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至善：66年做编辑，不承认“为人作嫁”
谨以此文纪念至善先生去世十周年
叶至善先生1945年8月进入开明书店，正式开始了编辑生涯。
起初他为父亲叶圣陶主办的初中生杂志《开明少年》做编辑。为了给孩子们编辑好、写好文章，至善先生给自己立了四个规矩：
第一，要跟孩子们讲清楚的事儿，先问问自己是否弄清楚了；第二，要让孩子们感兴趣的事儿，先问问自己是否感到了兴趣；第三，要让孩子们感动的事儿，先问问自己是否被这事儿感动了；第四，要求孩子们做到的事儿，先问问自己是否也打算这样做。
1952年他开始编《中学生》月刊。1953年转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任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主持编辑《旅行家》和《我们爱科学》杂志。曾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
著有《失踪的哥哥》、《花萼与三叶》、《未必佳集》、《梦魇》、《古诗词新唱》、《诗人的心》、《我是编辑》、《科普杂拌儿》、《父亲的希望》、《读父亲长长的一生》等。曾先后参与和领导编辑大型丛书《少年百科丛书》、《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国历史故事集》、《儿童自然科学丛书》等。
至善先生做编辑66年，自言不承认编辑是“为人作嫁”，不但过去没悔过，现在仍然不悔，将来也绝不后悔。并做《望六怀书》自嘲：
矻矻何为者？事雕虫、咬文嚼字，灯前窗下。烟蒂盈盘茶重沏，忽忽秋冬春夏。且不悔为人作嫁。彩笔苦无回春力，敢丹黄信手胡描画。千古事，费评价。
杞人自笑忧天塌。更何须、占风卜雨，担惊受怕。红紫万千迷人眼，细辨卉真葩假。再学习延安讲话。伏枥识途都无据，意拳拳尽力添砖瓦。翻旧调，寄骚雅。
明知是雕虫小技，不过咬文嚼字而已，为什么要这样白天黑夜地干活呢？我说不清楚，只好避开作正面回答，而且声明我对编辑是“为人作嫁”的这个说法，一向持否定态度。“为人作嫁”，无非说编辑出了力，作者出了名。作者所以出名有许多因素，在正常的情况下，最主要靠作者自己努力；至于编辑，不过尽了应尽的职责，做了分内应做的事儿，有什么可气不忿的呢？在这里我用了个“且”字：这个“且”不是“暂且”的意思，而是北京方言中的“且”。在北京方言中，把“且”字用在一句否定的话的头里，语气比“终”字更斩钉截铁：不但过去没悔过，现在仍然不悔，将来也绝不后悔，根本不承认有“为人作嫁”那回事儿。苦恼倒是经常有的，看出了缺陷，看出了毛病，却没有本领弥补和改正，对着稿子思来想去不敢下笔。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编辑工作做久了，文章的好坏，心中还是有点儿数的，难就难在使不上力气；而责任又那么重，一落笔就成了“千古事”。
（选自叶至善文《编辑瘾》，1985年8月）
至善先生编辑工作的66年中，为少年儿童写了大量优秀科普文章和图书。其中科学家传记小说《梦魇》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第二届宋庆龄儿童文学二等奖。《竖鸡蛋和别的故事》获上海优秀科普读物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科普作品荣誉奖。
1992年，至善先生获中国福利会颁发的“梓树奖”。1996年，获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选的首届“伯乐奖”。2004年，获“中国韬奋出版荣誉奖”。据海飞先生回忆：“在中国版协颁发‘中国韬奋出版荣誉奖’时，原来准备由我陪着叶老去领奖，但到叶老家去请时，发现叶老因身体太弱实在无法到会场去了。叶老在入住北京医院前，从来没有停过手中的笔，他责编了25卷本的《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个浩瀚的丛书工程耗去了叶老巨大的精力。叶老又出版了两部回忆父亲的著作，一是《父亲的希望》，一是《父亲长长的一生》。我在中国版协的颁奖大会上领来“中国韬奋出版荣誉奖”奖牌和鲜花后，马上和中少总社社委会办公室主任马卫东一起送到叶老家。当时在非典期间蓄起长长白须的叶老，虽然起身站立非常困难，但依然由保姆蹲下身来在背后支撑着照了一个怀抱“中国韬奋出版荣誉奖”奖牌和鲜花的相。这张相据说是叶老人生的最后一张相。”
