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上的大运河文化带 | 第86期：探寻古通州
漂来的城池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通州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历史的痕迹渐渐淡去。那么在古代，通州城究竟是什么样子？
光绪九年（1883年）的通州城池图
在故纸堆里，我们翻出一份绘制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的通州城池图。图中的通州依水而建，以北运河、减水河为主的河流围绕在古城四周，成为天然的护城河。古城四周建有城墙，建墙所用的砖均是从南方运来。前几年在施工中曾挖掘出北城墙遗址，最下面的砖有半米多长、20多厘米高。古城共有五个城门，每个城门外均建有半圆形的瓮城，其作用是加强防御，防止敌军对城门的冲击。城内建筑带有浓重的漕运风格，众多的衙门均与漕运有关。城北有高耸入云的燃灯塔，可以想像古时北运河上的船只络绎不绝，船工远远看到宝塔，就知道快到通州了。正如清代诗人王维珍所赋之诗：“云光水色运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
通州之名来源于“漕运通济”。金朝建立后，公元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弑金熙宗自立为帝。为了适应金朝版图南扩加强统治的需要，完颜亮决定迁都燕京。公元1151年，完颜亮命大臣张浩扩建燕京城，并开始利用潞水向燕京运输物资。由于潞水在燕京城东部的潞县，经由潞水运来的各种物资需要经潞县中转而后再运至燕京城，鉴于潞县的物资转运枢纽地位，遂于同年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即通州在城市功能上主要服务于漕运。
在历史上，通州地位独特，其城市功能紧紧围绕漕运和仓储而运转。通州是漕运仓储之重地，通仓地位独特，有“天子之外仓”的称谓。明清时期，通州城经过四次大规模的建设和完善，每次建设都与保卫通州粮仓有直接关系。不仅如此，通州城的城市格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与服务和保障粮仓的正常运转有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明清时期的通州城就是一座因漕运仓储而兴盛的城市。
徐达命令修建通州城
如今，北京市已经在规划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建设。
大运河跨越千年，穿越四区，其主体位于通州区。大运河文化带在通州境内的范围确定为“一线、四区、多点”，基本涵盖通州全境。
“一线”是大运河；
“四区”是通州古城核心区、张家湾古城、漷县古城、路县故城四个片区；
“多点”涵盖宋庄、永乐店等地区。
其中，通州古城重点围绕“三庙一塔”，恢复“三庙一塔”运河历史文化景区五进院落的整体风貌；改扩建西海子公园，扩大绿化空间和活动空间；建设瓮城博物馆，增加运河文化展示和体验相关内容，与“三庙一塔”空间连片，整体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文化标识区。
通州地区有过四座古城，这和通州在古代的县治区划有关。而通州古城的第一次大规模建设，则是明代开国第一功臣徐达下令的。徐达率军北伐，攻占通州后，就命令孙兴祖主持修建通州城。史载：“通州城，明洪武元年（1368年），裨将孙兴祖因旧址修筑。”这里修建的通州城后来称为旧城，城墙采用内填夯土，外层包砖的方法，这是古代城墙较为常见的建筑工艺。这样既美观大方，又坚固结实。城墙周围九里十三步（步为古代的一个长度单位，明朝时的一步等于五尺，十三步为六丈五，也就是说，城墙的周长为九里，再加上六丈五），垛墙高三丈五尺。
孙兴祖修建的通州城在四个方位各有一门，门各有楼，在门楼上悬挂着名字，东曰通运，西曰朝天，南曰迎薰，北曰凝翠。细细品味，城门之名含义深远。
已经消失的通州南城墙和护城河
明初修建通州城后不久，尤其是燕王朱棣夺权以后，为了给迁都北平做准备工作，保证将来迁都后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供给，朝廷在京城及周边建置了足够的粮仓。在通州设有西仓、中仓、东仓、南仓四大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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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万历会典》记载，大运西仓有六仓，分别是通州卫西仓、通州左卫西仓、通州右卫西仓、定边卫西仓、神武中卫西仓、武清卫西仓；大运南仓有四仓，分别是通州卫南仓、通州左卫南仓、通州右卫南仓、定边卫南仓；大运中仓有六仓，分别是通州卫中仓、通州左卫中仓、通州右卫中仓、神武中卫中仓、定边卫中仓、神武中卫东仓。按照规定，每个卫仓“各就一处，各筑垣墙，每仓各置一门，榜曰某卫仓屋，三间为一廒，廒后置一门，榜曰某卫某字号廒”。
