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传鉴先生二三事
周恩来总理抗战时在重庆8年，每逢南开中学校庆，均以校友的身份到校祝贺，尊称他为老师；1957年周总理出访亚非十一国归国途经重庆时，专程到南开中学看望他；在全国政协招待宴会上，席间周总理走到他面前向他举杯敬酒，并向其他领导人介绍“这是我的老师”；1964年周总理到重庆视察，百忙中抽时间专程前往看望他；他1966年逝世时，总理发来唁电，请中共重庆市委代送花圈。他，就是民进重庆市委会第一届主任委员，重庆南开中学创办人之一，曾任重庆南开中学校长的喻传鉴先生。
爱国教育家
喻先生早年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1919年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应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之邀，回天津南开中学任教，翌年任教务主任。1930年因成绩卓著，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被选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中等教育学，获教育硕士学位。
1936年，喻先生奉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之委托，赴渝筹办南渝中学，校务由他全权处理，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其间有自贡绅商20多人，慕南开名联名致函天津南开张伯苓校长，委托南开在自贡办一所中学，定名为蜀光中学，推举喻先生为校长。喻先生常往返津渝之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南开中学遭到日军轰炸，日军占据了学校，师生们被赶出校门，喻先生深感国家被侵略、无家可归的惨痛，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他说，当国家生死存亡关头，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将何道以报国？一个南开被毁，将有第二个第三个南开出现！喻先生遂决定入蜀，为培养后方青年，推广南开精神，施以良好教育，为国事送人才，为抗战增实力。喻先生毫不犹豫、无条件地接受了蜀中重任。
喻先生在重庆的办学宗旨，遵照南开“公、能”校训，不是“为学校而办学校”，而是为教育而办教育。体现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办学思想，重视培养学生有为“公”牺牲的精神，有为“公”服务的能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
喻先生善于创新，既不拘泥于传统教育方式，也不全盘西化，根据国情不断创新。他禀行南开一贯的学风，事事认真，要求教师认真地教，学生认真地学。他不唱高调，不说空话，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他认为方法可以改变，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方向不能走错。
他的办学方针：一是注重体育，二是提倡科学，三是鼓励团队组织，四是注重人格陶冶，五是培养建国实力。他对中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贡献，在那个时代是首屈一指的。
重庆南开初中1939班三年师生合影（后排左四为张伯苓，后排左六为喻传鉴）。
喻传鉴与吉鸿昌
喻传鉴作为一位爱国教育家，与吉鸿昌将军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深厚情谊，他们的相识，缘于一段特殊的交往和爱国主义情怀。
吉鸿昌将军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九一八事变后他坚持抗日，1931年被解除兵权，被逼迫携眷出国“考察”，恰好遇到在美国学习的喻传鉴。一个是行伍出身的军人，一个是儒雅的教师，虽然各自的经历大不相同，但思想上爱国的共鸣，教育救国的理念，使两人一见如故。一路上，他们共同的话题就是如何振兴祖国和办教育。他们认为，要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非办教育不可，要让更多的人受教育，有知识，才能国富民强。朝夕相处，爱国、爱教育的共鸣与思想的碰撞，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见恨晚，成为莫逆之交。吉将军钦佩喻先生异国求学献身教育救国的雄心，喻先生则敬佩吉将军不屈抗日的民族精神。吉将军遂邀请喻先生随考察团一同赴欧，并商量回国后齐心协力办学。回国后，喻先生对吉鸿昌将军早年在家乡办起的贫困子弟学校给予指导，各方面都有改进和提高。
1932年1月，吉鸿昌回国后，联络与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变卖家产购买枪械，组织武装抗日。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吉鸿昌在天津从事抗日活动，被军统特务逮捕，英勇就义。吉将军就义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儿女托喻先生照料、教育成为有用之才。
