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周金文字形书体与断代研究的几点思考
利用金文字形书体为青铜器分期断代，可谓历史久远，至少能追溯到一千年前。不过，从宋代到清代，金文字形书体的研究并未进入科学的轨道。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创立标准器断代法，金文字形书体的研究才开始自成体系。随后，陈梦家、唐兰、容庚、李学勤等专家，均善于运用这一方法来推定西周青铜器的年代。
金文字形书体断代的必要性
诚然，20世纪金文字形书体的研究对西周青铜器断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必须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形制、纹饰的研究，迄今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尚未在文字形体的分析中得到充分运用。轻视文字断代功能的倾向依然存在。西周青铜器断代中出现的一些纷争不已的问题，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字字形书体特点的驾驭不熟练有关。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从青铜器断代研究的方法和步骤来说，首先是看器物的形制和纹饰，其次看铭文。在形制与纹饰研究水准较低的情况下，字形书体的研究很难有所成效。第二，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从北宋到清代，虽然研究者重视铭文的功效，但由于西周青铜器的断代体系尚未建立，铭文字形书体的研究也很零碎。从民国到现在，西周青铜器的研究日益科学化，但铭文的研究相对滞后。第三，从青铜器研究者的出身来看，最先接触出土青铜器铭文的人是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考古工作者不懂金文，但凭借考古类型学的分析，照样可以从形制与纹饰两方面给有铭文的青铜器分期断代，这在客观上造成对金文字形书体的断代作用估价不足。第四，缘于金文本身的特殊性。甲骨文主要是指商代晚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流行年代不长，地域狭窄，而金文不同，从商代早期到汉代，分布地域广，数量要多得多，异构也多得多，所以甲骨文的型式分析比较容易做，而金文很难做。
如今用考古类型学研究西周金文字形书体不仅必要，而且可行。首先，有比较多的金文资料。80年前，当《三代吉金文存》出版时，收罗的金文有4800多篇，而今《商周青铜器铭文与图像集成》及《商周青铜器铭文与图像集成续编》收集的金文就有18 000多篇。其次，金文字形书体的断代研究也可以如形制与纹饰的断代研究那样做得细致一点。譬如我们曾经将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三年𤼈壶与十三年𤼈壶做了比较研究，后者较前者行款更为整齐，其次后者字形更接近西周晚期写法。这说明仅仅过了十年，文字就开始有所变化了。根据这十年间文字变化的频率，我们推算出缺少纪年的𤼈爵、𤼈鼎、𤼈簋、𤼈盨、𤼈钟诸器的年代。最后结论是：按年代排列器的顺序大约是𤼈爵、𤼈盨、𤼈鼎、𤼈簋、三年𤼈壶、𤼈钟、十三年𤼈壶。
对本书使用金文字形书体断代的补充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西周金文字体卷》（以下简称《金文卷》）是第一部从西周青铜器断代的角度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整理研究西周金文字形书体的专著。至于《金文卷》使用考古类型学方法是否有效的问题，王帅博士在该书的第七章第三节“西周部分争议青铜器的时代推定”中已经做了回答。在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做一点补充。
关于
庚嬴卣也很重要。关于此器的时代，郭沫若、陈梦家、马承源均置于康王世，王世民等认为在早期偏晚，白川静提出是昭王时器，唐兰、刘启益以及我们以为是穆王时器。庚嬴卣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和庚嬴鼎的关係，两器为同一人所作。关于庚嬴鼎的年代，后来我也写过文章，无论从形制还是铭文字形书体来观察，它都为穆王时器。迄今所见的四要素俱全的西周青铜器，还没有早于穆王时期的。《金文卷》也认为庚嬴卣年代在穆王世。庚嬴卣年代的推定对于重新认识庚嬴鼎很重要。
其他如将井鼎定在共王时期，师望鼎、利鼎定在懿、孝时期，伊簋、室叔簋定在厉王时期，康鼎定在厉、宣之际，《金文卷》都和主流意见相同或相近。
对本书的几点建议
该书将西周金文书体按型式划分为A、B、C三型共14式。窃以为还可以分得更细一点。我还是同意朱凤瀚先生的做法，先分期再分型式，因为西周早、中、晚三期书体有很大变化，年代的差异要胜过型式的差异。