关于通州的粮仓，宣德以后，为扩大储存容量，朝廷多次下令增置通仓。如宣德六年（1431年），增置北京及通州仓。正统元年（1436年），定通州五卫仓名，在城中者为大运中仓，城内东者为大运东仓，城外西者为大运西仓，并令修通州等仓143间。大运东仓仅有神武中卫1个仓，其后大运东仓取消，神武中卫东仓并入大运中仓。
随着通州城的修建，大量的衙门也进驻通州，而这些衙门均与漕运有关。明代因修建宫室、城垣、定陵和北部长城，对运河水运极为重视，在北京设有仓场总署，由户部管理，并在通州设有尚书馆、户部分司、坐粮厅公署、监督主事公署、巡仓公署、巡漕公署等近40个办事机构，衙署遍布通州城内。明代通州受蒙元残余势力等威胁，所以要驻重兵防护城池与粮仓，因此通州驻扎有六卫。
○ 明代的军事体制是卫所制，据《光绪顺天府志·营制》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卫所，其隶北平都司之在今顺天府者……有通州卫……”为加强北陲防卫力量，命徐达镇守北平府（今北京地区），且于京东重镇通州城内驻守重兵近六千人，称通州卫，直隶兵部。通州卫署设于北大街南部以东，坐北朝南。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夺得皇位，为增强其根据地军事力量，将安吉卫调至通州驻防，仍称通州卫，袭用旧署。在其决定将首都自南京迁往北京之后，就将通州卫升为亲军，命勋贵镇守。通州卫署周围形成街巷，名为通州卫胡同。
为防御外敌二次建城
明初军力强盛，明成祖曾先后五次亲征，北伐蒙古，并使得明朝成为瓦剌和鞑靼的宗主国。但到了明英宗时期，北部边境屡受威胁，甚至连北京也屡遭兵危，而作为仓储重地的通州，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保护粮草的问题。
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粮储太监李德、镇守指挥陈信向朝廷奏请修建通州新城，目的就是保护西仓和南仓。因为在这一年，历史上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进犯。在大太监王振的鼓动下，明英宗不顾朝臣反对，决定御驾亲征。由于仓促行事，北征大军行至土木堡，被瓦剌大军包围，明英宗被俘。同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明英宗入侵京城，京师告急。朝廷上下弥漫着逃跑主义的氛围，有人建议迁都。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并号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成功击退了外敌入侵，这就是著名的“北京保卫战”。
也先率军来势汹汹，意图占据通州粮仓获得补给，再围攻北京。当时通州各仓尚存有约1900万石的粮食，如果这一笔巨大的战略物资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有人建议立即放火焚仓，以免资敌。而总兵官、昌平侯杨洪等提出防御敌寇的三条策略，其中一条为“通州河上在仓粮料，除攒运入城，尚有一千九百余万石，卒难搬运。宜将在京并通州军人等，半年粮米，俱各预先关支……”杨洪的策略被采纳，于谦决定坚壁清野，在敌人到来前把通仓储粮全部运进京城供守城军民食用。于是他奏请代宗朱祁钰，给京城官员发放9个月的俸粮、给守城士兵发放6个月的饷粮，让大家自己到通州领取，并且还发动百姓协助政府运粮，凡能从通州官仓运粮20石交给京城官仓的百姓，发给白银一两。此命令一下，全京城的军民登时忙得热火朝天，通州到京城的道路上，运粮的队伍汇成一股洪流，白天车马相接，夜里火把通明，仅仅几天的工夫，就把通州粮仓搬运一空。
经过此次兵危，粮储太监李德主张修筑通州新城，保护通州粮仓。正如明朝大学士李东阳后来在《重修通州新城记》所言：“通州在国初为北平布政司之属郡……东南漕运岁入四百万，析十之三贮于州城，既久且富，乃于城西门外辟地为西、南二仓。景泰间，以外警，复筑城七里有奇，环而翼之，为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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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徐达下令建城是第一次大规模修筑通州城，那么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到景泰元年（1450年），为应对战乱而仓促修建的新城则是第二次修筑通州城。
