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王立平讲述音乐与人生
一曲《枉凝眉》，让王立平这个名字深深印在中国听众心里。王立平是著名曲作家、词作家，曾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除了《枉凝眉》，他还有很多被中国听众喜爱并经久传唱而不衰的歌曲，如《少林寺》、《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太行颂》、《飞吧鸽子》、《少林寺》、《牧羊曲》、《大海啊故乡》、《驼铃》、《潜海姑娘》等等。2015年，由中、日、韩三国五地众多明星及众多优秀青年演员共同出演的《书圣王羲之》的主题曲《书法 书法》、《花儿半开月儿半圆》，插曲《人生只百年》也由王立平创作。
音乐与人生联系太紧密了，音乐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茶余饭后有个响头，听起来很高兴。音乐其实从它的产生到发挥作用，跟人生，甚至跟社会都有很密切的联系。
我1973年从农场分配到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我去厂里后，一场风波刚刚过去，叫“南京长江大桥”事件。当时有个纪录片叫《南京长江大桥》，有人向中央打报告，说这个片子里用了前苏联“列宁山”的音乐，报告一直打到江青、张春桥那里。他们说这是“反革命事件”，要对所有人员彻底清查，并带上一大堆帽子，还要查三代。在那个年代谈不上艺术，谈不上创作，谈不上对艺术的追求。有一部片子叫《针刺麻醉》，要配乐，可那时只许用13段音乐，用《下定决心》、《国际歌》，不太合适，最后选中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最后成了走在大路上扎针灸。那时写完曲子就互相听，听像不像什么，怕艺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我两次被打成“反革命”。一开始我也狂热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窗外响起的歌“向黑线开火、开火”的曲子是我写的，弄了半天我才发现是向我自己开火。那时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哪里是艺术，完全是吵架，并且是不讲理的吵架。还有样板戏。样板戏是精品，但是它表现的思想那么“高大全”，男人都没有媳妇，女人都是寡妇，很少讲人情。8亿人民只有8个样板戏，这样的艺术怎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爱好、不同性格人的需要呢？那时候人们都很痛苦。我记得，有天有位老领导突然推开门说：“上班时间你们不去学习，不去写作，打扑克！”事后，我们找领导悄悄说：“您以为我们打扑克痛快呀，我们是痛苦才打扑克的。”
有人说作曲是玩技术；有人说靠才华；有人说是靠运气。其实音乐艺术是非常艰难的一门艺术。我们当时听那种嚣闹的东西太多了，老百姓对这种无尽无休的争啊、斗啊已经厌烦了。对永远唱高调的最响、最强、最革命的艺术厌烦了，人们需要艺术的回归、美的回归，找到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己心声的艺术，属于自己的美的艺术。可是，当我们没有回过味来时，铺天盖地的邓丽君来了。
为什么邓丽君歌曲受到欢迎？因为过去喊着各种口号，现在突然有人在耳边轻轻地说几句特别有人情味的话，一下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容易接受。当时我觉得邓丽君有些歌不错，有许多可取的地方。不必禁她的歌，不要让年轻人什么都不接触，用命令、不讲道理的办法禁是没有用的。严格说艺术是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的，是属于服务行业，是为大众服务的，是创造精神财富供大家选择、欣赏的行业。相反，我们要提供更好的东西给大家。有一次我到东北的一个林区，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教育。那时我写出了《太阳岛上》等作品，林区的几个小青年说，他们都爱听邓丽君的歌，仅有的两盘磁带都转录了邓丽君的歌。可是后来听了几首歌，包括我和施光南的歌，他们说也很好。这就为难了，仅有的两盘磁带都录了邓丽君的歌。后来他们一咬牙，洗了一盘邓丽君的歌，把我们那些歌录上了。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没有人说你们必须洗掉什么，必须录什么，但是他们觉得很喜欢这些歌，那么他们就洗掉了一盘邓丽君的歌。我心想，什么时候咱再写点好歌，把那盘也洗了，不就都是咱们的天下了。所以，我觉得艺术是一种竞争。
对待摇滚乐，也是这样。我不赞成说摇滚不好，青年人好动，什么都想听听、滚一滚，只要不出大格，没关系。另外，我认为如果对青年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千万别听，最后，咱们的知识吃得、看得、听得都是纯粹又纯粹的东西，大概就会缺乏免疫力，还没刮风，就打喷嚏，就感冒了。所以有些东西，要容我们的青年自己去接触，自己去鉴别。另一方面，我也应该告诉大家，音乐是有三教九流的。什么叫三教九流？比如说古典的、传统的交响乐，那真是高雅的，它体现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才华，而且听了以后真是陶冶你的性情，给你一种善良、一种对美的启迪，而且能引发你很多的智慧和联想。有些东西则是一般的东西，这些一般的东西相当于咱们吃饭里的各种佐料，就是说它既不是维生素，也不是蛋白质，增加点就有点味，但是只吃它的话你肯定营养不良。这样的东西听听也无害。