根据《金文卷》的统计，年代有争议的西周青铜器有110件（组），但是书中只对其中的20件（组）青铜器进行了辩解，数量不足五分之一，这显然是不够的。可能例子在50%左右，才有比较充分的说服力。
我要特别强调在做金文字形书体的类型学研究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金石学的传统，断代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标准器的利用问题。在青铜器断代研究方面，如何充分发挥考古学与金石学的优长之处，我想大概就是将类型学的相对年代分析与标准器的绝对年代分析结合起来。
西周青铜器断代分歧严重者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西周早期，究竟为成王（或成康、康王）还是昭王（甚至穆王）时器；二是在西周中晚期，究竟是西周中期（主要指中期偏晚）还是西周晚期（主要指晚期偏早）器物。
先谈西周早期，最著名的案例是作冊夨令器组。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其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将作冊夨令器组定为成王时器，唐兰先生不同意，认为要晚到昭王时。而后陈梦家先生力挺郭说，而唐兰先生一直坚持己说，并不断举出新的证据。鉴于郭、陈、唐诸位先生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力，至今对这组器的年代依然存在两种意见：成王或者昭王。刘启益先生折中放在康王世，但不是主流意见。虽然意见有分歧，但多数学者支持昭王说。作冊夨令簋铭文笔画转折处方折多，捺笔肥大，所以纹饰与字形书体给人年代较早的感觉。如果看形制，就能较好地做出判断，因为簋的下腹有点倾垂，显然是西周早期晚段的特征，不会早到西周早期早段。这一点与我们所列的次标准器过伯簋、𧩕簋、鼒簋很相似，就簋体下的方座有缺口而言，作冊夨令簋和过伯簋都属于同一做派。和成王时的次标准器利簋、德簋比较，相去甚远。
作冊夨令器图像及高频单字型式汇总
再谈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断代。近年来发现的畯簋是懿王时期的标准器，鉴于西周中期偏晚缺乏标准器，畯簋对于区分西周中晚期青铜器具有重要意义。畯簋有150字，对于用字形书体来断代有优势。畯簋作于懿王十年，可能比十五年趞曹鼎稍早，又稍晚于匡卣。虽然不知道懿王在位多少年，但总之不长，所以十年畯簋距四年匡卣应该不远。将这三件标准器放在一起，可以看出西周中期偏晚（懿孝时期）金文字形书体的一些特征。譬如字形接近正方形，这一点与穆共时期的金文近，而与厉宣时期的金文远。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不够整齐，这一点既不同于穆共时期的主流金文，也不同于厉宣时期的主流金文，似乎是懿孝时期王室衰落的一种反映。具体而言，拿宝字来说，宝盖头的形态，转角处不像西周晚期那样浑圆。贝字下部开口处有两小竖，这一点在较早的十五年趞曹鼎上还没有，在十年畯簋和四年匡卣上已经显现出来。
依据对以上三器特征的理解，可以对某些有争议的中晚期青铜器有进一步的认识。利鼎与匡卣、畯簋的字形书体近，置于中期偏晚的懿孝时期可能比较稳妥。谏簋，这种圈三足簋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年代跨度比较大，不易从形制上判断。盖上的窃曲纹有特点，通常见于西周中期，到晚期的可能性很小。铭文字形书体与十五年趞曹鼎近。综合判断，谏簋放在懿孝时比较合适，可能比利鼎稍早一点。利用畯簋等标准器还可以推定𤼈器大致在懿孝时期，而无㠱簋则不可能早到懿孝时期。
以上事例说明两点：第一，类型学的断代，无论对于形制、纹饰还是铭文的字形书体，主要是给出一个相对年代，而绝对年代的判定，还是要靠标准器。第二，金文字形书体的断代与形制、纹饰的断代一样，是有弹性的，即某种型式的字的存在有一个稍长的时段，因此在依据字形书体断代时，必须综合考虑形制与纹饰方面的因素。
总而言之，《金文卷》的出版，只是说明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系统研究西周金文字形书体的工作刚刚开始，很多现象还没有揭示，内在规律还没有掌握，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思考。
本文由王蕾 摘编自 王帅 著《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西周金文字体卷》之“代序”。内容有删节、调整。
（孙莉 审核）
978-7-03-055974-6
定价：1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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