吉鸿昌将军被害，喻先生深感痛惜，他冒着风险，安排吉将军子女读完小学、中学。由于吉将军家境困难，子女即将面临中途辍学，喻先生闻讯，立即从重庆赶到天津，他满含热泪地对吉夫人说，“让孩子进南开中学就读吧，我负担全部费用”。喻先生靠薪水生活，家里10来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以父辈之爱温暖着凄苦的革命遗孤，以朋友的真挚情谊告慰将军英灵。
喻先生当年奔波于津、渝两个南开中学之间，他在天津的时候，总是抽时间去看望吉将军的孩子，资助学费、饭费，连购校服他都亲自陪同。他关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他把对吉将军的情谊和敬重，化为对孩子的爱和关怀，使孩子得到了不是父亲，胜似父亲的父爱。
抗日战争时期的南开中学。
一身正气 人品如玉
喻先生是位正直的教育家，热爱真理，倾向光明和革命。他才干出众，不爱金钱不爱“乌纱”，一心要办教育救中国。他中学的同班同学有的当了中法大学、清华大学的校长，联合国理事会代表等要职，但他从不羡慕。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江苏省政府也曾分别邀他出任教育局或教育厅长，他均一一谢绝，从不动心。甘愿“布衣”在南开中学的教席上，志在培育“允公允能”的爱国青年。
喻先生人品如玉，在他办公桌抽屉里公用、私用的信纸信封邮票均分别摆放、分别使用，公私分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则威”。喻先生在学校声望高、威信高，就因他“惟公”立于世、立于校、示范于学子。
喻先生爱才惜才，正直善良。有位教语文的教师有学识，书教得好，只因其时常传播进步思想，受到国民党负责人训导主任的仇视，多次提出要解聘他，喻先生以该教师书教得好受到学生欢迎为由，拒绝再三，保护了这位教师。一次，有个学生在黑板上写了辱骂老师的字句，触犯校规，喻先生当即张榜除名，不畏该生之父是蒋介石幕僚有权有势，谁说情也无济于事，对方认错后，并按规定实行“条件入学”才得复学。条件入学即必须由家长和保证人及学生本人立下字据，申明复学理由，此后若违反任何一条校规永不能再复学。
1945年5月的一天，国民党特务到重庆南开中学抓捕进步学生，当喻先生知道后，他与特务巧妙周旋，一面暗示姓薛的老师迅速通知毫不知情正在教室做功课的肖根培等人，使6位学生安然脱险幸免于难，他以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保护了这些进步学生。
重庆解放前夕，黑色统治像雾一样笼罩山城，不少进步学生被捕，他曾多次出面从国民党枪口下把进步学生保下来并安全转移。1949年4月，重庆学生反对国民党枪杀学生游行示威，敌人荷枪实弹杀气腾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年近六旬的喻先生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冒雨走在游行队伍里，他的举动给学生以极大的鼓舞。
当年，在重庆地下党做领导工作的江竹筠（江姐原型）就曾对南开中学的进步教师讲过地下党对喻先生的赞扬之意，要求尊重、接近、团结、保护喻先生，因为党需要这样有良知、爱护学生、正气浩然、爱国的教育家。
喻传鉴先生
肝胆相照 鞠躬尽瘁
重庆解放后，喻先生被任命为重庆南开中学校长，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教育教学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和飞跃。1952年他加入了民盟，1956年，喻先生被任命为重庆市教育局副局长兼南开校长，并从1950年起就先后担任四川省、重庆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作为一名党外知识分子，开始了与中共肝胆相照合作共事的新征途。
喻先生壮年时代曾多次拒绝出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厅（局）长，但到了晚年，却欣然就任新中国重庆市教育局副局长。这是因为他认为新中国的教育局局长不是做官，而是人民的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能真正实现“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他办教育的宗旨升华了。
1957年民进重庆市委会筹建之时，喻先生任第一届主任委员。他认真贯彻民进中央关于组织建设的方针政策，在主持民进工作中，待人和气，平易近人，有知识分子的儒雅，有忠厚长者的风度，深得会员敬重。他先后担任民盟三届中央委员和民进五届中央委员，历任全国政协三、四届委员，重庆政协二、三、四届常委等职，在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团结和凝聚了广大会员，他对重庆民进的建立与发展功不可没。
1959年，喻先生患脑血栓半身不遂，1966年不幸病逝。生病期间稍愈，便念念不忘学校和民进的工作。
喻先生有6个女儿，其中5个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大女儿喻娴文是重庆南开中学特级教师，大女婿叶谦吉是西南农业大学终身教授，他的后辈中有16位献身教育事业，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
喻先生一生教书，桃李满天下。他以南开中学为家度过大半辈子，鞠躬尽瘁。加入民进后，他以在重庆普教界的声望，团结和带领会员与中共合作共事肝胆相照，为多党合作事业贡献才智。他以爱国教育家的公心，贯彻“公能”校训，兼以经济管理学家的才能，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整套中学管理理论与实践体系，成为一种南开独特的“学校管理艺术”。
重庆南开中学旧址。