后来，邓丽君的歌听来听去大家就不怎么感兴趣了。在生活中有时就需要换换口味，在音乐中也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媒体也有问题，常常是想一出是一出，就是贪自己的爱好，也影响着我们广大青年的审美趣味。任何艺术里面都有高低之分。港台音乐中有不少很好的歌，从格调到技巧、直到给人的一种感受，都是非常高雅的。但是也有平平的东西，听着也没觉得怎么样。同样花费时间，为什么不听一点真正的能给人艺术上的启迪，心灵上的感悟、熏陶的东西呢？作为欣赏音乐来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趣味，好的东西不要光听别人说，还需要自己去感受、品味。总之，我希望采取比较宽松的办法。年轻人什么都了解一下，但是要有自己的看法，多去想一想，得出自己的结论，从音乐的鉴别之中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也就更丰富了。我希望大家欣赏音乐要用心去听，因为，音乐是用心写的，用心唱的，也希望人们用心来领悟。用心来领悟可以得到许多东西，不但得到愉快，得到精神境界的一种升华，更能得到美的享受。音乐特别能启迪人们的悟性，因为在所有的事情里，音乐是最要感觉的。有的人弹钢琴特别流畅，技巧特别高，但弹完没有味道，味道在一个音与一个音之间强一点或弱一点上。同样一首歌有的人唱起来特别带味，音乐字里行间都透着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是从节奏、旋律一直到美感，是可以启迪人的。
1978年，我创作了《潜水姑娘》（纪录片《潜海姑娘》主题曲，编辑注），当时用了电吉他。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时候有个说法，土流氓玩刀子，洋流氓玩吉他。所以它被打成流氓乐器，凡是弹吉他的，带红箍的大妈都要记上一笔。用吉他表现美的形象以前没有过，一来就是特务、日本鬼子，咚咚弹两下，以此表现反面形象。我就想用一用电吉他，试试看，也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印象。当时找弹吉他的很困难，后来听说一个叫陈志的会弹吉他，他当时在建国门菜场卖白菜，后来试了试效果很好，影片放映后引起很强烈的反响。人生就是要用美的境界、美的艺术、美的音乐装点着美好的希望与生活。
偶然的机会让我去写《太阳岛上》，当时时间很紧，没有乐队，只有用电子琴、吉他来伴奏。当时有的人去了太阳岛，回来说：你骗了我们，太阳岛上没有唱的那么好。当然现在很漂亮了。我说你们上了太阳岛，我还没上太阳岛呢。这是一首好歌，可是作者没有深入生活，这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所说的：生活在先，创作在后？不是的。实际上《太阳岛上》这首歌并不是写太阳岛，我是借题发挥，借着太阳岛响亮的名字、地方，来抒发我们这代人打倒“四人帮”之后，满怀着对生活的希望、憧憬，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和向往：“带着真挚的爱情，带着美好的理想，我们来到太阳岛上。幸福的生活靠劳动创造，幸福的花靠汗水浇，献出你智慧和力量，明天会更美好。”这实际上表现了对生活、对祖国、对未来的向往之情。看了“太阳岛上”这个题材，我似乎找到了一个闸门，找到我倾泻这种创造激情的渠道。我们说体验生活是不是看一看就是体验生活？实际上有人见了生活并没有体验。体验生活要用心去领会，而且还要积累生活。艺术创造，关键是用真诚的激情来写，艺术不仅仅是才华、机遇，更不是仅仅用技巧，而是来自真情。这种真情来自生活，来自对生活深刻的感受。
我写第一部故事片的插曲是《戴手铐的旅客》的主题曲，剧组找到我很高兴。当时电子琴、吉他很流行，而别人说我是玩这个的老手。剧组跟我说：“一定要写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写好了整个电影界的门都对你打开了，写不好再写就难了。”可是我一看本子，有种茫然若失的感觉，主人公刘杰是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带着对人民的感情同敌人斗争。有人说：他跟日本电影《追捕》里的“杜丘”一样，写一个“啦呀啦”就行了。可我想这种工农干部抱着吉他唱“啦呀啦”怎么行，总还是要写个符合他这个人物的真情实感的曲子。我怎么来写这个曲子，如果要写活点，赶时髦用流行的唱法最好，最好带点摇滚。但是这个人物、这个题材、这个故事不能是那样。主人公在人生关键时刻，放弃的是自己，想的还是国家、民族和至死不渝的理想。如果玩闹一下，就亵渎了主人公。要符合这个人物，就要用点民族调，需要用点二胡之类的民族乐器。但这样的话很可能走不红。这首歌的歌词是：“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路漫漫，雾蒙蒙，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送战友踏征程，任重道远多艰险，撒下一路驼铃声。路漫漫，雾蒙蒙，不负人民养育情。战友啊!战友!待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这首词实际融进了我个人的感情。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家、有多少次的分别，我的16岁的小妹妹去农村了；我的父亲是名优秀教师，被逼死了；我母亲也是优秀教师，被送回老家农村了；我也被送到农场。原来是那样一个温暖的家，突然一夜之间家破人亡。“一样分别两样情”，这种感情我是深有体会的。“默默无语两眼泪”，不愿意说、不愿讲的话，那个年代人们都有深深的伤痕。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这首歌，不是这首词多么美妙，而是她真挚的感情使人们找到一种共鸣。父亲、老师从小教育我要真诚，如果要真诚地写这首歌，只能这样写，结果效果非常好。后来，电台催我搞专题节目，我说哪有那么多节目，够不上一个专题，不就是《太阳岛上》、《潜水姑娘》、《飞翔的小鸽子》啊。他们说：最近最红的《驼铃》（影片《戴手铐的旅客》的主题曲）也很好啊。我实在没有想到，那时《驼铃》和《牡丹之歌》是群众点播最多的歌，我当时眼泪都要流出来。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09年7期，作者：王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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