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 天则十年历程
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成长并有所作为，是在中国改革不断取得进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回顾中国过去十年的总体的成就确实是伟大的，经济的成长，个人自由的扩大，国内外交流机会的增加，使得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有所作为。——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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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经济研究所是1993年七月二十六日成立的。
一年前的一二月间邓小平同志南巡，大大地改变了全国改革的郁闷气氛，人民要求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人们的积极性因小平同志南巡而喷发，整个中国大地激发出空前的热情，各个行业都活动起来。天则经济研究所，一个由经济学家兴办的经济研究所也在这一改革浪潮中应运而生。
天则所在正式成立之前，经过一系列讨论，以盛洪，唐寿宁，张曙光，樊纲，茅于轼为一方，以王永锋， 吴滨，卢跃刚代表大象文化公司为另一方，达成了协议。大象文化公司同意出资50万元支持成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原来注册是一个商业机构，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这样的注册性质是双方同意的。在出资方，这是一项投资活动，希望以后能够得到投资回报；在经济学家一方，认为学术是可以转化为利润的。但是也应该说，虽然利润是双方合作的动机之一，但是双方更有通过学术研究来促进社会进步的深层目的。在当时，如果单纯为了商业利益，双方都有更好的选择；在事后也证明了天则所越来越明确为非盈利机构之后双方的合作更为密切，出资方不但没有回收过一分钱利润，反而在天则所的各项活动中不断继续资助。从人员结构来看，双方都是学者型的，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方是清一色的经济学家，另一方是法学，传播学，文学的结合。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结合，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才会有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出现。而且这些条件使得以后十年天则所经过的几次大的调整和变动，都没有遭遇挫折。
天则经济研究所当时注册为一个商业机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注册成非盈利的学术机构非常困难，政府不鼓励，甚至禁止这一类机构的设立。这一情况至今多少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无法注册的情况没变。事实上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政府，有企业，还要有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广大百姓不但需要企业的生产性服务，需要政府的治安和权力性服务，而且还需要慈善性，文化性，联谊性的非权力性服务。固然这类服务也可以由政府提供，但是混淆权力性和非权力性服务会把非权力性服务搞拧了，不如由没有权力的非政府组织来做效果更好。事实也证明，天则经济研究所存在的十年，为社会做了大量的服务性工作，对改变我们这个社会使其更融洽，更完美，更合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确实，人类历史几千年过去虽然有过慈善机构，但没有非政府组织这一名称，这类组织也很不发达。倒不是社会没有这种需求，而是因为社会的生产力达不到这样的水平。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这种多少有点锦上添花的组织才有可能出现。我国社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力突飞猛进，对非政府组织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天则经济研究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并存在和发展的。
1993年天则成立时，决定由盛洪出任理事长兼所长，方绍伟任副所长，张曙光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唐寿宁任常务理事，茅于轼和樊纲为理事，大象文化公司为机构理事。成立大会是在西单三味书屋二楼，当时租用的办公房舍是西单达智胡同17号，半年租约期满后即因拆迁，于1994年5月4日迁往水利科学院。同年10月5日办公室又迁往方庄芳古园一区32号楼，1999年4月1日又迁到紫竹院公园的报恩楼二楼，2003年4月11日又迁往五塔寺内。在十年之中，天则所一共搬过四次家，换了五处办公室。
天则所成立不到两个月以后，盛洪因为去芝加哥大学科斯教授处访问，而茅于轼正好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理事长和所长就由茅于轼代任。次年5月盛洪从美国回来，理事会决定茅于轼继续担任所长，盛洪担任理事长。事实上茅盛两位共同领导着天则所，一直到1999年10月14日，由张曙光接任所长。那时张曙光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退休。茅于轼则担任理事长的职务。汪丁丁任学术委员会主席。2003年1月2日理事会上决定由盛洪担任所长，张曙光担任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茅于轼担任常务理事。
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作为事业单位登记注册的。按照现行的规定，事业单位必须有主办单位或者叫挂靠单位。事实上天则所的人事安排，谁当所长，谁当理事长，都是由理事会投票选举决定的，天则所的经费完全是社会各界支持的。并没有一个后台在主管着我们。我们这种结构有利于保持天则所的独立性，但是也减少了稳定性，尤其在财务上，没有一个稳定的来源，领导人不得不成天担心关系生死存亡的财务问题。有些非政府非盈利组织有一个主要出资方，财务不成问题，但要保持独立性就可能会有困难。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主要业务活动是发展学术，而学术是一种公共产品，无法卖钱，所以我们的经费来源都得靠捐助。十年前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要的捐助方是外国的非政府组织，最近几年国内的企业也开始对我们提供经费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的事，说明国内的企业不但成长起来了，而且企业家越来越有社会责任感，愿意帮助非政府组织关心社会的事务。此外，我们也做少量的咨询工作，满足客户在经济学方面的特定研究，并收取费用。例如亚洲开发银行曾经要求我们做过三个咨询课题，中国政府的部委，地方机构也有过一些研究性项目，例如电信价格弹性的研究，水权水价的研究等。凡是咨询性的课题我们都按章交税。
一个非政府组织要能够得到社会的捐款，首先要得到社会的信任。信任从何而来？只能从过去的经验来。对于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它没有任何过去的记录。所以一开始时，天则所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最早的几个项目只能靠个人关系，或者说靠个人过去的信任。这样的困难情况长达三四年之久，有好几个月不得不拿个人的家庭储蓄借给所里开工资和支付出差费。现在虽然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天则所的年度经费已经从最初的三四十万元增加到将近三百万元，人员从四五个人增加到将近三十人，经费不足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过去，随时随地可能发生。这也督促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节约开支。从长远着想，天则所必须有自己的积累。天则所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财务剩余不可以分红，但可以成为天则所的积累，以保证天则所的稳定。
十年来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活动没有偏离最初设定的目标，即在中国发展和普及制度经济学，并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知识来促进社会进步。主要的活动有：提供双周论坛，鼓励学者自由发表学术和政策研究成果；主持和组织“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和“政府制度改革的研究”；举办制度经济学的年会和培训班；提供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报告；举办各种与经济学有关的专业论坛，适应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帮助有关部门探讨对策；出版研究报告，会议文章，和每年一本的经济学论文选；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评论》；设立天则所网站，传播天则所和特约研究员的学术思想，报导天则所的活动新闻等等；还创立了专业网站“中评网”。此外还接受个别企业或者政府所需要的专题研究，这些属于咨询的项目，占工作量的不到五分之一。
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成长并有所作为，是在中国改革不断取得进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回顾中国过去十年的总体的成就确实是伟大的，经济的成长，个人自由的扩大，国内外交流机会的增加，使得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有所作为。这不但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幸运，更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2003-7-3
茅于轼 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获得者，2014年4月，入选英国 Prospect 杂志“世界顶级思想家”（World Thinkers of 2014）候选50人名单，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