润率越来越薄。有些东西是注定要放弃的。


竞争对手登上舞台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他州乃至国家看到了将制片公司从加州吸引过来以利于就业及税收增加的机会。像路易斯安那州、佐治亚州以及加拿大开始为电影制片人和制片公司提供了一些非常诱人的激励方案。


一些地方提供了补贴(直接支付),但几乎所有财政激励方案的大头都是税收减免(较低的税单)。尽管这两种激励常被混为一谈,但它们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


这产生了效果。就拍摄和制作的电影数量而言,佐治亚州、英国和加拿大均排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前面。

 

为什么制片公司要离开那片已成为他们故土的地方,前去佐治亚州或路易斯安那州?和他们最初来加州的原因相同:赚更多的钱。


外部强加的束缚——无论是来自像“爱迪生托拉斯这样专横暴虐的“专利流氓”,还是束手束脚到无微不至的工会准则、抑或是出于善意但考虑不周的立法——使得电影变得太过于昂贵,以至于降低制作成本的考虑,就足以抵消掉搬迁带来的麻烦。1909年是这样,1997年也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


尽管电影业是从容离开加州最明显的行业之一,但它绝不是孤例。整个州都在看到各类居民离开。仅在2018年,该州就净损失了约19万居民。这比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市的总人口还要略多一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仍然生活在加州的人中约有一半考虑离开。


当被问及原因时,71%的人认为原因是高昂的住房成本,51%的人认为原因是沉重的税收负担。


归根结底,电影制片人只是想靠创作艺术为生。这已是一条需要艰难跋涉的道路。当另一条坦途展现在眼前时,毫不意外,许多人会选择它,放弃更险阻的道路。


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各行各业。通过设置高税收、职业许可要求、强制性工会会员、昂贵建筑要求等等门槛,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是满足了,可对于改善日常生活无益,人们的生活变得困难重重、代价高昂。与其如此,加州不如让个人、企业和行业的成败,取决于其自身在市场中的表现。在起步阶段需要克服的障碍越少,个人及其企业就将有更大的机会来改善自我。


对好莱坞来说,历史正在重演。对于那些想摆脱“爱迪生托拉斯”这家“控制狂魔”的人来说,加利福尼亚曾经是个安全的避难所。如今,加州本身成了一家“控制狂魔”,娱乐业的企业家纷纷逃离,往他处寻求庇护。人才(和税收)从加州的外流将不会停止,直到它恢复当初使好莱坞成为世界娱乐之都的那种相关联的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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