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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廖汉生倒台内幕

2017-11-26 历史黑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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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陈先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作者陈先瑞

杨勇


十年动乱时期的前九年,我在北京军区先后任副政委、政委。1967年1月,杨勇司令员、廖汉生政委被打倒,周总理宣布郑维山副司令员为代理司令员,李雪峰兼军区第一政委,我是军区四位副政委中牵头的。1969年5月,郑维山和我分别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70年12月至1971年1月,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李雪峰、郑维山被撤职,李德生(后来是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任第一和第二政委,他们忙于中央和军委的事,由我主持军区的日常工作。那时北京军区成员中,有那么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职,华北三省(区)和京、津两市的一把手也都兼任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参谋长、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30多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区领导领导班子。有八个野战军,一个卫戍区,一个警备区,三个省军区和十多个独立师。当时,北京军区兵力是各大军区中人数最多的。


这时的北京军区,可以说兵多将广,又驻防在中央所在地首都,除和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样,要“三支两军”和“准备打仗”以外,还肩负直接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重任。由于北京军区地位举足轻重,我们经常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示。


十年动乱,是我党历史上政治斗争最复杂、最残酷的十年。我在这个时期坚守在北京军区主要领导这个风口浪尖的岗位上,经历了我一生最紧张、最矛盾、最迷茫、最痛苦的九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从1965年底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同志到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从“五一六”通知到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从北大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到军区机关开展“四大”,我和多数老同志一样,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同时我也和大多数老同志一样,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号召,“活到才,学到老,革命到老”,积极拥护,积极投身到文化革命中去。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信仰和崇拜,我对“文化大革命”虽不理解,但绝不敢怀疑,我对先后蒙冤受受迫害的“彭罗陆杨”、“刘邓陶”,虽然感到突然和迷茫,但绝没有怀疑是党中央、毛主席犯了错误。那时,我是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中央文件怎么说,我们就跟着怎么说,军区党委怎么表态,我就怎么表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突发事件越来越频繁。“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五一三事件”、“七二○事件”、“王关戚事件”、“杨余傅事件”等等,接二连三。中央、地方、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的越来越多。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常常有家也回不去,饭也吃不上,觉也不能睡,不是紧急开会,就是疲于奔命去处理紧急事件,忙得晕头转向,思想也越来越跟不上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对如火如荼的斗争,对那么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对所谓的“两个司令部”,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我是越来越不理解,越来越迷茫。我看了不少马列、毛主席的书,学了许多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首长讲话,学起来,看起来,听起来,觉得头头是道,很有道理,但是执行起来,贯彻起来,却又感到互相矛盾,很多都行不通,现实使我深感自己的思想水平实在难以应付这么复杂的斗争。经过苦苦思索,我定下了三条决心:一是坚信党中央、毛主席,跟着上级走。凡事按照上级文件办,照抄照转,不走样地执行;二是对组织、对同志、对群众,凭党性、凭良心说话办事;三是积极努力工作,尽力少犯或不犯错误。


……


1967年1月初,江青一伙策划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开始了全面夺权。林彪面示杨勇司令员:“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廖汉生。”杨勇同志感到很为难,于是请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问他怎么办,萧说由他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有了答复,说由上面派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点火,这样,机关的“四大”就可以趁势展开了。


1月5日,杨勇主持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林彪关于“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的指示,但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这句话。这时,廖汉生政委正在保定驻军参加“四好连队”年终总评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党委常委会。


会后,按照党委讨论决定,通知廖汉生政委务于6日回北京。同时,机关做好搞运动的准备工作,起草一个召开动员大会用的讲话稿。准备8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向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同志交代军区司、政、后机关开展“四大”,要他们抓好部队工作,保持部队稳定。


1月7日夜间,总政治部值班室通知说,上面去人到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要军区迎接,帮助张贴。1月8日凌晨,大字报贴在了军区办公楼主楼横梁上。大字报中污蔑廖汉生“是贺龙的人”,捏造了数条罪状,署名的人都是中央文革或军委文革小组的成员。这张大字报,煽动性极大,如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军区机关大院。早上一上班,机关干部就看到了,顿时议论纷纷,秩序大乱。


1月8日上午,军区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会议是在北京城里定阜大街原军区政治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我对夜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按照通知去参加会的。当我走进会议室时,看到与会者人人表情沉重,一种不祥之感在我头脑中产生。


我在一位副司令员旁边坐下,他轻轻地说:“迟到了。”我悄悄地问:“出什么事了?”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胡子,用手比划了个“八”字,我当时就想到是贺龙元帅出事了,根本想到会是廖政委出事。杨勇看到人已到齐,便宣布开会。他还没讲几句话,军区文工团的造反派来了,要廖汉生到西山军区大院看大字报。会议骤然沉寂,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廖政委看到这种情景,便问:“你们看怎么办吧?”杨勇司令员说:“我看还是去看大字报,正确对待群众嘛。”廖说:“好吧,我看你们是商量好了。”边说边掏上衣口供里装的小本,把记有机密的小本往皮包上一放,说:“小眼镜(戴眼镜的党委秘书)交给你!”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会议室。廖汉生就是这样,以看大字报为名,回到军区大院,遭受批斗,被非法关押起来的。


1月8日晚上,总参代总长杨成武为稳定北京军区局势,临时把军区部分领导同志召到了翠微路总参招待所,对大家说,杨勇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我们加强团结,抓好运动与部队工作。我们听了觉得心里有了底,有一种稳定感。可是不到半个月,风云突变,杨勇司令员被打倒了。


杨勇司令员是怎么被打倒的?军委徐向前副主席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讲了杨勇同志被打倒的起因和经过。徐帅说,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叶群说她要发言,只见她从口供里掏出一份发言稿,念了起来,内容是什么呢?批判萧华。她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陈伯达、江青在一边帮腔,说了萧华同志很多坏话。”“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萧,也都有讲话稿,显而易见,这次‘批萧’是江青、叶群等人会前预谋的,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为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散会后,杨勇同志回北京军区作了传达,风漏出去了。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记录本未保存好,被群众组织偷看,知道了会议内容。于是,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不少文件。萧华同志从后门走脱,跑来找我,因见我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同志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我得知此事后,当晚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发现杨勇传达了会议内容,我打电话找他,他表示诚恳接受教训。”“次日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杨勇同志来到后,我又当面说了他。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在那里火上加油。这时,萧华来了,并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我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掉到了地上。叶帅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拍了桌子,把手骨都拍伤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就是这样。事后,成了‘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反党罪行’。”


徐帅又说:“1月间,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一直耿耿于怀。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萧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我们批评杨勇,要他检讨,目的是为了帮他‘过关’。可以,林彪一伙不会放过他的。京西宾馆的会议刚刚结束,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就掀起了揪斗、打倒杨勇的浪潮。1月23日,战友文工团一些来我家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我接见、表态,不接见就不走。我接见了他们。”徐帅的回忆是清楚的。


……


1969年5月,我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从此以后,我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华北会议”、“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儒斗争”、“评《水浒》”,在这些大运动中的小运动里,我一边接受批判,不断地作检讨,一边清理自己的思想。我逐步意识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混淆了是非和敌我,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很不正常。江青一伙妄图篡党篡军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暴露,我和其他老同志一样,意识到这是对党和国家的最大威胁,要有所警惕,有所防范,有所抵制。“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北京军区各项工作基本上未容“四人帮”插手,军区党委和我本人还向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揭发过“四人帮”试图插手军队的情况。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我常常想“文化大革命”所经历的情况,深深感到自己在十年动乱中思想认识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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