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医疗大败局——为何韩国应对冠状病毒的表现更优秀？
为何韩国应对冠状病毒的表现要远胜过意大利——两个不同医疗体系的比较❦文：马修·坦诺斯（Matthew Tanous ）
译 禅心云起
每个人都极清楚地意识到了新2019冠状病毒（COVID-19）的传播，由于先前这种致命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成灾。到处都是旅行限制，而人们试图接受检测，为可能的隔离做准备，担心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各国当局取消了涉及大量人群的聚集性活动，在某些情况下，整个国家都被封闭了起来。
但在人们对危机的各种反应中，有一个几乎是自然的实验：一个社会化（公有化）的医疗体系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这样一个问题。答案似乎是（…）情况不妙。为了演示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意大利和韩国这两个实例。
截至撰写本文时（美国时间2020年3月12日），意大利确诊15,113例，而韩国确诊7,869例。然而，韩国的确诊数以相对温和的速度增长——每天100例，而意大利每天约为2,500例。总体而言，意大利和韩国人口数量相当（分别约为6,000万和5,000万），尽管处在朝鲜半岛的韩国国土面积，仅约为意大利的三分之一。
尽管意大利实施了严厉的封城禁足和旅行限制，并高度重视医疗服务的供给，但该国确诊病例，仍在迅速呈指数级的螺旋式增长。相比之下，即使有一家邪教组织形同故意传播疾病，韩国也在遏制疫情方面站稳了脚跟，还基本上保持了整个社会的透明和开放。
造成这种结果差异的缘由有很多。但其中一些原因，直接与意大利更社会化（公有化）的医疗体系有关。
韩国的医疗体系
韩国确实有个提供全民医保的国家垄断系统，这种国家提供的保障无法在医疗市场上定价。然而，医院和诊所常向患者收取超出国家医保支付限额的费用，这导致许多韩国人购买私营保单来弥补差额。《韩国商业电讯》（The Korea Bizwire）报道称，80%的韩国人购买了商业保险，平均每月支付12万韩元（约120美元）。
医疗服务由一系列医院提供，其中94%为私人所有，实行收费服务模式，没有政府直接补贴㊟。这些医院中，有许多是由慈善基金会或私立大学运营的。全国民营医院的数量，从2002年的1,185家激增至2012年的3,048家！
㊟ 韩国私立医疗机构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私营医院和诊所在医疗机构总数中所占比例超过了95%，拥有90%以上的医生和病床。韩国大街小巷遍地可见小型医院和诊所，韩国人患病可以自由选择去大医院或是小诊所，去大医院也不需要经过基层医生首诊。医生在韩国属于绝对高收入群体，医学院校是高中毕业生报考的首选。公立医院功能主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医疗服务，医疗费用可以得到减免。大部分韩国人不会选择公立医院就医，因为那里就医环境、医疗设施、诊疗水平都要相对差一些，比不上私立医疗机构。如果是得了癌症之类的大病，就更不会去公立医院，因为顶尖专科医生大都从业于私立医疗机构。
在医疗领域相对尊重市场的一个结果就是：韩国每1,000人拥有10张床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几乎是意大利每1,000人3.4张床位的3倍） 。
这些私营医院收费也明显低于美国的医院（价格比在30％至85％之间），美国的医院通常还需要在组建前获得政府的“需求证明”，具体取决于它们在哪个州成立。
去中心化的私营医疗体系也有助于避免疫病大流行期间，大量病人纷纷挤入少数几家（国有）大医院（这在社会化医疗下是常见的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医院获得性感染和交叉感染，并给医护人员的健康造成重创。
意大利的医疗体系
相比之下，在意大利，公立医院（占到所有医院的一半左右）或传统的私营医院提供的手术和住院治疗，对每个人都是完全免费的，无论他们的收入如何。这部分费用全部由国家医疗卫生体系（SSN）支付，家庭医生服务也是如此。
大型公共医疗机构的等候时间可能长达数月，但小型私人医疗机构通过国家医疗卫生体系提供服务的医疗合约，等候时间则稍短一些。公立和私营医疗机构也提供病人直接付费的“自由市场”选择，但很少被采用，因此对医院收入贡献很小。紧急医疗服务始终是免费的。
在意大利南部，等待时间和其他质量指标明显更差，病人经常去意大利北部寻求更好的治疗。从意大利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往往去别的地方找工作，意大利官员正寻求通过削减医疗项目的空缺岗位来应对这种情况。
甚至在2019冠状病毒袭击意大利之前，该国就持续遇到了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严重短缺。在过去几十年里，医院数量一直在稳步下降，从2000年的1,321家跌至2017年的1,063家。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付给医院的费用，被设定在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目的是节省医疗费，结果有如预期的那样，实施了事实上的价格控制。
结论
目前，意大利的医疗体系已经被成千上万2019冠状病毒病例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选择了将医疗资源向年轻患者优先配给㊟ ，那些最易感染病毒的人士，被迫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人只是把这归咎于大流行疾病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 意大利麻醉镇痛重症医学学会近日发布《可用资源和需求严重不平衡时期强化治疗的临床伦理建议》。建议表示：“可能有必要对重症监护病房设定年龄限制。这不是仅仅做出有价值的选择的问题，而是保留非常稀缺的资源，首先救治生存率更高的人，其次是优先照顾寿命预期更长的人。”这份建议虽然并没有对患者的年龄提出具体标准，考虑到新冠肺炎对老年人的杀伤力特别大，也就意味着重症监护医疗资源将会优先向年轻人倾斜。
然而，证据却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它其实描述了一种依赖政府的集权化医疗所导致的败局。这种医疗通过事实上的价格配给制度（而非自由市场体系）来管理成本。
尽管韩国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但它依然是世界上最接近于自由市场的医疗体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胜过了美国的医疗体系——美国有大量限制供应的法规，只会推高病患的成本和损害医疗的可及性。
意大利疫情没控制好，表面上有很多原因，根子仍然出在公办医疗体系下的医疗资源供给不足。西班牙、英国等等和意大利医疗体制类似的欧洲国家，在疫情的冲击下可能也会相继出现问题。
最终来看，韩国医疗体系做到了意大利本已供应不足的医疗体系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效地应对疫病大流行，并设法在不封闭整个国家（没有大范围封城）的情况下，控制住了疫情。
如果美国官员希望有效地处理在全美各大城市越来越多的病例，那么他们最好借鉴一下韩国的经验，并汲取意大利的教训。让我们开始给医疗市场松绑，而不是笨拙地采用不必要的垄断检测协议，妨碍人们得到本应得到的检测（延伸阅读：美国为什么错失了冠状病毒测试的良机？给我们的启示）。
这不会立即解决过去糟糕的监管造成的问题，但肯定会减少其负面后果，同时提高了医疗体系未来应对此类危机的能力。它还带来了从总体上降低医疗费用负担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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