海 飞
当我问起为何以“我是编辑”为书名时，叶老说：“我这辈子，其他都是虚的，编辑是实的。”叶老的编辑情怀深深地感动了我。叶老以一颗金子般的心从事编辑工作，先后参与和领导编辑出版了大型丛书《儿童自然科学丛书》、《中国历史故事集》、《少年百科丛书》等，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少儿科普杂志《我们爱科学》，责编了《宝船》、《小布头奇遇记》等优秀儿童文学集，并创作了《失踪的哥哥》、《诗人的心》、《竖鸡蛋和别的故事》、《未必佳集》等文集。叶老的八十大寿庆典，除了大家知道叶老每天爱喝点儿绍兴黄酒，请到咸亨酒店喝了一次酒外，是以《我是编辑》的首发式来替代的……毫无疑问，叶至善先生以金子般的老编辑形象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共和国的国宝。现在叶至善先生走了，但这个生前奋斗了88个春秋的金子般的老编辑的光辉形象将永远留在中国出版业的永恒史册上。（《叶至善：金子般的老编辑》）
没有想到，我竟然很快就接到了叶至善先生的回信。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
那时，叶至善先生刚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暂时赋闲在家，正好看到了我寄给他的文章。他在信中说他和叶圣陶老先生都还记得我，他对我能够坚持写作给了很多鼓励，同时，他说如果我有新写的东西，再寄给他看看。我便立刻马不停蹄地把10篇文章中剩余的篇章陆续寄给了他。他一点不嫌麻烦，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以他多年当编辑的经验和功夫，对我先后寄给他的每一篇文章，从构思、结构，到语言乃至标点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我修改后再把文章寄给他，他再做修改寄给我。稿件和信件的往返，让那个冬天变得温暖起来，我的写作也来了情绪。收工之后点亮马灯接着写，写好之后给他寄去，然后等待回音，这成了那些日子最大的乐趣和动力。他从来没有怪罪我的得寸进尺，相反每次接到我寄去的东西，都非常高兴，好像他并没有把我对他的麻烦当成麻烦，相反和我一样充满乐趣。每次他把稿子密密麻麻地修改后寄给我，总会在信中说上这样的一句话：“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这话让我增加了自信，也让我看得出他和我一样的高兴。
令我永远难忘的是，在我最卑微最艰难的日子里，叶先生（叶至善）给予我的信心和勇气，让我看到了文学的价值和力量，以及超越文学之上的友情与真诚、关怀与期待的意义和慰藉。（《可敬的叶至善先生》）
至善先生称得上是个一生都在咬文嚼字的人。他的身体力行，体现的是出版人的敬业精神和文化追求。大概在二十年前，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几个编辑，曾在丁景唐先生的带领下，拜访叶圣陶老先生，至善先生当时曾陪同在座。他俯身在父亲耳边说话的恭谨神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事，我又和先生有过几次直接接触。日前惊悉先生驾鹤西归，不禁怅然若失，当年的情景一一浮上心头。我想，对先生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像他那样热爱编辑工作，像他那样咬文嚼字。（《叶至善：一个一生咬文嚼字的人》）
与至善伯一起值班，通常是我值上半夜的班，至善伯值下半夜的班。约定十二点交班，至善伯总是提前换我去休息。至善伯守护叶老，手头总是带一些要修改的稿子，待叶老睡熟的时候工作。我发现，至善伯改稿总是用6B铅笔写在背面有字的废纸上，很少使用正儿八经的方格稿纸。他们是编辑之家，叶老、叶老的夫人胡墨林婆婆、至善伯、至诚老师都作过编辑。至善伯这种节俭的好习惯，大约是从叶老身上继承下来的。（《回忆师伯叶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