（本文原载《民主》2010年9期，作者：周红。本刊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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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传鉴是南开中学第一届学生，在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回到南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兼教务长，后来更担任南开中学教务主任。周恩来是天津南开中学第十届学生。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求学期间，喻传鉴虽然并没有给周恩来上过课，但周恩来仍然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对他十分尊敬。
抗日战争期间，喻传鉴受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之派，赴重庆筹建并主持重庆南开中学工作，而周恩来则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山城重庆战斗了八年。于是，在重庆，他们又相逢了。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不论工作多忙，每逢南开中学校庆，只要分得开身，他总是以校友的身份到校祝贺，并顺道看望喻传鉴、张伯苓及其他老师。有时一人，有时则与邓颖超一同前往。
1940年冬天，他到沙坪坝津南村开校友座谈会，会后专门去喻传鉴家看望喻传鉴，当时邓颖超没有一起前往。周恩来特别代表邓颖超向喻传鉴夫人潘珍兰（潘珍兰系邓颖超直隶第一女师的同学）问好。
在这一时期，喻传鉴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经周恩来介绍、说服和教育，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明确认识。
一天晚上，喻传鉴在张伯苓家和周恩来见面谈心后，回家兴奋地对家人说：“真正爱国的是周先生，是中国共产党。”以后，他每次和周恩来见面后，回到家中都会如数家珍地给家人讲述周恩来启发教育他的一些话。有一次，他郑重地给夫人潘珍兰说：“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斗争和革命事业才是真正为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着想的。”
解放后，喻传鉴留在重庆担任南开中学校长。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或多或少面临经费不足问题，南开中学遇到的最大困难也是经费欠缺。其时，喻传鉴正好应邀前往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他准备在会上择机向有关领导、部门提出南开遇到的问题，寻求解决途径。开会期间，时任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得知老师喻传鉴来北京开会，特地安排出时间派车接喻传鉴先生去家中见面。会面中，总理特别问到南开中学近况。喻老先生于是适时将南开中学面临的问题和盘托出。总理沉吟了一下，爽快对喻老先生说：“经费问题，政府一定会负责解决，您不要担心！”他勉励喻老把学校办好，为新社会多培养人才。回重庆后不久，在有关部门协调下，南开中学经费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喻老可以安心谋划南开的发展了，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说道：“感谢党！感谢总理！”
1957年2月10日，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十一国后，回国途经重庆时，在贺龙元帅的陪同下，专门到南开中学看望喻老师。会见时，周总理向陪同的市委书记任白戈介绍：“喻校长是我的老师。”又问任白戈几位校长谁是正校长，任白戈回答说：“喻校长是正校长。”周恩来于是微笑着点点头。同年秋，喻老去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招待宴会上，周恩来特地走到喻老席前举杯向他敬酒，并向毛主席和政协其他领导介绍说：“喻老师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在场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对周总理这一尊师行为十分敬佩，一位政协委员深有感触地说：“总理位尊不忘师生情啊！”
1964年，周恩来总理到重庆视察工作，百忙中还抽时间到沙坪坝南开中学看望喻老，恰逢喻老因病住院。总理获悉后，又连忙赶到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看望，叮嘱喻老养好身体，继续为国家教育事业出力。 1966年4月21日，喻传鉴先生在重庆逝世，周恩来接到讣告后，立即发来唁电，并电请中共重庆市委代他向喻老师灵前敬献花圈，花圈上写着：“喻传鉴老师千古，周恩来敬挽。”
周恩来与喻传鉴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南开中学师生中久久传颂。
（本文节选自《喻传鉴与吉鸿昌、周恩来的情谊》，原载《民主》杂志2014年2期，作者：钟潜）
喻传鉴先生1938年给重庆南开中学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