新城是什么样的呢？
史料记载“新城……甃以砖，周围七里有奇，东连旧城西面。为门二，一曰南门，一曰西门，各有楼，高止丈余，不及旧城之半。”
为确保工程顺利进行，朝廷下令给修城军民每月粮食三斗。通州新城建好之后，朝廷在通州大规模修缮和增置仓廒。如景泰四年（1454年），修造大运中仓，六年（1456年），增置通州仓。
后来，出于保护通州粮仓安全的考虑，朝廷屡次修缮加固通州城。如正德元年（1506年），在一次廷议中，大臣们对“北方蒙古势力入侵时，如何确保通州粮食安全”这个议题进行了辩论。监察御史杨仪主张把通仓的粮食提前发放出去，然后通州粮仓迁往京城之内，即“虏万一深入通州，所积仓粮徒遗之食，预令在京官军人等，预支数月而尽，撤其仓，迁置京城之隙地。”而另一派以太监张永为代表，不仅不赞同搬迁通州粮仓，还请求增筑通州新城。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俱下廷臣集议，谓：通仓共七百余间，猝不可迁建，粮共六百余万石，亦非旦夕支收可尽，不若增筑新城，以为保障粮储之计。”
新城于景泰年间竣工。由于当时面临蒙元余部对京城的威胁，该工程属于在紧急状态下进行的，很仓促，在形制上不很讲究，主要考虑实用性。直到成化年间，再次施工，才使新城与旧城在形制上统一。
清代将新旧城合二为一
由于明朝正统年间修建的通州新城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新城城墙不及旧城一半高。于是，到了正德六年（1511年），在巡抚都御史李贡的主持下，开始了对通州城的第三次修筑。这次修筑主要是将新城加高，并与旧城连接起来。史料记载：“新城连接旧城，正德六年（1511年），巡抚都御史李贡增崇之，加五尺。”主要工作是“新城旧基，增筑五尺，其外为砖，内实以土，上复为垛墙，六尺有咫，而长广皆如其数。又为敌台，其西南为瓮城，重门悬桥，皆旧所未有。”
明代城门外建有防御用的瓮城，通州也不例外。
此次修缮工程备受瞩目，不仅得到皇帝赞许，也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以至于大学士李东阳都大加赞赏，并欣然撰写《重修通州新城记》。在该文中，李东阳记载了修建的原因和具体情况：“已乃询诸有司，图所以御灾捍患者。上疏言：天下之治，与其有事而图，孰若先事而虑。今番上京军数千名方留城守，宜以其隙计工修筑，工部分司有废砖数十万，宜借以供用。上命户部左侍郎卲君宝、兵部左侍郎李君浩、工部右侍郎夏君昂，率僚属往相其宜，悉如所议。君人留罪人所赎金，为凡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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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次修筑，通州城规模更加庞大。而此后的重修通惠河，更是加重了通州在漕运中的地位，使通州更加繁华。元代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到了元末明初，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日渐荒废，通州至京师粮米皆由陆运。陆运不仅运费高昂，而且容易受到自然天气的影响，遇到雨天，道路泥泞，不能及时到达京城。通仓储漕粮，若有敌兵越关，轻骑兵几日便可到达，控制粮仓，则京师就很危险了。鉴于此，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向嘉靖皇帝建议重修通惠河。
疏浚工程于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四日开工，五月二十二日竣工，历时三个多月。重修后的通惠河在通州境内没有沿用元代的河道，而是利用了金代闸河故道，至通州城北汇入北运河。自此，通惠河河口由张家湾移到通州城的东北。新开通的通惠河不仅便于为京城供应物资，保障了都城的安定，也促进了通州城的进一步繁荣，尤其是通州粮仓的安全得到保障，储粮也进一步增加。
而通州新旧城的合二为一，则是在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年），总督方观承奏请朝廷重修通州城，拆掉旧城的西墙，将新城和旧城合二为一。其具体情况是：“旧城西面，拆去一百八十二丈，周围实长二千七百七丈五尺，并添建女墙一丈六尺。”至此，明清通州旧城与新城合二为一。新修缮的通州城形制统一，城根均为二丈三尺，城顶为二丈。此时的通州城共有五门，都建有重檐城楼。通州城五座城门，分别是旧城的“通运”（东门）、“迎薰”（南门）、“凝翠”（北门）和新城的“望帆云表”（南门）、“五尺瞻天”（西门）。至此，明清通州城形制最终被固定下来。
从通州城的变化可以看出，明清通州城的修建和完善与保护通州粮仓有直接关系，也可以说通州因大运河而得名，通州城也因漕运而兴盛。过去，通州地区流传这样的民谣：“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做桅杆。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湾”，这首民谣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明清通州城与漕运的联系。
京通间以石道相连
通州自古就是水陆交汇之地。秦朝曾建有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最著名的驰道有9条，有出今高陵通上郡(陕北)的上郡道，过黄河通山西的临晋道，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当然，还有直通北京的前身蓟城的蓟襄驰道，而通州的前身路县就紧靠驰道。
御制通州石道碑
京通之间除了通惠河等河道相通，陆上也有道路相连。到了清代，雍正皇帝命令修建通州至朝阳门的石道。该工程始于雍正七年（1729年）八月，至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告竣。石道“计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修土道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其由通州新城、旧城至各仓门及东西沿河两道，亦皆建修石路，共计长一千五十余丈，广一丈二尺及一丈五尺不等。费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有奇。”
这条石道是什么样子？
咸丰十年（1860年），法军上校杜潘曾在书中有这样的描述：“路面由大块的石板铺成……路的两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几座白色大理石石雕，这些雕像的形态奇特且充满想象力。石雕的主题都是相同的：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大理石乌龟，乌龟的背上驮着一根方形石柱，石柱上雕刻着一些五爪的大龙，它们弯曲着相互缠绕在一起，形态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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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京通间的石道不仅有实用功能，而且还体现着王朝的威严和盛世气象。这条石道在清朝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便利了入京运送漕粮的车辆，也加强了通州与京城的联系，是通州通往京城的重要基础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该石道不仅连通了通州和朝阳门，而且通州新城、旧城至各仓门，也修筑了石道，这样就极大地提升了通州城市主干道路的水平。朝鲜使臣记载：“市街排列石路过侧，车不得方轨。”由此可见，政府对石道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市场只能分布在石道的两侧，而不能占道经营。为保证道路通畅，车辆不能并排行进。
来往通州的官员文士、商贾使臣对明清时代的通州城有很高的评价。
如一朝鲜使臣在日记中写道：“从州北门入内城门，十字街口，建一座牌楼，上面书‘日下衝繁第一州’，盖第一要冲繁华处也。城内通衢皆瓮石为道，直抵朝阳门外。凡四十里，左右旗亭酒楼，丹碧连天，帘幕临江。城东门内一亭，亭独出，影卧江面。余有诗曰‘亭似高帆城似岸，通州全在夕阳中’，真夕阳佳景也。”
遗憾的是，此石道后被破坏殆尽。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通州城内石道就几乎不存在了。《通县志要》记载：“（当时）由城内牛市至西门外三间房一段，民初修京津公路时拆去。其西仓至新城南门一段，亦同时拆去。由牛市至旧城南门一段，系冀东伪政府拆去。”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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